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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荆轲只是这场刺秦活动的幕前实施者，作为整个刺秦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太子燕丹既没有识人之智，也没有用人之量，更没有自知之明，整个刺秦活动固然悲壮，却更像一场闹剧。他才是刺秦失败的罪魁祸首。
【关键词】荆轲;刺秦;太子燕丹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荆轲刺秦王》是《史记》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但令人扼腕的是刺秦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对于刺秦失败的原因，后世评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也有人认为是秦国君臣的奋起反抗。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荆轲只是这场刺秦活动的幕前实施者，作为整个刺秦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太子燕丹才是刺秦失败的罪魁祸首，他既没有识人之智，也没有用人之量，更没有自知之明，整个刺秦活动固然悲壮，却更像一场闹剧。
古语说知人才能善任，太子显然不是一个有识人之智的领导者，刺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荆轲助手的选择。选择秦舞阳，是因为他“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这样的表现在太子眼中是“勇士”，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在进入秦廷时，“秦舞阳色变振恐”，以至于秦国“群臣怪之”，要不是荆轲镇定从容地以“北方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摄，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来化解，恐怕连靠近秦王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刺秦？而且当荆轲已经在大殿上开始刺杀秦王时，秦舞阳竟然没有任何行动来策应支援荆轲。如果秦舞阳在“秦王方环柱而走”时，能上前包抄秦王，助荆轲一臂之力，或许刺秦就能成功;即便距离太远不能上前，秦舞阳也可以在大殿上制造混乱，吸引秦国群臣注意力，让他们自顾不暇，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秦国群臣“以手共搏荆轲”的场面。荆轲即便再英勇，也无法应付大殿之上秦国群臣的干扰和偷袭。太子没有一双慧眼，错把秦舞阳的残暴当成勇敢，既没有体察到他怯于公战的内心，又被他勇于私斗的表象所迷惑，选择这样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作为荆轲刺秦的助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太子在策划刺秦时曾问计于田光后，可事后却又对田光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当初是太子主动向田光求教问计，如果觉得田光不是可以托付之人，大可不必问计于他，既已主动向人袒露心思，却又担心对方泄密，那当初又何必多此一举。太子做事狐疑不决，心胸狭隘可见一斑。所以田光听后是“俯而笑”，甚至在推荐荆轲之后以死来“明不言也”。如果说和田光相交不深，所以太子才有戒备之心是情有可原的话，那太子对待荆轲的表现则足以让人寒心。
太子与荆轲初次见面，便把关系燕之命运的重任托付给荆轲，与人交浅而言深，这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病急乱投医。等荆轲许诺后，太子虽“尊为上卿，舍上舍”，甚至是“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其所欲”，可惜这些只是“以顺其意”的利用，并非出自内心的礼贤下士，何况是在荆轲受命之后，这些礼遇不过是太子为实现自己的刺秦目的在荆轲献出生命之前的一种赎罪行为。而且从前文对秦舞阳的分析来看，太子始终都没有信任荆轲，所以选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更多的是对荆轲的监视，而不是作为荆轲刺秦的有力助手。不知是不是在出发前已经感觉到秦舞阳的不靠谱，所以荆轲在出发前“有所待，欲与之俱”，只是“其人居远未来”，于是太子便“迟之，疑其改悔”，甚至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这样的话。按照道理，太子和荆轲的相处已非一朝一夕，应该对荆轲充分信任，可直到荆轲出发前夕，太子都是以己之量度人之心。这句话不仅是对将要舍生忘死的荆轲的人格侮辱，更直接导致了荆轲的负气出发。如果太子能少安勿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荆轲等来自己的朋友一起执行刺秦的计划，或许历史就会改写。可惜太子没有这样的胸襟和度量，他的躁而多疑、谋事不周只是让刺秦的故事平添了几份无奈和悲怆。
《史记》中记载太子的计划是“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个看似完美的行刺计划，却在行刺方式上却存在着先天不足。因为从常理来说，趁其不备直接刺杀对方成功率更高，如果劫持不遂后再去刺杀，最有利的刺杀时机已经稍纵即逝了，胡三省评说：“燕丹于礼致荆轲之初，画两端之策;荆轲守其初说，所以事不成”，把刺秦失败的矛头直指太子的“画两端之策”。就算荆轲真的能抓住秦王，逼迫秦王答应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那么接下来他们该怎么离开秦国？一直挟持着秦王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现实，如果在得到允诺以后就放了秦王，秦王反悔怎么办？
太子安排的行刺方式是如此一厢情愿又不切实际，想让荆轲效仿当年曹沫挟持齐桓公的故事，却不知时移世易，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曹沫当年挟持齐桓公的地方在柯邑，那是鲁国的领土，而荆轲却是要到千里之外远离燕国的秦国去行刺;第二，曹沫當年挟持齐桓公的场合是在诸侯会盟的大会上，齐桓公是在诸侯众目睽睽之下允诺的，即使后来齐桓公后来想反悔，也因为顾忌失信于诸侯而作罢，而荆轲的刺秦活动却没有一个其他诸侯国的旁观者或见证者;第三，曹沫的成功是有他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春秋初期，周室衰微，齐国虽强，但也还要借尊王的口号来会盟诸侯，只能做到一匡天下而无法一统天下。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只剩下战国七雄，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在这时却生搬硬套地模仿曹沫，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太子向他的太傅鞠武询问刺秦之计时，鞠武说：“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知徒莫若师，不知鞠武是不是已经从太子的性格缺陷中看到了刺秦结局。千百年来，我们都被荆轲刺秦的悲壮和惨烈所震撼，却忽视了刺秦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策划这次行动的太子燕丹。
