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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统治十分严酷的时期，在士大夫阶层中兴盛起“清谈”之风，以此抵抗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所谓的魏晋风度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本文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清谈 文化 生态
魏晋，作为文化历史的一处穴位，每一次的触摸，都会产生一阵疼痛，每一次的阅读回味，都会产生想遗忘的心理，但又不能忘记那些智者的灵魂，那些与清谈互为主角的敏感的灵魂，让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
翻开魏晋的历史，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风雨，帝国的政治四分五裂，散落一地，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这段历史，似乎总是以死亡为主题，但是那些敏感的灵魂总是以“清谈”为先导，并不过于担心自己会成为那个主题的常客，或者会成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基座与人格坐标从那时起得以重新搭建，中华民族的另一种文化系统在那个时候得以建立。
那一段晦涩的历史，野蛮中总有点强悍，简单中总有点精致。一个个强大的生命在那样一个无序的空间里任意的挥洒，简直匪夷所思。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逻辑来构建自身的文化体系，自然会酿成人间的巨大悲剧，但这种悲剧却蕴含了无限的审美意识。
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从王导、谢安到王羲之、张翰，莫不是清峻通脱而又“风流自赏”，为后人所景仰。而风流名士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富于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唯酒是务，经常纵酒佯狂，有时还于屋中一丝不挂，人家见了难免要批评他，他却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诸位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呢？”又如王徽之“雪夜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徽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癫狂归结为高洁，激越定格为思考。他们每个人都进入一种绝望的平静当中，生命自然也就进入一种毫无功利的境界，犹如山间雾霭，雪中孤月。清晰得朦胧，生动得隐约。
“清谈”的生命形态和文化生态表现在毫无内容与目的，毫无功利价值，是一种非实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毫无逻辑的话语系统，游离、自由、出轨、叛离，他们漠视世俗，鄙视权贵，无视礼法，无须亦步亦趋，只求惊世骇俗、洒脱自在。但是，要触摸这一段伤痛的历史，又感到无序中无从着手，于是，只得从几个人身上寻找几个简单的意象，去感受这种清谈的文化生态。
先说阮籍的“哭”。
一个人，经常驾着牛车，车上装着酒坛，边喝边行，当牛车无路，阮籍便嚎啕大哭。这种“哭”，不是世俗的悲伤，“哭”的本身没有具体的内容和目的，没有具体的针对，毫无所指，但又穿越古今，直透心底。他是在哭天地宇宙，还是在哭凄草迷离？是在哭长天冷漠，还是在哭落叶满地？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哭，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哭，但这种与内心独特的又让世人难以理解的交流方式，却是涵天盖地的。
再看阮籍的“啸”。
阮籍到苏门山拜访孙登，似乎想询问一个宏大的生命问题，但又不知在询问什么。总之，孙登并没有给他一言一语，等到阮籍下山的时候，却听到了一股辽远的啸声，这是孙登在回答，莽莽苍苍，阮籍随之也用一种“啸”回应了孙登。这种简单的交流方式让人费解，也让人瞠目结舌，但却是直冲霄汉，震耳欲聋。回来之后，阮籍写了《大人先生传》，他将“大人”看成了与道同存的逍遥与自由，以一种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回应了孙登。
如果说魏晋的玄学相当的盛行的话，那么，这种盛行除了对老庄哲学的践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还有的就是对传统的叛逆。他们行为乖张，言论模糊，性情多样，所作所为都离经叛道。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念，虽然与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背道而驰，但却成为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接着听嵇康的打铁声。
洛阳郊外，一个简单的打铁铺，炽烈的炉火映着两张火红的面颊，那是嵇康与向秀在打铁，单调的叮叮当当成了最牢固的话语系统，只为打铁，没有多余的话，打完铁，向秀独自离开。或许，一个眼神，几声叮当，就完成了生命的交流与心灵的碰撞。这样简单的打铁声成了生命的形态，炽烈的炉火变成了文化的温度。
再听嵇康的广陵绝响。
吕安的哥哥吕巽强占了吕安的妻子，只为正义而说了几句话，嵇康与吕安被司马昭以不孝者的同伙判以死刑，临刑前，嵇康说还有时间，让我弹一曲，一首《广陵散》，使刑场变成了演奏会，那弥散在三千太学生耳畔的音符，构成了既具体又晦涩的言语系统，千古难以解读。让人感动的是他从容大气的无须多言解释生命形态，让世人同情、遗憾、敬佩。但是，当一个生命既然有了曾经的厚度，就不必用善意的心态和美好的愿望去增加他的重量、堆积他的高度。
