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今年是“七·七”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即便当年二十左右的青年，就算战争中大难不死，后来的半个世纪亦风雨鹄立，经运动险迫、饥病缠身而不凋，现今也该九十高寿了！抗战老兵，所余几希！当年震惊中外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凋零殆尽，前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大陆只剩一个在重庆默默无闻多年、生活亦长久窘迫的双目失明的老兵杨养正，行年已经九十一岁了！今年又闻报道，也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誓死抵抗，命令“八百壮士”继续抗敌的名将孙元良，已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台湾过世，享年一百零三岁。不几日，当年台儿庄战役担任敢死队队长的仵德厚，6月6日在他的家乡泾阳县龙泉镇雒仵村谢世，享年九十七岁。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二战中，中国人民牺牲最惨重。学者还认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进行最早、时间最长、战场最广、陆战规模最大。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中，中国军民伤亡共三千五百万人，财产损失六千亿美元以上；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万人，约占日军在二战期间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中国抗战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竭，摇摇欲坠。
有关抗战，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是何等壮阔的热血激励。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均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迹；统一战线、盟军的配合、苏联的帮助和国际友人的通力合作等等，都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利条件。
可以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皆是重新审视既往我们对待抗战历史态度的契机。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陆很多文学著作和教科书都有抗战题材的内容，但，“文革”前的意识形态，几乎是清一色的主流话语的抗战书写，《地雷战》、《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等是令人过目难忘的红色经典。上个世纪五六十出生的人，在很长时间所知道的国民党，在抗战中不过是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角色，奉行的是节节败退的逃跑主义。
随着年代的更迭、资讯的开放以及思想意识的日渐平和宽容，如今抗战的书籍基本允说允论，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上，让人们重新了解历史曾有过的无比血腥和沉重。我们同时认可了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认可了抗战胜利是全民乃至国际友人巨大流血牺牲的共同成果。在南京有一个航空烈士公墓，里面有抗战时期三千多航空烈士，其中，中国八百七十名，苏联二百三十六名，美国二千一百八十六名，韩国二名。在整个抗战期间，苏联空军击落日军飞机九百八十六架，而美国击落日军飞机二千二百架。据资料，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援助总额二亿五千万美元，中方实际动支一亿七千万美元，而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六亿二千万美元的援助，成为了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记得前两年随深圳市政协文史考察团到广西南宁，陪同的当地政协领导带我们到城郊的昆仑关大捷旧址参观，但见荒草没膝、城墙塌断、墓碑漫漶、四野冷寂。发生在1939年12月的南宁昆仑关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场震惊中外的著名战役，中国陆军第五军围歼了日本精锐的第五师团，击毙日军四千七百多人，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气，击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个惨烈的大战中，中国军队壮烈牺牲一万余人。1944年5月，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建筑物落成。1980年，邕宁县人民政府奉命重修被拆毁的昆仑关城垣和被雷劈倒塌的抗日阵亡纪念塔，并在1982年9月维修竣工，同时立碑确定为邕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年深月久，死难烈士的名字早已磨灭，仍然有修勒的必要。
根据昆仑关大捷创作的电影《铁血昆仑关》，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制片，主要讲述了1939年敌我双方在昆仑关及四周高地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的历史故事。影片在一百二十多个景点拍摄，其中有一百多名主配角演员，一万多群众演员、两万多人次的野战军部队，并动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再现了当时战争场面。据介绍，影片出来后，送审迟迟不能通过。终于，时过境迁，于2005年8月21日，在南宁举行了电影首映式，电影已易名为《铁血》。片名的修改，去掉了昆仑关这个醒目的地名，是否为顺利播映而做了一个微妙的折中呢？
