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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文化大革命”余波未泯，同“四人帮”的斗争逐日升级，人们在忧心忡忡中期待着一场扭转乾坤的暴风雨来临。就在此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迎来了它的第四任会长、享誉中外的老革命外交家王炳南同志。友协上下无不满怀欣喜地期待他来领导这个身负中国民间外交重任的组织来一次“大乱后的大治”。果然，他不负众望地成为“文革”后塑造友协在恢复旧交，结交新友，开拓民间友好交流新领域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等各方面新形象的领路人。他作为在任最长、贡献最丰，深受友协人敬重和爱戴的老领导，确实为友协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友协人永志不忘。
1975年8月王会长就职后的第一次讲话给友协所有职工带来巨大鼓舞，他不计“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和原在外交部的高位，欣然就任友协会长，自称要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担起恢复和发展被“文革”动乱割断近10年之久的中国民间外交工作。他真诚坦率的就职讲话，表现出一个真正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的气度，给所有友协人带来无限温暖和希望。
王会长上任后，刚好赶上新中国建国以来充满大悲大喜的1976年：痛失周恩来总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以及胜利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友协人在这个关口表现出的爱国忧患意识和处变不惊的政治成熟性，同王炳南会长高瞻远瞩和稳健细致的领导才能和艺术是分不开的。此后，他在布局友协工作上展开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大手笔动作，调动起各部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停止多年的友好交往工作，建立起友好往来的新渠道。友协的工作气氛顿时面貌一新。
旧友喜重逢
我第一次接触王会长是在1977年下半年筹划庆祝路易·艾黎80岁生日期间。王炳南同志初遇艾黎是在1938年，当时艾黎为组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事去武汉活动，在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听取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商谈如何才能争取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其后，王炳南被指定负责帮助艾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那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正准备去延安，艾黎得便与他们同行，并向毛主席报告“工合”计划，都得力于王炳南的安排。解放后王炳南同艾黎虽少来往，但互信的情谊仍在。来友协后，王会长听说艾黎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内定为“外奸”，其养子和学生不少因同他解放前有关联而成了“革命对象”，内心十分不安。当他知道1977年将是艾黎来华50周年，同年12月2日又是他的80大寿时，决定由友协出面，为艾黎举办一次隆重的贺寿活动，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半个世纪在华贡献的尊重和感激。在这次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讲话的是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这次不寻常的宴会不但邀请了有关各界领导人、新西兰驻华大使及艾黎的外国老友，还请了“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中国养子，抗战年代的“工合”旧友和老山丹培黎学校毕业生。小平同志宴会上中肯、热情的讲话道出了全场人士的心声：“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之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艾黎在华贡献第一次给予的最郑重、最全面的评价，不但打消了不明真相的人们多年来对艾黎的怀疑与歧视，也解除了同艾黎有关连的亲亲友友的心理负担，让人们拨开迷雾，开始看到一个真实的艾黎。 从此，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同志，好战友”成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一致认知。
艾黎自1951年来北京处理停办“工合运动”和山丹培黎学校有关事项后，想在京完成他写作描述新旧中国对比的《有办法》一书。当时恰逢北京正在筹备将于1952年10月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委会支持了他的这一计划。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大多数国家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欧美代表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华的。能在北京召开一个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大规模和平会议，在国际上确实影响巨大。在当时宣传中国的外文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有办法》几乎成了各国代表了解中国的启蒙课本。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会议，会后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和平联络委员会”新西兰驻京代表，从此常住北京，并于1958年迁进了台基厂大街一号的“和大”大院，最终成了大院的“永久住民”。
艾黎刚搬进来时住在靠大门北楼美国知名作家斯特朗套房的楼上。对面的南楼住着当时被誉为日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一家。由于他解放前经历复杂，解放后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到1968年“文革”高潮时，“和大”的造反派竟在他的门口扯起“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横幅。此事惊动了宋庆龄，她立即上书中央，为艾黎作证，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艾黎在建国前和建国后一直“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直言 “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信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艾黎生平公开化
