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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民国首都南京城内,曾有一批人暗中策划了一场反蒋的军事暴动:准备驾驶飞机,投掷炸弹,炸毁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厅,把在此开会的蒋介石一干“中央要人”一举炸死,造成混乱局面,然后再乘机暴动。他们为此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连退路都已安排妥当,但却因故胎死腹中,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批“叛乱者”竟清一色是国民党党员,此事得从“改组派”的成立说起。
“改组派”的成立
1927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为了继续北伐,暂时从“宁汉分裂”的相互对抗走向双方妥协的“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了排挤同床异梦的汪精卫集团,则煽动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对汪等人施加压力,并在党政机关中对汪系的大部分人都摒弃不用。在此情况下,汪系内的骨干顾孟余、陈公博、王乐平、柏文蔚、甘乃光、白云梯、郭春涛等都只好陆续离开南京。
1928年5月,他们集中于上海,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开始反蒋活动,陈公博和顾孟余还分别创办了《革命评论》及《前进》刊物,主张“改组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反对军事独裁”,甚至还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工人有罢工自由”等等,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迷惑了不少人。“改组派”的总部设在上海,总部委员是以汪系政要及反蒋的一些国民党中常委组成,决定大权则由王乐平一人负责。不久又派遣人员分赴各省市及国外一些地方吸收会员,正式成立各级组织。
“三·一四”事件
紧接着,这年秋天,“改组派”总部派了赵惠谟赴南京秘密发展会员,筹设支部,经辗转活动,很快就吸收了20多人入会。
“改组派”成立了南京市支部,不到1年时间即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以大学生和机关职员占大多数。中央大学有七八十人,中央政校有五六十人,中央军校有三四十人,连中央党部内也有三四十人。因处在蒋介石的高压下,组织活动完全采取秘密方式,会员入会后,都编定号码,一切文件都只写号码,不写姓名,除工作上的必要联系外,彼此都互不知道。“改组派”南京支部还出版了《夹攻》周刊,内容主要是以反蒋、反军事独裁、主张民主自由为中心。但只出了三四期后,即被当局发现,蒋介石下令缉拿“改组派”南京支部书记赵惠谟,赵连夜化装逃往上海,《夹攻》周刊即停止发行。
1929年3月,国民党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决定,大会代表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圈定。此举激起国民党内稍有民主意识的人发动了一个“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运动,“改组派”利用这一机会,充当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除了秘密散发传单外,在中央党部召开区党部党员大会时,“改组派”成员李实还作了公开反对发言,从而引发了该派与拥蒋的CC系(陈立夫、陈果夫派系)的群殴事件,气得蒋介石下令逮捕李实。
3月14日,在“改組派”策动下,全市国民党党员代表会议在夫子庙礼堂召开,推举了倾向“改组派”的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为会议主席。谷在开幕词中提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后,闻讯而来的蒋系军校学生及CC分子冲进了会场,双方大打出手,以致多人受伤。谷正纲之兄“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派宪兵来场镇压,把谷正纲送交中央党部请示,当CC分子和军校学生又发动了许多人来到中央党部要求“严办凶手”时,恰恰遇到被“先行撤职,听候查办”刚刚放出的谷正纲,众人一拥而上,想把他架走处死。眼看谷正纲在劫难逃,不想一帮“改组派”人也赶到场,双方又是一场混战,这才将谷救出,并派人连夜将他护送至上海总部,介绍他入了会,于是谷正纲变成了“改组派”的红人,在总部工作。