值得高度评价的是香港凤凰卫视在前年抗战纪念的一系列活动，窦文涛主持的《中国远征军》、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等等专栏与节目，对六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是一个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追忆和缅怀。尤记得《冷暖人生》采访远征军中的护士刘桂英，她是当年四个结伴企图穿越野人山返国的护士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当年四人都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其余三人，一人被毒蛇咬伤掉队、后被野狼咬断喉管去世。另一人感染瘴气，高烧不退，热得神志不清，扒光自己的衣裤，奔跑坠崖而死。护士长与她的男友同时染病，都没有走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从夏天走到秋天，终于有一天，刘桂英在爬上一座高山之后，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上下坪地上的房屋和降落伞，于是兴奋地朝后喊话：“再走几步，前面有粮食吃了！”一个一个地后传，就是怕坚持不住的，在已然走出野人山的那一刻訇然倒地。
关于穿越野人山的艰难，境内的书刊报道也很多，新华社报道年近九十的薛文涛，当年曾被派往印度兰姆伽受训，后来参加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薛文涛说：“反攻缅甸，我们必须穿越野人山。第二次翻越这座山，尽管有上次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十分艰难。这个天然大屏障，整天见不到太阳，烂草、烂叶子很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那些旱蚂蟥，长在树上，密密麻麻，四处跳动，还直往身体里钻，战友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抓蚂蟥。蚊子有苍蝇那么大，很多人被叮后患了恶性疟疾，俗称恶性摆子。一次，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出现在前面，打了两枪没打死。这个时候，坦克过来了，从蛇身上碾过，蟒蛇肚子破了，我看里面有头盔、人骨、军装，有未消化完全的肢体，可以判断这条蛇刚刚吃过人。”
中缅关系交恶的年代，原本中国远征军的就不算齐整的碑铭，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记者去寻访，却发现日本人不仅年年来为死在异乡的侵略者修缮坟冢，甚至连战死的马匹也勒碑铭志，以为纪念！
过去的年代，不仅我们许多的战场英雄得不到有力的彰扬，甚至遭逢政治运动，就难免视作异类，譬如“敌伪军官”一词，就是最容易分发乱派的恶谥，轻者审查批斗，重者关押劳改。迄今，一些身经抗战的健在者老病缠身，生活状态很令人担忧，远征军前后几十万，如今在云南保山一带能查到姓名的存活者不过两三百，月低保二百元左右，前年凤凰电视记者刚结束采访就有电话来告之，某某老战士刚去世了。
刘桂英回想年轻美丽的护士长在长眠野人山的时刻，曾留言，希望后代不要忘记她们，回到祖国要讲她们的故事，是日本的侵略，使她们死在异乡……话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七十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一个不可再推延的深刻检视。重庆社科院的研究员王康曾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阵亡一百二十多个将军，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仅见的。以前的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在抗战中却不能成立，有些将军甚至是肉搏至死。要有一个集大成的纪念馆、先贤祠供奉所有抗战英烈之灵。
建一个大型的抗战将士纪念馆，这是一个正视、承认与弘扬历史的基础，也是一道国民良知的岿然底线。七十年了，全国诚然有大大小小多个抗战纪念馆，但内容翔实全面、享誉中外而堪为世代凭吊的，还没有。
（二）
以往，我们知道不少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斯诺、伊文思等等，我们知道他们在医疗、技术、新闻、摄影等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帮助我们抗战。近年，又有一些国际友人浮出水面，使我们得知，在更宽泛的时空之中，他们不为名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助我们。譬如1937年12月，日军攻进南京的血腥岁月，留守未撤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前者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在中国的代理拉贝（一译雷伯），后者的主席是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基（一译梅奇）。
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居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援照法国饶神父（一译贝萨奇Jacquinot de Bessage）在上海市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的先例，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安委会有一二十人，大多数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和中国人。譬如金陵大学的董事长杭立武就是最早倡言成立安委会的中国人，他任总干事，但不久因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他就离开了南京。安全区亦称“难民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占地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二十五处难民收容所。南京沦陷前后，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职业是教授、医生、牧师、企业主管，战争前在南京的生活都很安逸，当时的物价水准，有一点钱就生活得很好。据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的调查，他们甚至不十分害怕日本人，倒是中国义和团的过激行为给他们留下过心理阴影，所以一度他们担心难民区内会有不测举动。但是日本人入侵南京的暴行，使得他们不顾一起地奋起保卫南京难民，安全区先后涌进了二三十万人，不说其他，光吃喝拉撒以及医疗就是天大的问题。
