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生活得并不如意时，往往会构想一个黄金时代，用以排解自己的不满。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黄金时代必然是古早的，至少要自己的父辈都不曾见。人们怀古时，会追忆黄金时代的每一个细节，目光流连于过去美好的人、事、物，而不自觉地忽略了古时的缺点。比如夏商时礼正乐存，人民和乐，这是孔子对上古三代的怀念；又如民国时环境宽松，大师辈出，是时人对民国的追捧。正因这黄金时代的存在，对比当下的不如意，许多人不禁会发出九斤老太的感慨：“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情结不光中国人独有，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对古典时期希腊、罗马文化的缅怀。而古典时期是否为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罗马帝国的神圣。但经历过大战的人们，想必都会记得“老欧洲”的荣光。
　　“老欧洲”是我的习惯性称呼，指的是19世纪中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
　　对中国人来说，19世纪并不是什么好日子，从1840年开始，中国便被动荡包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战火绵延不绝，乃至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新世纪的开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帝国的首都又一次被外人攻占。
　　但在欧洲人看来，尤其是在贵族们的眼中，这实在是一个“美好年代”：普法战争结束后，战争似乎已消失；拜工业革命所赐，科技突飞猛进，新的发明不断涌现，汽车取代马车，电灯取代煤灯，电话线与电报线越洋架设，铁路更是铺满了整个欧洲；贵族们凭借着煤炭和劳力有了巨额的财富，开始讲究着装规矩。更别提，海外还有广袤的殖民地。
　　大英帝国处在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国聚集着欧洲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名流，分裂的德意志终于统一。“美好年代”是个飞速发展的年代，文明人之间彬彬有礼，品鉴文艺，讲究关怀。
　　直到战争来临。
　　大家都知道迟早会有一次战争，20世纪初欧洲边缘、海外殖民地的摩擦和紧张气氛，让大家都做好了战争准备，这是一场谁都料得到的战争，但没有人能想到它的结局。战斗的惨烈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新式枪械仿佛地狱使者，毒气对人的摧残不忍睹见。
　　海明威曾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描绘了主人公回忆一战时的濒死军官，那军官中了德军的手榴弹，内脏淌了出来，却还活着，由于巨大的痛苦，军官不断央求别人打死他，“有人的理论是，经过一段时间，痛会自行消失。可是他始终忘不了威廉逊和那个晚上。在威廉逊身上痛苦并没有消失，直到他把自己一直留着准备自己用的吗啡片都给他吃下以后，也没有立刻止痛。”战争对欧洲一代人的创伤有如芒刺在背，疼痛也难消失。
　　大战的创伤不光在阵亡青年们的躯体上，更重要的在于这场战争的荒谬：各国不是因为贫穷而出兵争夺财富，而是因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太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通过市场把财富变现，而殖民地已经无法再扩张，所以要互相残杀掉几千万人，消耗无数的工业品来解决问题。
　　在普通人看来，这场战争呈现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景象，看上去就像各国商量好，划定几条战线，然后把各国的资源和青年人投入进去消耗。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为这荒谬的景况和荒谬的目的投入生命，身边还有大量的牺牲，不断支持他们的“老欧洲”文明精神便失效了。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抱着爱国热情被送上“屠宰场”后，他们开始不相信任何崇高的价值观。19世纪的价值认同被民众完全抛弃，宣传爱国主义的贵族和知识精英被民众看作是骗子，声誉降到最低点。“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恩格斯的预言精准无比。
　　欧洲的堕落，社会的倒退，左派恩潮开始席卷欧洲，布尔什维克处决了沙皇，西方文明要终结了——这是从旧贵族的视角审视战后的世界。可是，旧秩序确实已经瓦解，重建新的秩序才是首要目标。于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政客代表们齐聚凡尔赛宫，开始和谈。
　　反复的利益谈判后的《凡尔赛条约》不过是殖民地的再划分和胜者对败者的压榨，欧洲各国的势力被重新分配，新秩序却没能建立。
　　而在远东大陆，中国作为战胜国而“享受”战败国待遇，令当时的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中国民众听得自欧洲大陆传来的颓败的消息，西化的声音似乎减弱了许多，对西方式发展道路产生动摇，对西方国家的希望也迅速破灭，救亡与启蒙，落后即挨打等实用主义观念自此诞生。
　　另一边，工业化愈发深入，纳粹、法西斯开始崛起，凡涉及人文、人道、关怀的东西迅速衰亡，集权，现代化，可替代的物件在崛起，欧洲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衰弱不堪。物质上发达进步了，但是传统消亡和丢失，人性也在淡漠。人们不再用心品鉴文艺，就更谈不上思考和探索了——一场华丽的演讲就可以让无数狂热信徒走上战场。
　　而之后第二次的世界战争，我们都熟悉，知道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但有时候历史并不一定如所熟知的那样，只是我们给它强行分了段，让大家都能牢牢记得前一个故事的结束、这一个故事的开始，却没留意到故事其实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