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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至今,“观政”说与“人民性”此消彼长,构成了乐府诗的接受史。东汉班固作为颇具影响的第一接受者,赋予乐府“讽政”功能,为后来“人民性”的阐释提供了空间。汉代以后,文人通过拟写乐府诗接受了“讽政”说,在乐府诗中尽情书写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增强了“人民性”;在乐府诗的批评传统中,“讽政”说亦被进一步强化,至明清时期则转向对“民瘼”的关注,而郭茂倩将“歌谣”收入《乐府诗集》开启了将“乐府”视作“民歌”的滥觞。20世纪以来,“人民性”成为重要的批评话语,既为乐府诗研究带来机遇,也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