艾黎的故事早在“工合”运动兴起的抗战年代就在国外传为佳话，1941年埃德加·斯诺曾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过题为《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引起英、美、新等国人民极大兴趣，把艾黎看成“传奇英雄”。中国虽也有人写过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但少见全面、准确的生平记述。艾黎80寿庆的大活动引起中央和各方重视后，王炳南会长感到友协有责任把艾黎这位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生平事迹如实推介给国人。在王会长的指导下，美大部对艾黎的接待工作从被动满足其日常要求转向主动征求其意见，并在其帮助下与国外的老朋友恢复联系。同时给他配了专职秘书，更认真地处理他的写作翻译、出版等事。美大部领导和王会长本人常抽空找他聊天，了解他的需求，前来拜访他的老友和采访他的中外人士也与日俱增。
1982年又迎来艾黎的两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1927年4月21日他抵达上海开始在华生活的55周年；二是他的12月2日的85岁生日。王会长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美大部交出一篇全面介绍艾黎的传记性文章，由《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当天发表，我被责成执笔。我那时对艾黎了解有限，在王会长的指点和美大部同事们的支持下，如期完成了任务，写出6000字的长文《老战士的光辉历程》。没想到，此文很快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其中既有过去同艾黎有过交往的老同事、老学生，也有除了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外，从来没听说还有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一生的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
秋后的一天，王会长对我说他正在考虑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在12月2日艾黎85岁生日时发表，要我帮他找些有关材料。他说艾黎是个非常有思想、有远见的人，他对中国的了解比许多中国人还要深，还要广，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他，学习他。过了些日子，王会长把他初步设想的文章内容告诉我，表示这次要着重说说艾黎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他说，艾黎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是“中国的小百科全书”，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提过很多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艾黎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建议是有实质内容的，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要我到秘书处找艾黎近年的致友协函，其中涉及大规模伐木毁林会造成生态灾难；修建水坝不解决淤泥堆积问题后患无穷；防止农民伐木为薪必须在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新能源等诸多问题。艾黎还强调，改革开放后必须注意青年的教育，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只向往过舒适的生活……这些意见都是1977－1984年之间他去东北、广西、海南等地访问后提出的，但当时并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王会长认为，艾黎提这些意见都是有预见性的，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认真研究。因此他要写的文章不仅是说他解放前的事绩，更要写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建议，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艾黎对中国的热爱和关心。文章就此定名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王会长为写这篇文章，从选主题，找参考资料，定内容大纲，到一字字修改草稿，这种高瞻远瞩的视角，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后来研究艾黎上了启蒙的一课。
“新西兰的艾黎”和
“中国的艾黎”
艾黎在华的传奇故事在新西兰人中早有传闻并引以为傲。随着艾黎日近晚年，新西兰的一些朋友和专家们都主张尽早拍出一部艾黎在华经历的纪录片。1979年新西兰作家杰夫·查波和一些电影工作者来华，邀请艾黎陪他们游走当年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结果拍出了《一叶两芽》的艾黎生平纪录片，查波事后还出版了《中国的路易·艾黎》一书，纪录了同艾黎重访旧地的感受和当年的故事，在新西兰颇受赞扬。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甘肃的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也纷纷要求友协协助他们拍摄艾黎生活的纪录片、艾黎与老培黎学校的话剧、故事片等等，艾黎一时成了新、中两方面争相采访和拍片的对象。而且通过他挖掘出许多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新中国建设的老朋友的动人故事，如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建卫生院救助村民和八路军伤病员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等。艾黎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贡献，成为沟通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牢固桥梁。无怪在中国人称他“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时，他又被新西兰人称作“中国的路易·艾黎”。
从1982年起，王炳南会长日益关注如何促使艾黎自己写下他的自传，为后人留下一本可靠的艾黎传记，但艾黎总是推说他有更重要的有关中国题目要写，他自己“那点事儿没什么意思”。最后，他同意口述回忆，由别人代编写，作为自传出版。美大部这回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在他健康尚佳时抓紧完成。
