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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长期肃着面孔，用刻板文字写史作文，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已成难改的积习。出乎意料，研究中华民国史三十多年的同道朱宗震先生，竟在日前推出一本以较为通俗文字写成的《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试验的台前幕后》，给人以面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除却文字新，重要的是视角和内容出新。作者深谙历史文献档案，把当年登台表演的人物重新拉到前台，不问其素质高低、道德美丑、角色正反、言行左右，不以道德评价为第一标准，而由其人自说自话、各逞其姿，力求再现昔日场景，逼近历史本来面目。作者在紧要处的议论和不时发出的感慨，植根于明白晓畅的叙事中，把读者引向历史深处，尽得点睛之妙。以下采撷书中精粹，成札记数则与读者分享，并就正于方家。
清廷退位非一党一人之功
民国肇建，三位政治强人共襄其事。一是激进派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是温和派君主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一是清朝权臣领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凯。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进坟墓，迎来民主共和的开端。三颗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国政坛灿烂星空中，还有次一等却也相当耀眼的群星环绕拱峙，闪烁其间。诸如，孙中山的主要副手黄兴；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学问家而热衷于非其所长的政治的章太炎；21岁的青年政论家戴季陶；懂得些许西方政治教条的多变文人章士钊；状元实业家、君宪派张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为各方接纳的老练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亲袁无能而集权的军人黎元洪；自恃首义功臣、八方树敌的张振武；同盟会赣督李烈钧；同盟会粤督胡汉民；梁启超门生、滇督蔡锷；同盟会沪督、掌控会党反遭其害的陈其美。此外，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第二任总理陆徵祥、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等，皆一时风云人物。他们各倡其言，各宣其声，各张其势，各肆其行，风动朝野。一边是，从临时约法到正式宪法，从参议院到正式国会，貌似政治革新。推进民主；一边是，从阳谋到阴谋，从明杀到暗杀，以至兵戎相见，雨血风腥，不满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实浓缩了自那以后中国人民主之梦的升沉消长，虽无望却必争的悲情历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让我读出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家告诉人们，把清王朝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此事不相干。其实，政治家的政治定性。历史家的历史结论，虽简括明晰，界限清楚，却往往与历史实际或实践进程大相径庭。诚如朱宗震所论：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的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场大戏。
大戏舞台上演的似乎是内阁更迭、政党组合、参院弹劾、争持驳辩，而内里各派人等却是运筹帷幄，机心毕露。只有孙中山堪称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孙中山本来认为，推进革命，实现民主宪政，应该由革命党来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黄兴指挥的以城市游民为主的武汉革命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夜袭汉口的部队，竟然打起灯笼；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运用和战两手，操控政局。形势的发展，居然由不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的反正，而实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既然在革命时期无法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由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他们又能凭什么力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孙中山显然明了于此，既然一时不能制袁，把政权让给他，那就只有让袁维持一个比清王朝好一点的“小康”局面。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政治稳定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国家经济好转，革命党人再来执政，进而实现共和理想政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梁启超、袁世凯谋制孙中山
这时的梁启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与袁世凯结仇。流亡日本，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后因政见分歧与孙反目，提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绍西方学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步骤；提倡国民自由，去除奴隶思想；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主张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主张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启超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即以好的、善良的、专断的方式运用权力)，实行君主立宪。1903年后，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联手发起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呈请慈禧太后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枪手就是梁启超。
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学盛行之时，沿袭“大化改新”以来向中国学习的旧例，学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书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只要拿来照抄，略改几字，便可介绍给中国人。略知西学一二的梁启超，在四亿人口泱泱大国属凤毛麟角，可见当时中国现代人才是何等稀少。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先贤有云，十月革命(今称十月政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由俄国传入，而是以日本为中介，通过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写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这种二传手法得以传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始作俑者是《晨报》驻日记者、李大钊的朋友陈溥贤。李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在资料和解释上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这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这一论断，当符合历史实际。