二十几个外国人，面对这么多随时都可能遭袭的中国难民，奋勇挺身，其艰难可知，其可歌可泣可知！
以两个外国人为例：
一是主席拉贝。拉贝于1882年11月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中国，受雇于西门子洋行中国分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拉贝当年信仰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并担任这个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拉贝命运的波折也就在这里。一个纳粹党徒，居然靠他的良知（也包含他的外籍身份和纳粹标志的臂章）佑护了数不胜数的南京难民。因为日本和德国是二战中的轴心国，日本人对这个在安全区内外阻挡他们施暴的顽固而勇敢的“纳粹”简直没有办法，拉贝后来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但，迄今知道拉贝及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二十多个外国人巨大历史和人道功绩的，要比知道美国飞虎队的少得多，比知道白求恩大夫的就更少了。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于1938年回到德国，返国之初，他受到许多褒扬，在柏林，德国总理公开赞扬拉贝在中国的工作。拉贝荣获红十字勋章的服务十字；在斯图加特，获颁更高勋章——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颁发他红白蓝三色颈项钻石勋章。5月，拉贝在德国各地演讲，公布南京大屠杀并播放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录制的影片。6月8日拉贝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先后遭到苏联人和英国人的逮捕与审讯。他陷入了一段冗长的“诉请脱离纳粹”的过程，贫病缠身，生活一度极为拮据，甚至要靠野菜树叶度日。1948年，拉贝困顿的消息传到中国，大屠杀的幸存者几天之内就募集了约合当时两千美元的旧币，购买了大量的奶粉、腊肠、茶、咖啡、牛油和果酱等，整整四大箱发寄德国拉贝，使他及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1950年，拉贝因中风去世。拉贝后人提交的《拉贝日记》成为日军在南京屠城的一个有力佐证。
二是魏特琳，中文名为华群。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的教育系主任，代理校长。她是美国传教士，生于1886年。1912年从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合肥一所女子中学办学传教；1919年至1940年5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院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导主任、教育系主任，两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因为她的救助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救助，难民们尊称她为“活菩萨”。
魏特琳于1940年夏初回到美国，在南京夜以继日的救难工作及难忍的精神刺激，她的健康已经完全损坏。船行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就数次企图跳海自杀。到美国她进了爱荷华州的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又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协会到印地安那波利斯工作。她的家人想要去看她，她写信说很快就会回到密歇根州老家去看他们。发信两个星期后，魏特琳逝世。这是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南京仅仅一年，她在家中用胶带封闭门窗，拧开瓦斯自杀。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安委会和红十字会成员共有十五人，外加九人共有二十四个外籍人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另外在此期间进入南京一段时间的还有十五人，总共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亲历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中，有不少为解救南京难民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其余也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文字、图片或口头证据。我们已有一些文字和影像在反映国际友人当年的献身精神和人道情怀。但是，类似《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巨制尚未出现，甚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淹没、淡化了他们的巨大功绩。过去的某些文艺作品，受意识形态辖制太深。如今，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应该正本清源，正确反映二战及所有战争历史，更应该像普世文化看齐，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史实和人道关怀的鸿篇巨制来。事实上，二战过后，比邻前苏联都不断有类似《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等令人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我们应持之以恒地从历史、文艺等多重角度，反映我们苦难、艰窘而复杂的流年岁月。