魏晋人士的风度可见一斑，魏晋文化的生态在他们身上显露风骨。魏晋人士并不与政治形成敌对，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只是一种游戏心理。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等人都做过官，包括后来的陶渊明也都做过几任。他们只是在政治生态中极力保持自己生命的高拔姿态，并让这种姿态与辽远的文化生态形成呼应。他们的目光从外视转向内审，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人生本体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切身体会到现实的残酷是真切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也是真切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要么服食饮酒、守心养神以求延长生命并提高生命质量；要么尊重生命的存在与自由；要么哀伤着生命的流逝；要么感叹着生命的无常；要么尽情地挥洒人生，恣性任情。而最终又大都选择了以达观潇洒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哀伤与不幸。
因此，《广陵散》才表现了人性觉醒了之后的达观与从容。他们的人生变得哲学化、艺术化和个性化。达观、潇洒、风流和个性张扬是魏晋文人的人格主题。然而，他们的达观、潇洒、风流以及他们的个性张扬，却又无法弥补他们内心深处的孤愤、悲凉与无奈，以及他们对生命、人生、社会、宇宙的忧患。他们潇洒达观的背后有一种悲凉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是共存的，共同构成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而后者又与汉末之后形成的“建安风骨”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与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如果说，儒家学说，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命题滋养后世文人，使文人找到了最终的政治使命；道家学说以“无功无为”提升后世文人的境界，使文人找到了生命的最终归宿；佛家以“因果轮回”直达众生生命的底层，使文人找到了生命的普遍形态；而玄学以游离的姿态漂浮在三大学说之间，这种生命姿态与文化姿态形成了魏晋的主流，魏晋名士们强调精神自由，他们在饮酒中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他们对服药趋之若鹜；他们追求宽衣大袖的魅力，他们在围棋休闲活动中展示竞争意识和个性人格精神；他们谈玄论道，得意忘象……魏晋风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审美理想。
魏晋的每一处山水，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激发后人深而浩大的生命叹息。而魏晋人士，就像长空白云，山间雾霭，都是一种既清晰又飘渺的存在。有人说，魏晋风度是玄心、洞见，是妙赏、深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仕隐兼修。而服药、饮酒、美姿容和谈玄论道、游山玩水则成了这种风度的外在延伸。也有人说，魏晋名士放浪形骸，放达出格，清谈误国。但魏晋风度似乎总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
作者单位：贵州省兴义市神奇中学。
【关键词】清谈 文化 生态
魏晋，作为文化历史的一处穴位，每一次的触摸，都会产生一阵疼痛，每一次的阅读回味，都会产生想遗忘的心理，但又不能忘记那些智者的灵魂，那些与清谈互为主角的敏感的灵魂，让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
翻开魏晋的历史，经过了两汉四百年的风雨，帝国的政治四分五裂，散落一地，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这段历史，似乎总是以死亡为主题，但是那些敏感的灵魂总是以“清谈”为先导，并不过于担心自己会成为那个主题的常客，或者会成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基座与人格坐标从那时起得以重新搭建，中华民族的另一种文化系统在那个时候得以建立。
那一段晦涩的历史，野蛮中总有点强悍，简单中总有点精致。一个个强大的生命在那样一个无序的空间里任意的挥洒，简直匪夷所思。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逻辑来构建自身的文化体系，自然会酿成人间的巨大悲剧，但这种悲剧却蕴含了无限的审美意识。
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从王导、谢安到王羲之、张翰，莫不是清峻通脱而又“风流自赏”，为后人所景仰。而风流名士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富于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唯酒是务，经常纵酒佯狂，有时还于屋中一丝不挂，人家见了难免要批评他，他却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诸位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呢？”又如王徽之“雪夜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徽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癫狂归结为高洁，激越定格为思考。他们每个人都进入一种绝望的平静当中，生命自然也就进入一种毫无功利的境界，犹如山间雾霭，雪中孤月。清晰得朦胧，生动得隐约。
“清谈”的生命形态和文化生态表现在毫无内容与目的，毫无功利价值，是一种非实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毫无逻辑的话语系统，游离、自由、出轨、叛离，他们漠视世俗，鄙视权贵，无视礼法，无须亦步亦趋，只求惊世骇俗、洒脱自在。但是，要触摸这一段伤痛的历史，又感到无序中无从着手，于是，只得从几个人身上寻找几个简单的意象，去感受这种清谈的文化生态。
先说阮籍的“哭”。
