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两次转折”内在关联的梳理，可以发现对“文”——即形式、结构、符号等文本性因素的关注展示了历史和逻辑的贯通性。这种贯通性源自“文”与“人”的本体论关联，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必然引起“人”与“文”的历史辩证运动。它表明文化研究在深层本质上与文学研究相通，是一种在文化视野的“放眼”中“盯住”文本性的历史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