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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外电影音乐创作历程中，中国传统音乐的形式、元素，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在本体层面的交融互动，对电影叙事、主旨阐释、人物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世纪中外电影音乐创作相互影响和借鉴，呈现出创作技法由相隔到相融、创作观念由民族化到国际化、音画关系由疏离到契合的历时性表现特征。
关键词：新世纪 中外电影音乐创作 现代作曲技法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 音画关系
新世纪中外电影音乐创作发展体现出交相互动、双向影响的技术特点与时代特征。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音乐创作，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理念、风格元素和表现形式进行深刻把握，使得《花木兰2》（2004）、《功夫熊猫》系列影片的音乐创作呈现出中国化的音响特色。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华语电影《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梅兰芳》（2008）、《十月围城》（2009）、《孔子》（2010）等，在音樂创作中体现出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全面汲取，进而描绘出一幅立足传统、民族特质逐步向着国际化、世界化迈进的历史图景。
一、外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中国化之路
新世纪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在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有意识地改变以往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刻板化、机械式传达的窘境，转而在风格样态、美学品味等方面表现出不断地开启向中国传统文化靠近、寻根的时代特点。由此，在外国电影音乐创作中反映出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不断吸收、融汇和创新再造的品格态势。
（一）第一阶段：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背景化和边缘性 2002年上映的好莱坞影片《纽约黑帮》刺杀段落场景中，出现了一段中国的戏曲表演。因其采用直接搬来硬性嵌入片中，由此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叙事推进段落，中国戏曲不仅没有音乐层面的导入、过渡或收束，而且被台下纽约黑帮的嫖赌杂耍等喧闹、纷乱、血腥、残忍的声响画面所掩盖。可以说，尽管影片反映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中外音乐文化已经处于相互交流对话的时期，但在西方历史视野下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其带有猎奇性和边缘化的影像呈现，仿佛昭示着19世纪华人劳工在新大陆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
影片《杀死比尔2》（2004）中，仅在白眉道人出场时出现了中国乐器演奏的音乐段落。这一量小、时短的段落音乐采用竹笛主奏的五声化旋律、其他乐器复调化对位所形成的现代音响的室内乐结构形式，这段场景音乐对叙事内容并无清晰明确的指向，只是作为人物关系及其文化属性的身份标识而出现。尽管此段民族化音乐回避了简单拼接的方式，但因未能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阐释等方面产生深层的结构性作用，故这种意象化的设计使得音画之间仍呈现出松散和相互剥离的面貌，体现出新世纪这一阶段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外国影片中仍处于边缘化、背景化运用的创作窠臼。
（二）第二阶段：中外作曲技法有机交融、音乐参与叙事与影像深度契合 《花木兰2》《面纱》（2005）、《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在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方面，已然突破以往相割裂的模式，在人物造型、情节转捩、叙事发展中都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情致与意态。
影片《面纱》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植入深层，以织体形式、片段方式与西方作曲技术有机融于一体，令电影音乐参与叙事进程的建构，意象化地揭示主人公心理空间的失重和迷乱，展现了乱世之下男女主人公生活的颠沛流离和情感的碰撞纠葛。影片16：31秒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京剧《玉堂春· 苏三起解》（第二场中西皮导板转西皮慢板）的舞台呈现，成为惯于风月的查理怂恿女主人公吉蒂背叛丈夫的情感注解。但在吉蒂心灵流放的过程中，唯有中国西南边陲小镇才令其真正踏上了一条呼唤真爱、自我救赎的精神归途。可以说，《面纱》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已突破了民俗化、奇观化的层面，并在中西作曲技法的深入交融中呈现多重结构兼长并美的意趣。