梁启超在武昌首义爆发后，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与袁世凯的往日恩怨，决心与袁合作，为袁出谋划策。南北和议即将告成时，梁接受共和，进行组党活动，成为其中灵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给袁信中，详述今后国家政治规划，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组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全力对付反袁的激进派，实行开明专制，使共和仅成躯壳。梁启 超没有说要实施政党政治，政党只当作开明专政的辅助手段。梁启超在另一份政治文件《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迎合潮流提出政党政治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建立两大健全的政党。提出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帮助袁世凯的官僚势力反对同盟会的激进派。梁启超政党政治游戏的本质：执政者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高唱共和的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未曾学会政党游戏规则的袁世凯，本是玩弄权谋高手，一经点拨，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就连老道的革命家孙中山，也因朴直诚信过分，被袁世凯弄糊涂了。
袁世凯、孙中山合演承平戏
1912年秋，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口蜜腹剑，投孙之好，会谈中尽力附和孙的革命主张和政治见解，俨然一位民主共和拥护者。两人谈农民问题时，孙说一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袁满口赞成。此前，孙与章太炎私下谈论平均地权纲领，比耕者有其田方案要温和得多，尚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对，袁世凯竟能如此，不能不使孙中山惊讶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告诉《亚细亚报》记者：“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记者黄远生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又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答：“他是很清楚的。”再问：“他有野心没有?”孙答：“那是没有的。”孙中山告诫激进人士：“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袁世凯攒足了面子，迎合孙中山之请，颁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在总统府盛大宴会中，袁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则回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此后，孙中山一再向外界宣示，支持袁世凯竞选正式总统，袁长于练兵，希望袁任总统十年，练兵500万，而自己十年内修铁路20万里，使国家统一富强。孙中山希望袁世凯的权力相对集中，以求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稳定局面。黄兴应袁世凯邀到北京会谈，袁商请黄兴担任总理一职。黄兴此时与孙中山一样，对政治消极，坚拒总理职务，表示追随孙中山发展实业，尽力于社会事业。袁摸到孙、黄政治底线后，便请黄兴在赵秉钧、沈秉堃两人中选择一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开会议定以赵秉钧出任总理，并公推黄兴向袁世凯面陈此议。
参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提名。袁、黄事先协商时，黄提议总理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也在内阁会议上建议阁员考虑此议。赵内阁通过后，国民党由黄兴出面，一一延揽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凑成一个不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阁。当时，孙中山、黄兴都曾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未允。袁后来写信对柏文蔚(皖督)说：加入甲党，即与乙党为敌，加入乙党又与甲党为敌，实在不敢以一己之故，而造成国家纷扰。说的何等超然!质朴热诚、天真率直的黄兴，诚心诚意调和党派分歧，用和平手段对待政府，以期国家建设的理想前景。孙中山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欢迎会上宣称：袁世凯思想很新。手腕稍旧，要想治理民国，一定要具有新思想、旧经历、旧手段的人，袁世凯正好适合。今日的内阁，已是国民党内阁，民党和政府的调和，可以说已经达到成功。从今以后，国民党的同志应该全力支持赞助这个政府。黄兴回到南京后，也宣布“南北统一，大功已竣，各国务员又加入本党，切望诸君扶助政府，建设一切。”日后，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孙、黄北上的政治判断错误，深表遗憾地说：“昔人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二语，可为黄、袁二人持赠。经此一番款洽，遂皆人其彀中。孙有愿袁为十年总统之宣言，黄对于同人亦改变论调，袁其真有魔术欤?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
其实，在孙、黄联袂盛赞袁世凯这出承平大戏之前，袁世凯侵蚀《临时约法》，破坏共和制度的一幕幕恶剧已经上演。6月，唐绍仪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责任内阁权力；7月，陆徵祥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参议院权力；8月，首义三杰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黎元洪合谋杀害，袁世凯挑战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张被杀三天前，同盟会与其他五个党派合组国民党，宣诸中外。袁世凯已经把共和制度一步步地摧毁了，而宋教仁主持下的同盟会，国民党本部却软弱得令人吃惊。当章太炎倡言“革命党消”、章士钊鼓吹“毁党造党”(毁革命党同盟会，造议会党国民党)之际，似乎只有激进派的一位年轻代言人戴季陶，敢冒与袁世凯决裂之险，在《民权报》连续著文，痛揭“袁世凯之罪状”，指斥“袁世凯想当皇帝，以及专制党之想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袁已变成“国民公敌”。历史学家固然不必因袁世凯帝制自为而否定其促成清廷退位的作用，也不要以为戴季陶代表了正确的社会发展之路。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各色人等为善为恶，各有各的存在价值。袁世凯及其集团的政治素质，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养成的，不能说变就变。问题在于，革命党人多数闭目塞听，或见怪不怪，没有像戴季陶那样迅速地作出清晰明快的判断。戴季陶批袁勇气可嘉，却没有回答袁何以能够如此?此时，他还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生活复杂性、矛盾性的深层次认识和完善的政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他貌似成熟却更加落伍，很快就没有能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
政党风云中的宋教仁
1912年，政党运动蜂起。章太炎联合程德全于1月3日最先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继得袁世凯支持改组为统一党，后又合并数党为共和党，用以反对同盟会一党专制，沦为袁世凯御用工具。此外，有民主党、进步党、统一进步党以及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名目繁多，时起时消，分合无常。中国政界向以士大夫出身居多，现代政治意识少而又少，多半停留在寻找做官门径。赵秉钧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于此可知，那时政党的本色。民初的政党组织，多半是士大夫的朋党组织形式，套上了现代政党概念。
各色政党涌起之时，同盟会怎么办?在孙中山、黄兴不理党务，汪精卫、吴稚晖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之后，宋教仁担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掌控党权。宋执意消除同盟会内革命情结，从事合法议会活动，与袁世凯分享政权甚至独占政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可求组织一健全国会，一可求组织一有力政府。国民党成立后，同盟会本部得意地宣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宋教仁并不知道2月间梁启 超致袁世凯信中所拟对付同盟会的策略，国民党的竞争对手不仅是议会中的党派，而且主要是袁世凯的军政官僚集团及其武装力量。宋教仁把议会政党力量对比等同于政权实力对比，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孙中山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政治冲突，似乎不无合理之处：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必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就不可能有和平，而要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宋教仁之所以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就在于他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并且没有看清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批评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这话虽然说的有点过分，把过错全部推到宋教仁一个人身上，但宋确实负有主要责任。