（编辑：郭恒）
【关键词】荆轲;刺秦;太子燕丹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荆轲刺秦王》是《史记》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但令人扼腕的是刺秦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对于刺秦失败的原因，后世评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荆轲剑术不精，也有人认为是秦国君臣的奋起反抗。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荆轲只是这场刺秦活动的幕前实施者，作为整个刺秦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太子燕丹才是刺秦失败的罪魁祸首，他既没有识人之智，也没有用人之量，更没有自知之明，整个刺秦活动固然悲壮，却更像一场闹剧。
古语说知人才能善任，太子显然不是一个有识人之智的领导者，刺秦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荆轲助手的选择。选择秦舞阳，是因为他“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这样的表现在太子眼中是“勇士”，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在进入秦廷时，“秦舞阳色变振恐”，以至于秦国“群臣怪之”，要不是荆轲镇定从容地以“北方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摄，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来化解，恐怕连靠近秦王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刺秦？而且当荆轲已经在大殿上开始刺杀秦王时，秦舞阳竟然没有任何行动来策应支援荆轲。如果秦舞阳在“秦王方环柱而走”时，能上前包抄秦王，助荆轲一臂之力，或许刺秦就能成功;即便距离太远不能上前，秦舞阳也可以在大殿上制造混乱，吸引秦国群臣注意力，让他们自顾不暇，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秦国群臣“以手共搏荆轲”的场面。荆轲即便再英勇，也无法应付大殿之上秦国群臣的干扰和偷袭。太子没有一双慧眼，错把秦舞阳的残暴当成勇敢，既没有体察到他怯于公战的内心，又被他勇于私斗的表象所迷惑，选择这样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作为荆轲刺秦的助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太子在策划刺秦时曾问计于田光后，可事后却又对田光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当初是太子主动向田光求教问计，如果觉得田光不是可以托付之人，大可不必问计于他，既已主动向人袒露心思，却又担心对方泄密，那当初又何必多此一举。太子做事狐疑不决，心胸狭隘可见一斑。所以田光听后是“俯而笑”，甚至在推荐荆轲之后以死来“明不言也”。如果说和田光相交不深，所以太子才有戒备之心是情有可原的话，那太子对待荆轲的表现则足以让人寒心。
太子与荆轲初次见面，便把关系燕之命运的重任托付给荆轲，与人交浅而言深，这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病急乱投医。等荆轲许诺后，太子虽“尊为上卿，舍上舍”，甚至是“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其所欲”，可惜这些只是“以顺其意”的利用，并非出自内心的礼贤下士，何况是在荆轲受命之后，这些礼遇不过是太子为实现自己的刺秦目的在荆轲献出生命之前的一种赎罪行为。而且从前文对秦舞阳的分析来看，太子始终都没有信任荆轲，所以选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更多的是对荆轲的监视，而不是作为荆轲刺秦的有力助手。不知是不是在出发前已经感觉到秦舞阳的不靠谱，所以荆轲在出发前“有所待，欲与之俱”，只是“其人居远未来”，于是太子便“迟之，疑其改悔”，甚至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这样的话。按照道理，太子和荆轲的相处已非一朝一夕，应该对荆轲充分信任，可直到荆轲出发前夕，太子都是以己之量度人之心。这句话不仅是对将要舍生忘死的荆轲的人格侮辱，更直接导致了荆轲的负气出发。如果太子能少安勿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荆轲等来自己的朋友一起执行刺秦的计划，或许历史就会改写。可惜太子没有这样的胸襟和度量，他的躁而多疑、谋事不周只是让刺秦的故事平添了几份无奈和悲怆。
《史记》中记载太子的计划是“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个看似完美的行刺计划，却在行刺方式上却存在着先天不足。因为从常理来说，趁其不备直接刺杀对方成功率更高，如果劫持不遂后再去刺杀，最有利的刺杀时机已经稍纵即逝了，胡三省评说：“燕丹于礼致荆轲之初，画两端之策;荆轲守其初说，所以事不成”，把刺秦失败的矛头直指太子的“画两端之策”。就算荆轲真的能抓住秦王，逼迫秦王答应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那么接下来他们该怎么离开秦国？一直挟持着秦王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现实，如果在得到允诺以后就放了秦王，秦王反悔怎么办？
太子安排的行刺方式是如此一厢情愿又不切实际，想让荆轲效仿当年曹沫挟持齐桓公的故事，却不知时移世易，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曹沫当年挟持齐桓公的地方在柯邑，那是鲁国的领土，而荆轲却是要到千里之外远离燕国的秦国去行刺;第二，曹沫當年挟持齐桓公的场合是在诸侯会盟的大会上，齐桓公是在诸侯众目睽睽之下允诺的，即使后来齐桓公后来想反悔，也因为顾忌失信于诸侯而作罢，而荆轲的刺秦活动却没有一个其他诸侯国的旁观者或见证者;第三，曹沫的成功是有他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春秋初期，周室衰微，齐国虽强，但也还要借尊王的口号来会盟诸侯，只能做到一匡天下而无法一统天下。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只剩下战国七雄，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在这时却生搬硬套地模仿曹沫，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太子向他的太傅鞠武询问刺秦之计时，鞠武说：“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知徒莫若师，不知鞠武是不是已经从太子的性格缺陷中看到了刺秦结局。千百年来，我们都被荆轲刺秦的悲壮和惨烈所震撼，却忽视了刺秦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策划这次行动的太子燕丹。
（编辑：郭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