《功夫熊猫》系列影片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几乎成为核心创作素材，不仅主导并控制着音乐的情绪起伏、节奏脉冲，形成风格统一、结构清晰的创作特色，而且对整部影片进行全方位的辐射，对故事的发展、人物情感的走向进行预示，成为支撑影片叙事架构、推动影片叙事进程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新世纪初僵化刻板地利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装点“奇观”，到《功夫熊猫》系列影片中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强大的主导、控制的核心作用，外国电影音乐作曲家们在电影音乐中国化的创作之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进而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国际化图景
立足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在华语电影音乐中运用的视角审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已历经20世纪80年代年代尝试性、探索性的滥觞发展阶段，伴随着90年代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发展并走向渐趋精深的新世纪。其中，80年代《丹顶鹤的一家》（1982）、《青春祭》（1985）、《孙中山》（1986）等一批经典影片的推出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呈现以及音画关系的结合上表现出历史性的开拓意义。而9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首先是立足民族音乐的沃土，在跨越西方现代作曲技术至上的藩篱后，作曲家赵季平笔下人物、场景与背景音乐的描写，不仅可听性增强，而且音画平行、反向处理所造成的间离效果，也使得诸多影片在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与深入揭示方面呈现出匠心独运的艺术风采。
（一）新世纪民族化新音响的探索之路 “所谓新音响，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从音画关系的整体性涵括与把握入手，将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复合音响。”a 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梅兰芳》中，梅兰芳击败十三燕从此扬名立万的历史性转折点（30：17秒处），音乐伴随三个回合的文武斗戏进行了细致生动的铺陈和揭示，呈现出新音响纵向分层并置的复风格特征。李安导演的影片《卧虎藏龙》，在描写陕甘捕头蔡九与通缉重犯碧眼狐狸一决生死的“黄土岗之战”中，通过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的双主题动机、影像与音乐之间宏观上块状对应（三个武场段落）和细部处点状对位（三个文场间歇），呈现新音响横向循环呼应的融合化特征。而开启全球武侠浪潮的大片《英雄》，虽然新音响出现的时间短促，但其现代作曲技术生发于民族传统音乐的根基之上，因而能够于武打场景中和画面点点对应、紧密契合，不仅在历史背景下有力地烘托了生死对决的情境，更营建了精妙的音画关系，对于影片“天下”“和平”等主旨意蕴的传达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新世纪 中外电影音乐创作 现代作曲技法 中国传统音乐元素 音画关系
新世纪中外电影音乐创作发展体现出交相互动、双向影响的技术特点与时代特征。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音乐创作，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理念、风格元素和表现形式进行深刻把握，使得《花木兰2》（2004）、《功夫熊猫》系列影片的音乐创作呈现出中国化的音响特色。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华语电影《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梅兰芳》（2008）、《十月围城》（2009）、《孔子》（2010）等，在音樂创作中体现出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全面汲取，进而描绘出一幅立足传统、民族特质逐步向着国际化、世界化迈进的历史图景。
一、外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中国化之路
新世纪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电影在大举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有意识地改变以往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刻板化、机械式传达的窘境，转而在风格样态、美学品味等方面表现出不断地开启向中国传统文化靠近、寻根的时代特点。由此，在外国电影音乐创作中反映出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不断吸收、融汇和创新再造的品格态势。
（一）第一阶段：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背景化和边缘性 2002年上映的好莱坞影片《纽约黑帮》刺杀段落场景中，出现了一段中国的戏曲表演。因其采用直接搬来硬性嵌入片中，由此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但是，对于这一重要的叙事推进段落，中国戏曲不仅没有音乐层面的导入、过渡或收束，而且被台下纽约黑帮的嫖赌杂耍等喧闹、纷乱、血腥、残忍的声响画面所掩盖。可以说，尽管影片反映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中外音乐文化已经处于相互交流对话的时期，但在西方历史视野下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其带有猎奇性和边缘化的影像呈现，仿佛昭示着19世纪华人劳工在新大陆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
