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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对戏曲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出于“新民”的目的而提倡的“戏”、“说”合一的“小说中国”理论，已经看到戏曲“剧本”对“营造人心”的作用；而稍后的戏曲研究者对剧场与舞台表演的功能的认识，已经涉及到戏曲艺术与“小说”的差异；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民智”的现状使得晚清的“小说中国”理论遭到搁浅，而“戏曲”因其独特的存在方式，遂成为晚清“中国叙述”的重要载体，晚清知识界对“剧场国家”效应的聚焦由此发生，“粉墨”英雄遂成为“戏曲中国”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