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在读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伴随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使我的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眼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下来，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家具，红褐色的地板，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脚后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头，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光天化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极具神韵的脸。正如认识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这位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的美一向漠不关心，而现在却温存地看了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上帝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段完整的、和谐的旋律，这旋律与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長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论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子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会儿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中，消失不见了。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麦秸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且永远不会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人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可能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出了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那个亚美尼亚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李宏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契诃夫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