影片《杀死比尔2》（2004）中，仅在白眉道人出场时出现了中国乐器演奏的音乐段落。这一量小、时短的段落音乐采用竹笛主奏的五声化旋律、其他乐器复调化对位所形成的现代音响的室内乐结构形式，这段场景音乐对叙事内容并无清晰明确的指向，只是作为人物关系及其文化属性的身份标识而出现。尽管此段民族化音乐回避了简单拼接的方式，但因未能在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阐释等方面产生深层的结构性作用，故这种意象化的设计使得音画之间仍呈现出松散和相互剥离的面貌，体现出新世纪这一阶段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外国影片中仍处于边缘化、背景化运用的创作窠臼。
（二）第二阶段：中外作曲技法有机交融、音乐参与叙事与影像深度契合 《花木兰2》《面纱》（2005）、《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在对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方面，已然突破以往相割裂的模式，在人物造型、情节转捩、叙事发展中都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情致与意态。
影片《面纱》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植入深层，以织体形式、片段方式与西方作曲技术有机融于一体，令电影音乐参与叙事进程的建构，意象化地揭示主人公心理空间的失重和迷乱，展现了乱世之下男女主人公生活的颠沛流离和情感的碰撞纠葛。影片16：31秒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京剧《玉堂春· 苏三起解》（第二场中西皮导板转西皮慢板）的舞台呈现，成为惯于风月的查理怂恿女主人公吉蒂背叛丈夫的情感注解。但在吉蒂心灵流放的过程中，唯有中国西南边陲小镇才令其真正踏上了一条呼唤真爱、自我救赎的精神归途。可以说，《面纱》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运用已突破了民俗化、奇观化的层面，并在中西作曲技法的深入交融中呈现多重结构兼长并美的意趣。
《功夫熊猫》系列影片里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几乎成为核心创作素材，不仅主导并控制着音乐的情绪起伏、节奏脉冲，形成风格统一、结构清晰的创作特色，而且对整部影片进行全方位的辐射，对故事的发展、人物情感的走向进行预示，成为支撑影片叙事架构、推动影片叙事进程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从新世纪初僵化刻板地利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装点“奇观”，到《功夫熊猫》系列影片中充分发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强大的主导、控制的核心作用，外国电影音乐作曲家们在电影音乐中国化的创作之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进而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国际化图景
立足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在华语电影音乐中运用的视角审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已历经20世纪80年代年代尝试性、探索性的滥觞发展阶段，伴随着90年代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发展并走向渐趋精深的新世纪。其中，80年代《丹顶鹤的一家》（1982）、《青春祭》（1985）、《孙中山》（1986）等一批经典影片的推出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呈现以及音画关系的结合上表现出历史性的开拓意义。而9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首先是立足民族音乐的沃土，在跨越西方现代作曲技术至上的藩篱后，作曲家赵季平笔下人物、场景与背景音乐的描写，不仅可听性增强，而且音画平行、反向处理所造成的间离效果，也使得诸多影片在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与深入揭示方面呈现出匠心独运的艺术风采。
（一）新世纪民族化新音响的探索之路 “所谓新音响，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音乐创作中，作曲家从音画关系的整体性涵括与把握入手，将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复合音响。”a 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梅兰芳》中，梅兰芳击败十三燕从此扬名立万的历史性转折点（30：17秒处），音乐伴随三个回合的文武斗戏进行了细致生动的铺陈和揭示，呈现出新音响纵向分层并置的复风格特征。李安导演的影片《卧虎藏龙》，在描写陕甘捕头蔡九与通缉重犯碧眼狐狸一决生死的“黄土岗之战”中，通过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的双主题动机、影像与音乐之间宏观上块状对应（三个武场段落）和细部处点状对位（三个文场间歇），呈现新音响横向循环呼应的融合化特征。而开启全球武侠浪潮的大片《英雄》，虽然新音响出现的时间短促，但其现代作曲技术生发于民族传统音乐的根基之上，因而能够于武打场景中和画面点点对应、紧密契合，不仅在历史背景下有力地烘托了生死对决的情境，更营建了精妙的音画关系，对于影片“天下”“和平”等主旨意蕴的传达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