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至急之计，莫不曰国无财政，不可以为国。财政之待理不一端，而普通之所以曰财者，其物尚未具行政之迹，夫政事之得行于财者，必自园法始。
　　吾国自太公以来始有钱文，垂二千年，至唐人始有蛮方市用银之语，则渐由贱金类之币趋于贵金类矣。宋元以来称锭称贯，遂为银与钱并用之国。然钱有文字好自来以文计数，银乃计重为锭，仅由矿质熔为等重之块。初无货币之制度行其间，近年以来，浸灌于外国之银圆，旋自行鼓铸以相抵制，乃稍稍有银币之面目存焉。近者广设咨议之官，博采异同之论，国币将见实行，而言论方后焱起。私忧过计，辄以意为之商榷，参一解于群言之中：
　　第一议本位：古用铜为本位，今虽用银，然银可权轻重以为用，则银亦一宗货物。以银市物，实以物抵物，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今试视生银为已鼓铸之银，认吾国为完全银本位之国，如经济界普通之持论，则吾尝闻其立说约有二种：开通主义，以为凡百制度可自为风气，惟币制当从流通之范围而定。贵金币足以操纵贱金币，多数所用之币足以操纵少数所用之币，贱金币不与贵金币相遭，少数人不与多数从相接，则无有影响之变动，若其不能，有如吾国公私所欠外债累累……世界贸易……盖今日欲以生产吸资财，惟永定银本位之制为最得也……
　　第二议重量：圆法本不当计重，计重乃铸局内部所守之法律，铸成以后人民但以圆计，安能复以重计？……
　　第三议辅币：辅币之限制不严其始成复本位，其后遂以恶币驱逐良币，致成近日铜圆，出而制钱尽之效果。夫辅币之所以不防私毁者争重，皆低与正币之比价，名实本不相副也，其亦不患私铸者行用极少，冒禁令费工本而为之。无畅销之路则无利可图，或者谓限制虽严，小本经纪之商售物多不满一正币，积少成多，无禁其兑换之理，无从除私铸者影射之币，疑限制仍非尽善之法。不知有币制，以后之兑换正常，与辅币无搀和，强用与短作贴水诸陋习，携正币则有轻赍之便，随时行用。虽购买零星物品有以辅币相交易者，亦多以正币听市肆退，找辅币者小本经纪之商，正币辅币轮转出入即使一日之贸易不能相准，积数日仍复其故尽恃法偿，有定意中无恐其亏蚀之念，即无急于兑换之心，其有连法以大宗为兑换者，自非坦然共信其偶有别故。
　　
　　
　　点评：
　　
　　机构改革的历史任务
　　文/车前子
　　
　　检索历史，我们发现，指称中国仍然在转型之路上前行，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本刊在70 多年前刊发的这篇文章中，先辈们提到的与币制相关的贸易、货币兑换、财政税收等问题，在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我们。而今天的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中心任务，也仍然是应对上述挑战。
　　尽管现代转型包含了更多内容，但其中最有意义的，仍莫过于建立一个与现代工商社会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系，建立起强大的公共的财政能力。
　　当然，这种公共财政能力并非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探索，怎样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的政府管理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也仍然是，财政金融管理体系究竟如何设计并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面临中央财政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和税收来源这一难题，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正常运转，又不得不依靠多发货币和债券度日。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常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脆弱的货币政策的困扰，同时，还要不时提防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陷阱。金融危机前的东亚各国，以及印度、俄罗斯、阿根廷等都曾列位其中。
　　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往往在转型之前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它们不愿为转型让渡任何既得利益；同时又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使得普通民众缺乏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和力量。
　　没有建立起一个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的恶果通常是，落后、孱弱而无能的经济管理部门不仅不能履行其宏观调控职能，而且连规范、监管市场经济秩序的权力也丧失殆尽。随之而来的税收流失、国有资产流失、银行高风险运行，甚至公职人员的腐败等等，都将导致真正的“危机”。
　　尽管我们依然在转型道路上奋勇前行，但毕竟如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承受变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解决这一历史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