经过“三·一四”事件后,蒋介石对“改组派”更加恨之入骨,遂多方面进行残酷的镇压,“改组派”方面同样也欲置蒋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已是势同水火。
“暴动计划”流产
到了1929年冬季,张发奎和桂系联合通电拥汪,要求蒋介石取消“三全大会”决议,并起兵向武汉进攻,于是京沪一带“改组派”支部皆纷纷乘机活动起来。江苏的“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南京“改组派”支部也摩拳擦掌,准备在张发奎一旦夺下武汉向长江下游进攻时,在南京发起暴动响应。当时,除了已经把起事的臂章符号都做好之外,同时还计划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由中央军校的一个“改组派”航空教官驾驶教练机,投掷炸弹,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把来开会的蒋介石一干“中央要人”一举炸死,造成首都混乱局面,以便乘机暴动,取而代之。
有关人员已经把中央党部会议厅地点所在处画了草图,交与那位飞机师。并且炸弹也已运到位,连轰炸的日期时间也定下了,事后飞机师逃脱的方法也布置妥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起事的前一天晚上,老天突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眼见轰炸计划无法进行,接着又传来坏消息——张发奎军事行动失败,已退出鄂西,局势急转直下,“改组派”在南京的“暴动计划”只好放弃。
“改组派”的瓦解
不久,计划暴动一案终于渐渐露出风声,蒋介石大为震怒,早在“三·一四”事件后,蒋密遣特务多方刺探“改组派”在南京的组织情况。
此案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又设法收买了“改组派”中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的卓衡之、邵华等人,他们把“改组派”在南京的一些情况出售告密。
蒋介石得知中央军校和政校竟有许多“改组派”分子以及“暴动计划”的内幕后,更为愤怒,除密令将军校大队长罗子实扣押外,并逮捕了“改组派”支部书记罗方中和委员朱伦、林凡野等。在军校和政校的许多“改组派”分子,也都先后失踪。南京市“改组派”受此严重打击后,一切活动陷于停顿,许多会员脱离了组织关系。
1930年2月,蒋介石派他的亲信陈希曾专程赴沪,组织许多特务,在环龙路环龙里“改组派”总部周围,天天侦察动静。一天下午,总部正在开会,被特务冲上楼,一阵乱枪,将王乐平等人打死,“改组派”无形中归于瓦解。
“改组派”的形成原是一个政治骗局,其骨子里并非真正“反军事独裁、改组国民党”,而是他们在失意之余,利用这个东西来和蒋介石争权夺利。虽然一开始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最后还是露出原形,群众发现受骗后,只好失望地离开了这个政治集团,这是其瓦解的根本原因。
“改组派”的成立
1927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为了继续北伐,暂时从“宁汉分裂”的相互对抗走向双方妥协的“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了排挤同床异梦的汪精卫集团,则煽动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对汪等人施加压力,并在党政机关中对汪系的大部分人都摒弃不用。在此情况下,汪系内的骨干顾孟余、陈公博、王乐平、柏文蔚、甘乃光、白云梯、郭春涛等都只好陆续离开南京。
1928年5月,他们集中于上海,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开始反蒋活动,陈公博和顾孟余还分别创办了《革命评论》及《前进》刊物,主张“改组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反对军事独裁”,甚至还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工人有罢工自由”等等,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迷惑了不少人。“改组派”的总部设在上海,总部委员是以汪系政要及反蒋的一些国民党中常委组成,决定大权则由王乐平一人负责。不久又派遣人员分赴各省市及国外一些地方吸收会员,正式成立各级组织。
“三·一四”事件
紧接着,这年秋天,“改组派”总部派了赵惠谟赴南京秘密发展会员,筹设支部,经辗转活动,很快就吸收了20多人入会。
“改组派”成立了南京市支部,不到1年时间即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以大学生和机关职员占大多数。中央大学有七八十人,中央政校有五六十人,中央军校有三四十人,连中央党部内也有三四十人。因处在蒋介石的高压下,组织活动完全采取秘密方式,会员入会后,都编定号码,一切文件都只写号码,不写姓名,除工作上的必要联系外,彼此都互不知道。“改组派”南京支部还出版了《夹攻》周刊,内容主要是以反蒋、反军事独裁、主张民主自由为中心。但只出了三四期后,即被当局发现,蒋介石下令缉拿“改组派”南京支部书记赵惠谟,赵连夜化装逃往上海,《夹攻》周刊即停止发行。
