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丛子钰也在偷偷写小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然后是疑虑。
　　之所以“惊讶”，是因为通常读到他的文字，都是在那家与共和国同龄的重要文学报刊上，那样的思路和语调，似乎和文学创作相去甚远；之所以“疑虑”，是因为我固守成见——这成见一方面源于自身的悲惨经历，一方面也融合了周围的一些实例——一个终日与哲思为伍的人，又能把小说写得多漂亮呢。
　　这似乎又要扯到文艺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上了。在各自的领域里，两者通常都能够自得其乐，一旦衔接在一起，却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说，这证明了理论之灰与文学之树之绿。话很有道理，但也仅仅是就不成功的文学评论而言，道出的是兩者别扭关系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具体到写作中，倘若对形而上的理论光环念念不忘，又何尝不是要陷入另一种尴尬的境地呢。这就好比一个人，既不是萨特也不是加缪，却非要将一团空虚却厚重的迷雾，与不断拔节生长的情节、人物嫁接起来，其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文艺学爱好者来说，思辨的热情越高，创作的灵感也就越微茫（是的，我便是如此）。但丛子钰却并不这样。
　　在这篇名为《轮胎》的小说里，他明晃晃地展示了一种建构的雄心，一种对沉默不语和滔滔不绝的双重热望，以及一种让理念入侵灵韵的执念和能力。
　　这些雄心和能力集中体现在一表一里两个层面上。表层逻辑探讨的是在与世界的竞赛中，人类如何积极反抗外在的强制，并时刻提防内在的崩溃。深层逻辑关注的则是，庞大的体积如何在短暂的叙述时间中得到集中表现，同时又不会因为过度集中而失去对整体的暗示和对细节的铺陈。前一种逻辑对故事的完整性负责，后一种逻辑对小说的完成度负责。
　　运行在上述逻辑之下的，是一个发生在远东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一种偷懒的表述，仅就小说意图而言，《轮胎》比《老人与海》更为复杂）。事实上，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意料之外的经验从何而来——通常年轻的小说家似乎更擅长描写流浪和爱情，又是如何令人信服地安置在小说里——丛子钰表示，从他父亲那里听到的零碎内容占据了事件的主体。虽然文中不时闪现的精彩表述一直试图提醒我们，眼前这位写作者经受过良好的文学训练，深谙文学的常识与非常识，懂得如何向各位大师致敬的同时彰显自我，但毕竟这些老道的可实践的知识储备，并不能解决双重逻辑与“老人与海”接洽的全部问题。
　　丛子钰的选择是写瞬间。
　　可以说，这一选择，实现了写作者小说智慧的集中彰显。所谓瞬间，并非地铁花瓣的瞬间，而是人性中忽明忽暗的某个瞬间，它们可以是眼波的一次流转、思绪的一轮滚翻，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点，或者撑起回忆乃至虚构里一切最富实感的时间。针对老徐“摆手”和“大笑”的问题，我们曾经展开过讨论。丛子钰的回答是，人与自然的抗争是多重的，它既成为老徐与章鱼搏斗时所需要的勇气和耐心，又成为获得失望结果时人们不得不去努力拒绝的失望情绪。大笑，究其本质，是人与自身茫然胜（shi）利（bai）的角逐，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这显然是一种新鲜的融洽，理念与异质经验，庞大与瞬间。
　　不论它们接下来在不同的读者那里究竟会走多远，眼下可以肯定的是，理论的介入，并没有在经验的转化过程中捉襟见肘，或者用力过猛，而是收到了颇为理想的效果：它让小说于叙事节奏之外的每一处停顿和冥想，都摆脱了花腔的嫌疑，而充满了结实的密度和质感。与此同时，理论强大的清洁功能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将作者的表述，与时下流行的略带痞气的叙事，以及某些书卷气过分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区分开来，一种热情的、跃跃欲试的文明感提升了小说的辨识度。
　　本雅明说，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对于从子钰而言，理论并非幽灵，而是烈日——所有萎靡的晦暗的经受不住考验的东西都要退到暗影里去，一切必须明朗，必须在思考中嗞嗞作响。在他的语境里，永远过着炽烈阳光炙烤万物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