一个人，经常驾着牛车，车上装着酒坛，边喝边行，当牛车无路，阮籍便嚎啕大哭。这种“哭”，不是世俗的悲伤，“哭”的本身没有具体的内容和目的，没有具体的针对，毫无所指，但又穿越古今，直透心底。他是在哭天地宇宙，还是在哭凄草迷离？是在哭长天冷漠，还是在哭落叶满地？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哭，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哭，但这种与内心独特的又让世人难以理解的交流方式，却是涵天盖地的。
再看阮籍的“啸”。
阮籍到苏门山拜访孙登，似乎想询问一个宏大的生命问题，但又不知在询问什么。总之，孙登并没有给他一言一语，等到阮籍下山的时候，却听到了一股辽远的啸声，这是孙登在回答，莽莽苍苍，阮籍随之也用一种“啸”回应了孙登。这种简单的交流方式让人费解，也让人瞠目结舌，但却是直冲霄汉，震耳欲聋。回来之后，阮籍写了《大人先生传》，他将“大人”看成了与道同存的逍遥与自由，以一种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回应了孙登。
如果说魏晋的玄学相当的盛行的话，那么，这种盛行除了对老庄哲学的践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还有的就是对传统的叛逆。他们行为乖张，言论模糊，性情多样，所作所为都离经叛道。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念，虽然与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背道而驰，但却成为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接着听嵇康的打铁声。
洛阳郊外，一个简单的打铁铺，炽烈的炉火映着两张火红的面颊，那是嵇康与向秀在打铁，单调的叮叮当当成了最牢固的话语系统，只为打铁，没有多余的话，打完铁，向秀独自离开。或许，一个眼神，几声叮当，就完成了生命的交流与心灵的碰撞。这样简单的打铁声成了生命的形态，炽烈的炉火变成了文化的温度。
再听嵇康的广陵绝响。
吕安的哥哥吕巽强占了吕安的妻子，只为正义而说了几句话，嵇康与吕安被司马昭以不孝者的同伙判以死刑，临刑前，嵇康说还有时间，让我弹一曲，一首《广陵散》，使刑场变成了演奏会，那弥散在三千太学生耳畔的音符，构成了既具体又晦涩的言语系统，千古难以解读。让人感动的是他从容大气的无须多言解释生命形态，让世人同情、遗憾、敬佩。但是，当一个生命既然有了曾经的厚度，就不必用善意的心态和美好的愿望去增加他的重量、堆积他的高度。
魏晋人士的风度可见一斑，魏晋文化的生态在他们身上显露风骨。魏晋人士并不与政治形成敌对，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只是一种游戏心理。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等人都做过官，包括后来的陶渊明也都做过几任。他们只是在政治生态中极力保持自己生命的高拔姿态，并让这种姿态与辽远的文化生态形成呼应。他们的目光从外视转向内审，更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人生本体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切身体会到现实的残酷是真切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也是真切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要么服食饮酒、守心养神以求延长生命并提高生命质量；要么尊重生命的存在与自由；要么哀伤着生命的流逝；要么感叹着生命的无常；要么尽情地挥洒人生，恣性任情。而最终又大都选择了以达观潇洒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哀伤与不幸。
因此，《广陵散》才表现了人性觉醒了之后的达观与从容。他们的人生变得哲学化、艺术化和个性化。达观、潇洒、风流和个性张扬是魏晋文人的人格主题。然而，他们的达观、潇洒、风流以及他们的个性张扬，却又无法弥补他们内心深处的孤愤、悲凉与无奈，以及他们对生命、人生、社会、宇宙的忧患。他们潇洒达观的背后有一种悲凉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是共存的，共同构成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而后者又与汉末之后形成的“建安风骨”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同时又与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如果说，儒家学说，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命题滋养后世文人，使文人找到了最终的政治使命；道家学说以“无功无为”提升后世文人的境界，使文人找到了生命的最终归宿；佛家以“因果轮回”直达众生生命的底层，使文人找到了生命的普遍形态；而玄学以游离的姿态漂浮在三大学说之间，这种生命姿态与文化姿态形成了魏晋的主流，魏晋名士们强调精神自由，他们在饮酒中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他们对服药趋之若鹜；他们追求宽衣大袖的魅力，他们在围棋休闲活动中展示竞争意识和个性人格精神；他们谈玄论道，得意忘象……魏晋风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审美理想。
魏晋的每一处山水，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激发后人深而浩大的生命叹息。而魏晋人士，就像长空白云，山间雾霭，都是一种既清晰又飘渺的存在。有人说，魏晋风度是玄心、洞见，是妙赏、深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仕隐兼修。而服药、饮酒、美姿容和谈玄论道、游山玩水则成了这种风度的外在延伸。也有人说，魏晋名士放浪形骸，放达出格，清谈误国。但魏晋风度似乎总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
作者单位：贵州省兴义市神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