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八绝中，如今难觅得的，雕漆算一种。
　　雕漆，又称剔红，始于宋元，兴于明清。是一种流传于扬州、苏州和北京等地的传统漆艺。北京剔红兴盛于宫廷：明永乐年间，官方开办了果园厂漆作。到清乾隆年间，因得皇帝厚爱。朝廷特地抽调扬州、苏州的雕漆艺人到宫廷造办处，和北京剔红器手艺人一起开始为皇家织造雕漆。从此，雕器和景泰蓝、玉雕、牙雕、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一起被封为“燕京八绝”，成为清朝宫廷手艺的代表。

开跑车的非遗大师

　　看最精美的雕漆要去故宫，但寻找当代雕漆技艺最高超的漆匠，却要远离市中心，直奔杨林大道。
　　文乾刚大师的工作室很好找，门外停着跑车的那一幢别墅就是。只见老先生戴墨镜、开跑车、住别墅，与人们惯常想法中的“濒危手艺老工匠”形象大相径庭。
　　他的工作室很宽敞，一层有200多平米的空间，正前方摆放着一扇高约3米的巨幅屏风，两位年轻工匠正在忙活着，一人拿的刀，尖而细，刀前段还带回钩，另一人拿的刀平而锋利。文乾刚则在一旁教授，“要做一个合格的雕工，除了有刀法，还要在设计、制漆、雕漆上融会贯通。”
　　雕漆分为“上手”和“下手”，“上手”主要负责雕漆的整体造型，“下手”负责雕漆起衬托作用的锦纹，两位匠人，各司其职。
　　雕漆其实并不是文乾刚的强项。雕漆工艺是一个系统工程，分为设计、制胎、髹漆、画工、雕刻、磨推等六大工艺，从明代果园厂官办漆作开始，北京雕漆工匠们就一直分工协作。到上世纪50年代后，公私合营后。北京雕漆厂有好几百号人，雕漆甚至形成了流水化生产线，每个人只负责其中很少的工艺。

　　文乾刚主攻的方向是设计，但却是行业少有的、能精通整个工艺的工匠。1962年，他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雕塑学科毕业后，分配至北京雕漆厂工作实习。“制漆、制胎、髹漆、雕刻……只要哪里缺人就让我去顶班。虽然累，却让我迅速掌握了每道工艺，知道各个工艺之间如何衔接配合。这样会让你处理问题时。学会系统性的思考。”他说。
　　文老从小就喜欢书法和绘画，正式调入雕漆厂后，他虽然被分到技术科做设计，但只要一有空，就会溜到车间向各个生产线的师傅偷师：向设计师孙彩文学设计，跟着漆工师傅张启顺等学习髹漆，雕漆则拜了周长泰和汪德亮两位老师。因为两位师傅虽然做的是同一个工序，但风格却完全不同。他于是狠学，学周长泰师傅学其雕刻明式简洁明快，学王德亮师傅习其大清繁复之美……2003年，在退休后两年，“玩心不息”的他又成立了雕漆工作室。
　　才开始做，他发现，雕漆行业环境已大不如前——批量化流水线生产的大背景下，能术业专攻的人才极少。而偏偏现代的雕漆，需要从艺者对待每一件作品，每一道工艺都要精益求精。于是，雕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成了文乾刚对徒弟们的硬性要求。他认为，这样不仅仅是雕漆作品能做好的前提，更是雕漆这门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保障。