我虽然自1952年在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就知道艾黎，他搬进“和大”院内后也常在各种外事场合见过他，但对他的往事并不熟悉。1982年甘肃省应老培黎校友请求，同意在兰州举行一次“山丹培黎学校创办40周年纪念大会”， 让校友们有机会见见艾黎，并去山丹看看。艾黎建议友协邀请当年帮助培黎学校建起校医院的新西兰外科大夫司宾赛来华参加，由我陪同，这才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艾黎同去外地，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在老校友和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山丹培黎学校的创业史是山丹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传奇，也是中外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创的一个精神与物质的瑰宝。
艾黎和司宾赛大夫亲临这次大会和重返山丹在当地群众中掀起的轰动效应，显然激发了甘肃省政府重建培校的意愿。王炳南会长以友协的名义，配合推动有关各方积极支持响应，终获批准。计划还争取到来自新西兰和美国的部分资助。新中友协的积极人士汤姆·牛纳姆受艾黎之托，曾同倪才旺校长住守在山丹建筑工地，参与新校舍的设计和工程监督。新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在1987年4月21 日宣告正式开学。艾黎30多年的复校梦想终于实现了。可惜那时他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亲自参加开幕式。
此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艾黎念念不忘的恢复“工合”也早已提上了日程。在胡愈之等老“工合”领导人的提议下，经中央统战部批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83年11月20日重新成立。艾黎原想继续努力，争取在美、英、新、澳等国的老“工合”朋友支持下，按照过去的模式，重组“工合国际委员会”为“工合”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并与国际合作社组织建立联系。但就在1987年9月3日“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后不久，他的心脏病突发，于12月27日与世长辞。
艾黎研究室成立
从1982到1985年，我为完成《艾黎自传》的任务，先后陪艾黎三次去北戴河和三亚休假，利用他的休闲时间以问答或闲谈方式，把他口述的内容录音，回京后由熟悉他的几位秘书打成文稿，参照他提供的文字材料补充修改，编成草稿，由艾黎本人审定。根据各方要求，后来又决定《自传》同时出英文和中文版，这就更增加了工作量。美大部不少同志都曾参与翻译，王効伯老师也被请来帮忙校改等工作，大家全力以赴，赶在1986年12月2日庆祝艾黎86岁生日那天，由友协和《中国建设》杂志出版社正式宣布发行。我们干成了，而且是以艾黎欣赏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干成的。
艾黎的晚年应该说是过得丰富圆满的。他之所以能不留遗憾地实现他恢复“工合”和培黎学校的好梦，而且把他多彩的一生经历和珍贵的人生感悟以《自传》形式留传于世，都与他同旧友王炳南有幸重逢有关。王会长的国际视野、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让艾黎的好梦得以在最后数年内一一成真，也使得人们更加珍惜他一生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1986年1月王会长结束在友协的任期，离职前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批准在友协成立一个统管艾黎事务的“艾黎研究室”，负责统筹规划进行有关艾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举办有关的纪念性活动等。我成为研究室的负责人。
1990年正式退休后，我成为恢复“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志愿工作者，直至新世纪的2006年。
1975年8月王会长就职后的第一次讲话给友协所有职工带来巨大鼓舞，他不计“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和原在外交部的高位，欣然就任友协会长，自称要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担起恢复和发展被“文革”动乱割断近10年之久的中国民间外交工作。他真诚坦率的就职讲话，表现出一个真正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的气度，给所有友协人带来无限温暖和希望。
王会长上任后，刚好赶上新中国建国以来充满大悲大喜的1976年：痛失周恩来总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以及胜利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友协人在这个关口表现出的爱国忧患意识和处变不惊的政治成熟性，同王炳南会长高瞻远瞩和稳健细致的领导才能和艺术是分不开的。此后，他在布局友协工作上展开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大手笔动作，调动起各部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停止多年的友好交往工作，建立起友好往来的新渠道。友协的工作气氛顿时面貌一新。
旧友喜重逢
我第一次接触王会长是在1977年下半年筹划庆祝路易·艾黎80岁生日期间。王炳南同志初遇艾黎是在1938年，当时艾黎为组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事去武汉活动，在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听取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商谈如何才能争取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其后，王炳南被指定负责帮助艾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那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正准备去延安，艾黎得便与他们同行，并向毛主席报告“工合”计划，都得力于王炳南的安排。解放后王炳南同艾黎虽少来往，但互信的情谊仍在。来友协后，王会长听说艾黎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内定为“外奸”，其养子和学生不少因同他解放前有关联而成了“革命对象”，内心十分不安。当他知道1977年将是艾黎来华50周年，同年12月2日又是他的80大寿时，决定由友协出面，为艾黎举办一次隆重的贺寿活动，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半个世纪在华贡献的尊重和感激。在这次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讲话的是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这次不寻常的宴会不但邀请了有关各界领导人、新西兰驻华大使及艾黎的外国老友，还请了“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中国养子，抗战年代的“工合”旧友和老山丹培黎学校毕业生。小平同志宴会上中肯、热情的讲话道出了全场人士的心声：“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之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艾黎在华贡献第一次给予的最郑重、最全面的评价，不但打消了不明真相的人们多年来对艾黎的怀疑与歧视，也解除了同艾黎有关连的亲亲友友的心理负担，让人们拨开迷雾，开始看到一个真实的艾黎。 从此，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同志，好战友”成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一致认知。