今年是“七·七”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即便当年二十左右的青年，就算战争中大难不死，后来的半个世纪亦风雨鹄立，经运动险迫、饥病缠身而不凋，现今也该九十高寿了！抗战老兵，所余几希！当年震惊中外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凋零殆尽，前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大陆只剩一个在重庆默默无闻多年、生活亦长久窘迫的双目失明的老兵杨养正，行年已经九十一岁了！今年又闻报道，也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誓死抵抗，命令“八百壮士”继续抗敌的名将孙元良，已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台湾过世，享年一百零三岁。不几日，当年台儿庄战役担任敢死队队长的仵德厚，6月6日在他的家乡泾阳县龙泉镇雒仵村谢世，享年九十七岁。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二战中，中国人民牺牲最惨重。学者还认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进行最早、时间最长、战场最广、陆战规模最大。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中，中国军民伤亡共三千五百万人，财产损失六千亿美元以上；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万人，约占日军在二战期间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中国抗战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竭，摇摇欲坠。
有关抗战，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那是何等壮阔的热血激励。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均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迹；统一战线、盟军的配合、苏联的帮助和国际友人的通力合作等等，都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利条件。
可以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以及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皆是重新审视既往我们对待抗战历史态度的契机。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陆很多文学著作和教科书都有抗战题材的内容，但，“文革”前的意识形态，几乎是清一色的主流话语的抗战书写，《地雷战》、《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等是令人过目难忘的红色经典。上个世纪五六十出生的人，在很长时间所知道的国民党，在抗战中不过是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角色，奉行的是节节败退的逃跑主义。
随着年代的更迭、资讯的开放以及思想意识的日渐平和宽容，如今抗战的书籍基本允说允论，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上，让人们重新了解历史曾有过的无比血腥和沉重。我们同时认可了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认可了抗战胜利是全民乃至国际友人巨大流血牺牲的共同成果。在南京有一个航空烈士公墓，里面有抗战时期三千多航空烈士，其中，中国八百七十名，苏联二百三十六名，美国二千一百八十六名，韩国二名。在整个抗战期间，苏联空军击落日军飞机九百八十六架，而美国击落日军飞机二千二百架。据资料，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援助总额二亿五千万美元，中方实际动支一亿七千万美元，而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六亿二千万美元的援助，成为了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
记得前两年随深圳市政协文史考察团到广西南宁，陪同的当地政协领导带我们到城郊的昆仑关大捷旧址参观，但见荒草没膝、城墙塌断、墓碑漫漶、四野冷寂。发生在1939年12月的南宁昆仑关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场震惊中外的著名战役，中国陆军第五军围歼了日本精锐的第五师团，击毙日军四千七百多人，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气，击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这个惨烈的大战中，中国军队壮烈牺牲一万余人。1944年5月，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建筑物落成。1980年，邕宁县人民政府奉命重修被拆毁的昆仑关城垣和被雷劈倒塌的抗日阵亡纪念塔，并在1982年9月维修竣工，同时立碑确定为邕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年深月久，死难烈士的名字早已磨灭，仍然有修勒的必要。
根据昆仑关大捷创作的电影《铁血昆仑关》，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制片，主要讲述了1939年敌我双方在昆仑关及四周高地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的历史故事。影片在一百二十多个景点拍摄，其中有一百多名主配角演员，一万多群众演员、两万多人次的野战军部队，并动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再现了当时战争场面。据介绍，影片出来后，送审迟迟不能通过。终于，时过境迁，于2005年8月21日，在南宁举行了电影首映式，电影已易名为《铁血》。片名的修改，去掉了昆仑关这个醒目的地名，是否为顺利播映而做了一个微妙的折中呢？
