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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对国内汽、柴油市场供求关系已产生影响。国内成品油批发价节节下跌，汽、柴油“批零倒挂”现象出现逆转，大宗商品价格也相应出现下跌。如果金融风暴“恶”势难改，国际油价跌势就有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为我国接轨国际油价的政策改革提供了可能，我国应抓紧有利时机理顺成品油价格机制，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发展战略，以防新的国际石油危机的来临。
改革机会或已来临
不管国际市场情况如何变化，我国都应借机增加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以保证石油安全，抵抗未来油价的大幅波动。同时理顺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接轨的步伐。
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改革？应该说，对油价接轨国际的改革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接轨方式。如何接轨？一是看时机，二是看方式。
一方面，我国原油价格目前由市场调节，实行与国际价格接轨，成品油价格则由政府调控。政府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控有其必要性。从长期看，我国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是坚定的，关键是选择一个良好的时机，尽快实现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成熟市场接轨。此前拖延中国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两个主要因素——国际油价过高和国内通货膨胀风险目前都有所减轻，国内成品油市场供求紧张缓解，“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了”。另一方面，国内成品油价格不能只是简单地和国际接轨，不能频繁地根据国际油价走势调整油价。现在应该重点考虑的是，推出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减少行政干预的方式，让投资者和消费者基于自己的预期做决策，这样矛盾会减少很多。因此要在油价接轨的同时，形成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并通过燃油税、资源税等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
理顺油价才能根本消除“油荒”。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成品油与原油价格倒挂加剧，国内炼油企业加工和进口亏损严重，大部分地方炼油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国内成品油供应紧张和市场秩序失调。为确保供应，中央财政给予两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炼油亏损巨额补贴，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面对不断上涨的国际油价，我国从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
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4.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是5月份以来连续五个月回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9.1%，涨幅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理顺能源价格是对中国经济内部不同部门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其本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只有理顺油价才能根本消除“油荒”。
结构调整时不我待。近来，有观点认为，虽然高油价会给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高油价本身能够迫使企业技术革新，促进节能。如果国际原油还能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的高价时期，而不是突然间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暴跌的话，估计中国的能源结构和消费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国际油价下跌对新能源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可能会使相应的工作放缓或停滞，而一旦原油价格上涨，就又会是一阵手忙脚乱。这种急剧的如过山车般的暴涨暴跌给中国的教训是，应有一个长期的、不可轻易变化的能源战略，不会受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影响，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同时，相应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及人们的心理等都应该有所准备。
配套机制改革最为关键。我国早已明确了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制定了石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目的是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能源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有利的价格体制条件，但并未明确短期内与国际价格实时接轨。当前成品油价格改革的方向应是加强与国际油价的联动性，采取一步到位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方案尚不可取。近期国际油价浮动幅度仍然较大，国内成品油定价仍有一定难度。此外，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应对国际油价高涨的能力仍然较弱；市场竞争主体尚未充分实现多元化，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时机不应取决于国际油价的高低。关键是建立一整套机制，使得国内市场不仅能接受国际油价下跌后的成品油价格下调，更能够承受国际油价攀高时的上涨。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关键，始终在于能源价格体制和税收配套改革的同时推进。应尽快解决价格机制问题，把燃油税加到成品油价格的组成内容上，让价格确实反映资源性产品的稀缺程度。国际油价走势难以准确预测，不应把国际油价视为能源价格市场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的前提。能源价格改革应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具有竞争性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谨慎前行
事实上，前两次石油危机都是通过经济减速——能源总需求减少——供需达成新均衡的路径调整的。当前及未来两三年可能更加恶化的世界石油能源危机也将会沿该路径调整。世界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国处于能源消耗上升期，油价高涨将使企业亏损增加，经济将面临更深刻的调整。面对可能再现的国际石油危机的风险，我国应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相配合控制总需求，落实节能减排，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推进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在原油需求和减排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我国应加强能源外交，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能源外交战略。
一是加强对国外原油资源特别是原油替代能源（如油砂等）的投资参股。二是积极加入国际相关能源组织，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并宣传我国能源政策和主张，放大在国际舆论上的声音。三是针对部分能源出口国主张在欧佩克基础上再组建天然气欧佩克等动向，加强我与消费大国的联系和沟通，充分利用五国能源部长会议等机制，改变能源进口国各自为战的局面，以谋求维护市场稳定。四是实行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五是尽快在原油产出大国和消费大国设立能源代表处，作为实施我国能源外交战略的窗口。
我国原油价格已与世界接轨，成品油价格依然由政府定价，政府对油价给予财政补贴，起到了平抑物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使国际油价传导机制发生扭曲，不利于节能减排。因此，我国在控制通胀目标基本达成后，应考虑择机实行市场机制与财政补贴并用的政策，一方面逐步放开成品油市场价格，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避免出现因价格管理而循环进行的体制性油荒，另一方面对公共交通、农机用油等继续给予补贴。