一毫漆涂二十道，一幅屏雕三万刀

　　从偌大开阔的工作室，进入别墅后面另一个房间，环境和光线陡然不同：这里只有十来平方米，没有窗户，房间湿热而昏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这是大漆的味道，可能有点刺鼻，不过它对人体没有危害，反而还有杀菌作用。”文乾刚说。
　　角落旁，一位老师傅，正在“髹漆”：把调好的漆涂抹在胎上，制成可供雕刻的漆膜。制作剔红的漆，是把大漆、熟桐油、银朱按一定比例调制而成。髹漆是雕漆中最费时的工序。师傅要把漆均匀地涂抹在木胎上。待涂抹的漆层稍干后，再在上面涂抹另一层。在胎面形成一毫米厚的漆，漆工至少要涂20道。一般用于雕漆用的漆层要有5-10毫米厚，需要髹涂100到200次。漆工视天气好坏，每天涂抹1-2次。因而要做成漆胎一般需要100多天，因而有“髹漆百日”“百髹成胎”之说。
　　文乾刚说，大漆最佳的干燥温度是25℃，空气相对湿度在85%～95%之間。在天气好的情况下。一般大漆6～8小时就可干好。温湿度控制不好，或者季节不对，涂一道漆甚至需要干燥好几天。古代没有空调，因而古代的漆工们设计了这种专门保持恒温、恒湿的“窨房”，以保证涂抹的大气能迅速干燥。
　　涂抹在胎上的漆层的干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通常在“髹漆百日”之后，大漆就结成了一层有柔软而有弹性的漆膜。这样就可以在上面进行雕刻了。
　　以前，文乾刚负责漆器设计。设计好图纸之后，雕刻师傅们便把图纸贴在漆胎上，准备雕漆。
　　雕漆中的雕刻部分，分为“刺”“起”“片”“铲”“勾”“锦纹”六种技艺，分别用不同的刀具。所谓“刺”，是一种尖细的刀具。在贴了图纸的漆胎上刺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一种锋利的平铲的刀，把已经“刺”开的漆层需要去掉的“起”出来。这个工艺业界称之为“起平地”。在起完平地后，需要用铲刀把多余的漆层铲下来，然后用一把带回钩的“勾”刀，在漆面上勾出线条。然后就进入了雕刻中最体现雕工的部分：锦纹。

　　雕漆中的“锦纹”工艺，是剔红雕中用来表面雕刻细节的工艺。剔红雕中锦纹有100多种，每一种锦纹，都要按规定的刀数做完：“刺”一个方锦要32刀，“刺”一个十二瓣六方花要72刀，“刺”一个松球要68刀……一幅大型的屏风作品，由上百种锦纹组成。而每每做一朵锦纹，雕工都要出上百刀，每种锦纹少则出现几十次，多则出现几百次。这幅名为《剔红居庸叠翠宝座屏风》的剔红漆作品，仅制作锦纹一项，雕工就在上面动了3万多刀。

国之重器

　　既然做一幅巨型雕漆屏风如此费功费力，但为什么还要做呢？
　　“我们先要明白，屏风为什么诞生。”文乾刚指着自己雕刻的屏风说，中国屏风的制作，始于3000年前的商周。那一个尚“礼”的时代。那时的屏风，被称为“邸”或“扆”。“邸”特指天子座后的屏风，是为显示其“九五至尊”;而“扆”指的是设在户牖间的屏风，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用。剔红漆器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权力的象征，因而剔红漆屏风，自然而然在屏风中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文老说，古时剔红雕漆屏风，一向被视为国之重器，是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和礼器而存在。而上世纪90年代后，剔红漆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之前我们走向了误区，“要把曾经作为国之重器的剔红器，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来出售。”
　　北京雕漆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作出的大量精美剔红漆作品，都以很低廉的价格作为出口创汇商品流出到国外。又因为订单巨大，不少各种打折“剔红漆”的小厂小作坊紛纷出现，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漆器。最终导致整个雕漆行业，不再以质量取胜，走向拼产能和价格的不归路。
　　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后。文老开始重新以“礼器”的标准来做剔红雕。文乾刚认为，当代的剔红雕，不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应该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公共艺术而存在。他指着那扇《剔红居庸叠翠宝座屏风》介绍道，这是反映中国古代丝绸之道题材的作品，是为呼应“一带一路”的主题，是北京非遗中心博物馆订制，“和徒弟一起花了4年时间才制成。”
　　历朝历代，每逢国家国力强盛时，雕漆艺术就会复兴。近年雕漆的需求上升也与中国国力上升密不可分。眼下文乾刚的雕漆屏风的产量一直都很低。基本上都只保持一年一件的进度。但文老已经感到很满意：“历朝历代，都会留下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剔红雕每一件都有这个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