1929年3月,国民党内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决定,大会代表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圈定。此举激起国民党内稍有民主意识的人发动了一个“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运动,“改组派”利用这一机会,充当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除了秘密散发传单外,在中央党部召开区党部党员大会时,“改组派”成员李实还作了公开反对发言,从而引发了该派与拥蒋的CC系(陈立夫、陈果夫派系)的群殴事件,气得蒋介石下令逮捕李实。
3月14日,在“改組派”策动下,全市国民党党员代表会议在夫子庙礼堂召开,推举了倾向“改组派”的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为会议主席。谷在开幕词中提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后,闻讯而来的蒋系军校学生及CC分子冲进了会场,双方大打出手,以致多人受伤。谷正纲之兄“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派宪兵来场镇压,把谷正纲送交中央党部请示,当CC分子和军校学生又发动了许多人来到中央党部要求“严办凶手”时,恰恰遇到被“先行撤职,听候查办”刚刚放出的谷正纲,众人一拥而上,想把他架走处死。眼看谷正纲在劫难逃,不想一帮“改组派”人也赶到场,双方又是一场混战,这才将谷救出,并派人连夜将他护送至上海总部,介绍他入了会,于是谷正纲变成了“改组派”的红人,在总部工作。
经过“三·一四”事件后,蒋介石对“改组派”更加恨之入骨,遂多方面进行残酷的镇压,“改组派”方面同样也欲置蒋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已是势同水火。
“暴动计划”流产
到了1929年冬季,张发奎和桂系联合通电拥汪,要求蒋介石取消“三全大会”决议,并起兵向武汉进攻,于是京沪一带“改组派”支部皆纷纷乘机活动起来。江苏的“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南京“改组派”支部也摩拳擦掌,准备在张发奎一旦夺下武汉向长江下游进攻时,在南京发起暴动响应。当时,除了已经把起事的臂章符号都做好之外,同时还计划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由中央军校的一个“改组派”航空教官驾驶教练机,投掷炸弹,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把来开会的蒋介石一干“中央要人”一举炸死,造成首都混乱局面,以便乘机暴动,取而代之。
有关人员已经把中央党部会议厅地点所在处画了草图,交与那位飞机师。并且炸弹也已运到位,连轰炸的日期时间也定下了,事后飞机师逃脱的方法也布置妥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起事的前一天晚上,老天突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眼见轰炸计划无法进行,接着又传来坏消息——张发奎军事行动失败,已退出鄂西,局势急转直下,“改组派”在南京的“暴动计划”只好放弃。
“改组派”的瓦解
不久,计划暴动一案终于渐渐露出风声,蒋介石大为震怒,早在“三·一四”事件后,蒋密遣特务多方刺探“改组派”在南京的组织情况。
此案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又设法收买了“改组派”中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的卓衡之、邵华等人,他们把“改组派”在南京的一些情况出售告密。
蒋介石得知中央军校和政校竟有许多“改组派”分子以及“暴动计划”的内幕后,更为愤怒,除密令将军校大队长罗子实扣押外,并逮捕了“改组派”支部书记罗方中和委员朱伦、林凡野等。在军校和政校的许多“改组派”分子,也都先后失踪。南京市“改组派”受此严重打击后,一切活动陷于停顿,许多会员脱离了组织关系。
1930年2月,蒋介石派他的亲信陈希曾专程赴沪,组织许多特务,在环龙路环龙里“改组派”总部周围,天天侦察动静。一天下午,总部正在开会,被特务冲上楼,一阵乱枪,将王乐平等人打死,“改组派”无形中归于瓦解。
“改组派”的形成原是一个政治骗局,其骨子里并非真正“反军事独裁、改组国民党”,而是他们在失意之余,利用这个东西来和蒋介石争权夺利。虽然一开始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最后还是露出原形,群众发现受骗后,只好失望地离开了这个政治集团,这是其瓦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