与此同时，应下决心出台燃油税等政策抑制石油消费。要切实推进循环经济，注重对“都市矿山”中大量石油制成品如塑料类资源的回收利用，切实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构建完善石油储备制度，增强应付油价变动的抗风险能力。要高瞻远瞩地进行新能源战略布局及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改革机会或已来临
不管国际市场情况如何变化，我国都应借机增加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以保证石油安全，抵抗未来油价的大幅波动。同时理顺国内能源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接轨的步伐。
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改革？应该说，对油价接轨国际的改革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接轨方式。如何接轨？一是看时机，二是看方式。
一方面，我国原油价格目前由市场调节，实行与国际价格接轨，成品油价格则由政府调控。政府对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控有其必要性。从长期看，我国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是坚定的，关键是选择一个良好的时机，尽快实现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成熟市场接轨。此前拖延中国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两个主要因素——国际油价过高和国内通货膨胀风险目前都有所减轻，国内成品油市场供求紧张缓解，“可以说时机已经成熟了”。另一方面，国内成品油价格不能只是简单地和国际接轨，不能频繁地根据国际油价走势调整油价。现在应该重点考虑的是，推出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减少行政干预的方式，让投资者和消费者基于自己的预期做决策，这样矛盾会减少很多。因此要在油价接轨的同时，形成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并通过燃油税、资源税等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
理顺油价才能根本消除“油荒”。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国内成品油与原油价格倒挂加剧，国内炼油企业加工和进口亏损严重，大部分地方炼油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造成国内成品油供应紧张和市场秩序失调。为确保供应，中央财政给予两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炼油亏损巨额补贴，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面对不断上涨的国际油价，我国从6月20日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提高1500元。
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4.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是5月份以来连续五个月回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9.1%，涨幅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理顺能源价格是对中国经济内部不同部门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其本身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只有理顺油价才能根本消除“油荒”。
结构调整时不我待。近来，有观点认为，虽然高油价会给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高油价本身能够迫使企业技术革新，促进节能。如果国际原油还能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的高价时期，而不是突然间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暴跌的话，估计中国的能源结构和消费结构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国际油价下跌对新能源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可能会使相应的工作放缓或停滞，而一旦原油价格上涨，就又会是一阵手忙脚乱。这种急剧的如过山车般的暴涨暴跌给中国的教训是，应有一个长期的、不可轻易变化的能源战略，不会受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影响，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同时，相应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及人们的心理等都应该有所准备。
配套机制改革最为关键。我国早已明确了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制定了石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目的是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能源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有利的价格体制条件，但并未明确短期内与国际价格实时接轨。当前成品油价格改革的方向应是加强与国际油价的联动性，采取一步到位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方案尚不可取。近期国际油价浮动幅度仍然较大，国内成品油定价仍有一定难度。此外，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应对国际油价高涨的能力仍然较弱；市场竞争主体尚未充分实现多元化，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时机不应取决于国际油价的高低。关键是建立一整套机制，使得国内市场不仅能接受国际油价下跌后的成品油价格下调，更能够承受国际油价攀高时的上涨。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关键，始终在于能源价格体制和税收配套改革的同时推进。应尽快解决价格机制问题，把燃油税加到成品油价格的组成内容上，让价格确实反映资源性产品的稀缺程度。国际油价走势难以准确预测，不应把国际油价视为能源价格市场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的前提。能源价格改革应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具有竞争性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谨慎前行
事实上，前两次石油危机都是通过经济减速——能源总需求减少——供需达成新均衡的路径调整的。当前及未来两三年可能更加恶化的世界石油能源危机也将会沿该路径调整。世界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越来越大。我国处于能源消耗上升期，油价高涨将使企业亏损增加，经济将面临更深刻的调整。面对可能再现的国际石油危机的风险，我国应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及区域发展政策相配合控制总需求，落实节能减排，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推进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在原油需求和减排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我国应加强能源外交，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能源外交战略。
一是加强对国外原油资源特别是原油替代能源（如油砂等）的投资参股。二是积极加入国际相关能源组织，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并宣传我国能源政策和主张，放大在国际舆论上的声音。三是针对部分能源出口国主张在欧佩克基础上再组建天然气欧佩克等动向，加强我与消费大国的联系和沟通，充分利用五国能源部长会议等机制，改变能源进口国各自为战的局面，以谋求维护市场稳定。四是实行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五是尽快在原油产出大国和消费大国设立能源代表处，作为实施我国能源外交战略的窗口。
我国原油价格已与世界接轨，成品油价格依然由政府定价，政府对油价给予财政补贴，起到了平抑物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使国际油价传导机制发生扭曲，不利于节能减排。因此，我国在控制通胀目标基本达成后，应考虑择机实行市场机制与财政补贴并用的政策，一方面逐步放开成品油市场价格，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避免出现因价格管理而循环进行的体制性油荒，另一方面对公共交通、农机用油等继续给予补贴。
与此同时，应下决心出台燃油税等政策抑制石油消费。要切实推进循环经济，注重对“都市矿山”中大量石油制成品如塑料类资源的回收利用，切实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构建完善石油储备制度，增强应付油价变动的抗风险能力。要高瞻远瞩地进行新能源战略布局及替代能源的研究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