艾黎自1951年来北京处理停办“工合运动”和山丹培黎学校有关事项后，想在京完成他写作描述新旧中国对比的《有办法》一书。当时恰逢北京正在筹备将于1952年10月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委会支持了他的这一计划。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大多数国家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欧美代表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华的。能在北京召开一个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大规模和平会议，在国际上确实影响巨大。在当时宣传中国的外文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有办法》几乎成了各国代表了解中国的启蒙课本。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会议，会后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和平联络委员会”新西兰驻京代表，从此常住北京，并于1958年迁进了台基厂大街一号的“和大”大院，最终成了大院的“永久住民”。
艾黎刚搬进来时住在靠大门北楼美国知名作家斯特朗套房的楼上。对面的南楼住着当时被誉为日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一家。由于他解放前经历复杂，解放后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到1968年“文革”高潮时，“和大”的造反派竟在他的门口扯起“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横幅。此事惊动了宋庆龄，她立即上书中央，为艾黎作证，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艾黎在建国前和建国后一直“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直言 “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信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艾黎生平公开化
艾黎的故事早在“工合”运动兴起的抗战年代就在国外传为佳话，1941年埃德加·斯诺曾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过题为《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引起英、美、新等国人民极大兴趣，把艾黎看成“传奇英雄”。中国虽也有人写过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但少见全面、准确的生平记述。艾黎80寿庆的大活动引起中央和各方重视后，王炳南会长感到友协有责任把艾黎这位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生平事迹如实推介给国人。在王会长的指导下，美大部对艾黎的接待工作从被动满足其日常要求转向主动征求其意见，并在其帮助下与国外的老朋友恢复联系。同时给他配了专职秘书，更认真地处理他的写作翻译、出版等事。美大部领导和王会长本人常抽空找他聊天，了解他的需求，前来拜访他的老友和采访他的中外人士也与日俱增。
1982年又迎来艾黎的两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1927年4月21日他抵达上海开始在华生活的55周年；二是他的12月2日的85岁生日。王会长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美大部交出一篇全面介绍艾黎的传记性文章，由《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当天发表，我被责成执笔。我那时对艾黎了解有限，在王会长的指点和美大部同事们的支持下，如期完成了任务，写出6000字的长文《老战士的光辉历程》。没想到，此文很快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其中既有过去同艾黎有过交往的老同事、老学生，也有除了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外，从来没听说还有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一生的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
秋后的一天，王会长对我说他正在考虑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在12月2日艾黎85岁生日时发表，要我帮他找些有关材料。他说艾黎是个非常有思想、有远见的人，他对中国的了解比许多中国人还要深，还要广，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他，学习他。过了些日子，王会长把他初步设想的文章内容告诉我，表示这次要着重说说艾黎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他说，艾黎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是“中国的小百科全书”，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提过很多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艾黎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建议是有实质内容的，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要我到秘书处找艾黎近年的致友协函，其中涉及大规模伐木毁林会造成生态灾难；修建水坝不解决淤泥堆积问题后患无穷；防止农民伐木为薪必须在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新能源等诸多问题。艾黎还强调，改革开放后必须注意青年的教育，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只向往过舒适的生活……这些意见都是1977－1984年之间他去东北、广西、海南等地访问后提出的，但当时并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王会长认为，艾黎提这些意见都是有预见性的，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认真研究。因此他要写的文章不仅是说他解放前的事绩，更要写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建议，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艾黎对中国的热爱和关心。文章就此定名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王会长为写这篇文章，从选主题，找参考资料，定内容大纲，到一字字修改草稿，这种高瞻远瞩的视角，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后来研究艾黎上了启蒙的一课。