值得高度评价的是香港凤凰卫视在前年抗战纪念的一系列活动，窦文涛主持的《中国远征军》、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等等专栏与节目，对六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是一个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追忆和缅怀。尤记得《冷暖人生》采访远征军中的护士刘桂英，她是当年四个结伴企图穿越野人山返国的护士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当年四人都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其余三人，一人被毒蛇咬伤掉队、后被野狼咬断喉管去世。另一人感染瘴气，高烧不退，热得神志不清，扒光自己的衣裤，奔跑坠崖而死。护士长与她的男友同时染病，都没有走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从夏天走到秋天，终于有一天，刘桂英在爬上一座高山之后，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上下坪地上的房屋和降落伞，于是兴奋地朝后喊话：“再走几步，前面有粮食吃了！”一个一个地后传，就是怕坚持不住的，在已然走出野人山的那一刻訇然倒地。
关于穿越野人山的艰难，境内的书刊报道也很多，新华社报道年近九十的薛文涛，当年曾被派往印度兰姆伽受训，后来参加翻越野人山反攻缅甸。薛文涛说：“反攻缅甸，我们必须穿越野人山。第二次翻越这座山，尽管有上次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十分艰难。这个天然大屏障，整天见不到太阳，烂草、烂叶子很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那些旱蚂蟥，长在树上，密密麻麻，四处跳动，还直往身体里钻，战友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抓蚂蟥。蚊子有苍蝇那么大，很多人被叮后患了恶性疟疾，俗称恶性摆子。一次，我看到一条大蟒蛇出现在前面，打了两枪没打死。这个时候，坦克过来了，从蛇身上碾过，蟒蛇肚子破了，我看里面有头盔、人骨、军装，有未消化完全的肢体，可以判断这条蛇刚刚吃过人。”
中缅关系交恶的年代，原本中国远征军的就不算齐整的碑铭，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记者去寻访，却发现日本人不仅年年来为死在异乡的侵略者修缮坟冢，甚至连战死的马匹也勒碑铭志，以为纪念！
过去的年代，不仅我们许多的战场英雄得不到有力的彰扬，甚至遭逢政治运动，就难免视作异类，譬如“敌伪军官”一词，就是最容易分发乱派的恶谥，轻者审查批斗，重者关押劳改。迄今，一些身经抗战的健在者老病缠身，生活状态很令人担忧，远征军前后几十万，如今在云南保山一带能查到姓名的存活者不过两三百，月低保二百元左右，前年凤凰电视记者刚结束采访就有电话来告之，某某老战士刚去世了。
刘桂英回想年轻美丽的护士长在长眠野人山的时刻，曾留言，希望后代不要忘记她们，回到祖国要讲她们的故事，是日本的侵略，使她们死在异乡……话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七十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一个不可再推延的深刻检视。重庆社科院的研究员王康曾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阵亡一百二十多个将军，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仅见的。以前的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在抗战中却不能成立，有些将军甚至是肉搏至死。要有一个集大成的纪念馆、先贤祠供奉所有抗战英烈之灵。
建一个大型的抗战将士纪念馆，这是一个正视、承认与弘扬历史的基础，也是一道国民良知的岿然底线。七十年了，全国诚然有大大小小多个抗战纪念馆，但内容翔实全面、享誉中外而堪为世代凭吊的，还没有。
（二）
以往，我们知道不少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斯诺、伊文思等等，我们知道他们在医疗、技术、新闻、摄影等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帮助我们抗战。近年，又有一些国际友人浮出水面，使我们得知，在更宽泛的时空之中，他们不为名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帮助我们。譬如1937年12月，日军攻进南京的血腥岁月，留守未撤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前者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在中国的代理拉贝（一译雷伯），后者的主席是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基（一译梅奇）。
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居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援照法国饶神父（一译贝萨奇Jacquinot de Bessage）在上海市设立难民区收容难民的先例，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安委会有一二十人，大多数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和中国人。譬如金陵大学的董事长杭立武就是最早倡言成立安委会的中国人，他任总干事，但不久因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他就离开了南京。安全区亦称“难民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占地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二十五处难民收容所。南京沦陷前后，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职业是教授、医生、牧师、企业主管，战争前在南京的生活都很安逸，当时的物价水准，有一点钱就生活得很好。据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的调查，他们甚至不十分害怕日本人，倒是中国义和团的过激行为给他们留下过心理阴影，所以一度他们担心难民区内会有不测举动。但是日本人入侵南京的暴行，使得他们不顾一起地奋起保卫南京难民，安全区先后涌进了二三十万人，不说其他，光吃喝拉撒以及医疗就是天大的问题。