“新西兰的艾黎”和
“中国的艾黎”
艾黎在华的传奇故事在新西兰人中早有传闻并引以为傲。随着艾黎日近晚年，新西兰的一些朋友和专家们都主张尽早拍出一部艾黎在华经历的纪录片。1979年新西兰作家杰夫·查波和一些电影工作者来华，邀请艾黎陪他们游走当年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结果拍出了《一叶两芽》的艾黎生平纪录片，查波事后还出版了《中国的路易·艾黎》一书，纪录了同艾黎重访旧地的感受和当年的故事，在新西兰颇受赞扬。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甘肃的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也纷纷要求友协协助他们拍摄艾黎生活的纪录片、艾黎与老培黎学校的话剧、故事片等等，艾黎一时成了新、中两方面争相采访和拍片的对象。而且通过他挖掘出许多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新中国建设的老朋友的动人故事，如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建卫生院救助村民和八路军伤病员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等。艾黎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贡献，成为沟通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牢固桥梁。无怪在中国人称他“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时，他又被新西兰人称作“中国的路易·艾黎”。
从1982年起，王炳南会长日益关注如何促使艾黎自己写下他的自传，为后人留下一本可靠的艾黎传记，但艾黎总是推说他有更重要的有关中国题目要写，他自己“那点事儿没什么意思”。最后，他同意口述回忆，由别人代编写，作为自传出版。美大部这回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在他健康尚佳时抓紧完成。
我虽然自1952年在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就知道艾黎，他搬进“和大”院内后也常在各种外事场合见过他，但对他的往事并不熟悉。1982年甘肃省应老培黎校友请求，同意在兰州举行一次“山丹培黎学校创办40周年纪念大会”， 让校友们有机会见见艾黎，并去山丹看看。艾黎建议友协邀请当年帮助培黎学校建起校医院的新西兰外科大夫司宾赛来华参加，由我陪同，这才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艾黎同去外地，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在老校友和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山丹培黎学校的创业史是山丹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传奇，也是中外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创的一个精神与物质的瑰宝。
艾黎和司宾赛大夫亲临这次大会和重返山丹在当地群众中掀起的轰动效应，显然激发了甘肃省政府重建培校的意愿。王炳南会长以友协的名义，配合推动有关各方积极支持响应，终获批准。计划还争取到来自新西兰和美国的部分资助。新中友协的积极人士汤姆·牛纳姆受艾黎之托，曾同倪才旺校长住守在山丹建筑工地，参与新校舍的设计和工程监督。新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在1987年4月21 日宣告正式开学。艾黎30多年的复校梦想终于实现了。可惜那时他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亲自参加开幕式。
此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艾黎念念不忘的恢复“工合”也早已提上了日程。在胡愈之等老“工合”领导人的提议下，经中央统战部批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83年11月20日重新成立。艾黎原想继续努力，争取在美、英、新、澳等国的老“工合”朋友支持下，按照过去的模式，重组“工合国际委员会”为“工合”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并与国际合作社组织建立联系。但就在1987年9月3日“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后不久，他的心脏病突发，于12月27日与世长辞。
艾黎研究室成立
从1982到1985年，我为完成《艾黎自传》的任务，先后陪艾黎三次去北戴河和三亚休假，利用他的休闲时间以问答或闲谈方式，把他口述的内容录音，回京后由熟悉他的几位秘书打成文稿，参照他提供的文字材料补充修改，编成草稿，由艾黎本人审定。根据各方要求，后来又决定《自传》同时出英文和中文版，这就更增加了工作量。美大部不少同志都曾参与翻译，王効伯老师也被请来帮忙校改等工作，大家全力以赴，赶在1986年12月2日庆祝艾黎86岁生日那天，由友协和《中国建设》杂志出版社正式宣布发行。我们干成了，而且是以艾黎欣赏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干成的。
艾黎的晚年应该说是过得丰富圆满的。他之所以能不留遗憾地实现他恢复“工合”和培黎学校的好梦，而且把他多彩的一生经历和珍贵的人生感悟以《自传》形式留传于世，都与他同旧友王炳南有幸重逢有关。王会长的国际视野、政治智慧和历史责任感，让艾黎的好梦得以在最后数年内一一成真，也使得人们更加珍惜他一生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1986年1月王会长结束在友协的任期，离职前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批准在友协成立一个统管艾黎事务的“艾黎研究室”，负责统筹规划进行有关艾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举办有关的纪念性活动等。我成为研究室的负责人。
1990年正式退休后，我成为恢复“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志愿工作者，直至新世纪的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