二十几个外国人，面对这么多随时都可能遭袭的中国难民，奋勇挺身，其艰难可知，其可歌可泣可知！
以两个外国人为例：
一是主席拉贝。拉贝于1882年11月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中国，受雇于西门子洋行中国分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拉贝当年信仰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并担任这个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拉贝命运的波折也就在这里。一个纳粹党徒，居然靠他的良知（也包含他的外籍身份和纳粹标志的臂章）佑护了数不胜数的南京难民。因为日本和德国是二战中的轴心国，日本人对这个在安全区内外阻挡他们施暴的顽固而勇敢的“纳粹”简直没有办法，拉贝后来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但，迄今知道拉贝及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二十多个外国人巨大历史和人道功绩的，要比知道美国飞虎队的少得多，比知道白求恩大夫的就更少了。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于1938年回到德国，返国之初，他受到许多褒扬，在柏林，德国总理公开赞扬拉贝在中国的工作。拉贝荣获红十字勋章的服务十字；在斯图加特，获颁更高勋章——德国银质服务勋章；中国政府颁发他红白蓝三色颈项钻石勋章。5月，拉贝在德国各地演讲，公布南京大屠杀并播放美国牧师约翰·马基录制的影片。6月8日拉贝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大战结束之后，他又先后遭到苏联人和英国人的逮捕与审讯。他陷入了一段冗长的“诉请脱离纳粹”的过程，贫病缠身，生活一度极为拮据，甚至要靠野菜树叶度日。1948年，拉贝困顿的消息传到中国，大屠杀的幸存者几天之内就募集了约合当时两千美元的旧币，购买了大量的奶粉、腊肠、茶、咖啡、牛油和果酱等，整整四大箱发寄德国拉贝，使他及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1950年，拉贝因中风去世。拉贝后人提交的《拉贝日记》成为日军在南京屠城的一个有力佐证。
二是魏特琳，中文名为华群。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的教育系主任，代理校长。她是美国传教士，生于1886年。1912年从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合肥一所女子中学办学传教；1919年至1940年5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院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导主任、教育系主任，两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因为她的救助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救助，难民们尊称她为“活菩萨”。
魏特琳于1940年夏初回到美国，在南京夜以继日的救难工作及难忍的精神刺激，她的健康已经完全损坏。船行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就数次企图跳海自杀。到美国她进了爱荷华州的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又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协会到印地安那波利斯工作。她的家人想要去看她，她写信说很快就会回到密歇根州老家去看他们。发信两个星期后，魏特琳逝世。这是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离开南京仅仅一年，她在家中用胶带封闭门窗，拧开瓦斯自杀。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安委会和红十字会成员共有十五人，外加九人共有二十四个外籍人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另外在此期间进入南京一段时间的还有十五人，总共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亲历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九个外籍人士中，有不少为解救南京难民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其余也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文字、图片或口头证据。我们已有一些文字和影像在反映国际友人当年的献身精神和人道情怀。但是，类似《辛德勒名单》这样的巨制尚未出现，甚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淹没、淡化了他们的巨大功绩。过去的某些文艺作品，受意识形态辖制太深。如今，我们的文艺作品不仅应该正本清源，正确反映二战及所有战争历史，更应该像普世文化看齐，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史实和人道关怀的鸿篇巨制来。事实上，二战过后，比邻前苏联都不断有类似《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等令人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我们应持之以恒地从历史、文艺等多重角度，反映我们苦难、艰窘而复杂的流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