客观地考察历史，人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虽好，但在当时中国远未达到可以操作的阶段。中国社会还很落后，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没有改变，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即使先进人士思想很新，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理解透彻，如果亿万民众没有觉悟，依然是阿Q式的国民性，少数精英也决定不了中国命运。稍有民主意识的革命党人，其实仍旧保持着权威主义的专制习惯，在野倡乱时高唱民主，上台后立即厉行专制独裁。
1912年，共和运动在迷茫中匆匆走过。进入1913年，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制于国会的国家体制。宋、袁两方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而暂时妥协的两个政治集团，已经失去调和的空间，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真假共和》下卷，将会给我们展现这一不可避免的决裂过程和结局。
未了的话
1912年，反清革命中涌现的精英们，还来不及深入研究共和制度的各种深层问题，就要面对创建共和体制的种种挑战。他们秉持初步的民主理念，设计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订《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献；以临时参议院作为民意机构，革除若干专制弊端，树立一些民主新风；促成结社风行、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举措，对于沿袭两千多年帝王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可宝贵的始创之功。然而，民主共和能否确立，关键在于广大民众是否真正觉醒到自居主人的地位，在于精英人士是否真正懂得民主真谛和民主实践操作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白忙活。
(本文编辑：李焱)
清廷退位非一党一人之功
民国肇建，三位政治强人共襄其事。一是激进派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是温和派君主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一是清朝权臣领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凯。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进坟墓，迎来民主共和的开端。三颗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国政坛灿烂星空中，还有次一等却也相当耀眼的群星环绕拱峙，闪烁其间。诸如，孙中山的主要副手黄兴；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学问家而热衷于非其所长的政治的章太炎；21岁的青年政论家戴季陶；懂得些许西方政治教条的多变文人章士钊；状元实业家、君宪派张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为各方接纳的老练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亲袁无能而集权的军人黎元洪；自恃首义功臣、八方树敌的张振武；同盟会赣督李烈钧；同盟会粤督胡汉民；梁启超门生、滇督蔡锷；同盟会沪督、掌控会党反遭其害的陈其美。此外，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第二任总理陆徵祥、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等，皆一时风云人物。他们各倡其言，各宣其声，各张其势，各肆其行，风动朝野。一边是，从临时约法到正式宪法，从参议院到正式国会，貌似政治革新。推进民主；一边是，从阳谋到阴谋，从明杀到暗杀，以至兵戎相见，雨血风腥，不满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实浓缩了自那以后中国人民主之梦的升沉消长，虽无望却必争的悲情历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让我读出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家告诉人们，把清王朝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此事不相干。其实，政治家的政治定性。历史家的历史结论，虽简括明晰，界限清楚，却往往与历史实际或实践进程大相径庭。诚如朱宗震所论：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的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场大戏。
大戏舞台上演的似乎是内阁更迭、政党组合、参院弹劾、争持驳辩，而内里各派人等却是运筹帷幄，机心毕露。只有孙中山堪称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孙中山本来认为，推进革命，实现民主宪政，应该由革命党来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黄兴指挥的以城市游民为主的武汉革命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夜袭汉口的部队，竟然打起灯笼；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运用和战两手，操控政局。形势的发展，居然由不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的反正，而实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既然在革命时期无法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由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他们又能凭什么力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孙中山显然明了于此，既然一时不能制袁，把政权让给他，那就只有让袁维持一个比清王朝好一点的“小康”局面。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政治稳定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国家经济好转，革命党人再来执政，进而实现共和理想政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梁启超、袁世凯谋制孙中山
这时的梁启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与袁世凯结仇。流亡日本，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后因政见分歧与孙反目，提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绍西方学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步骤；提倡国民自由，去除奴隶思想；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主张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主张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启超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即以好的、善良的、专断的方式运用权力)，实行君主立宪。1903年后，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联手发起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呈请慈禧太后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枪手就是梁启超。
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学盛行之时，沿袭“大化改新”以来向中国学习的旧例，学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书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只要拿来照抄，略改几字，便可介绍给中国人。略知西学一二的梁启超，在四亿人口泱泱大国属凤毛麟角，可见当时中国现代人才是何等稀少。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先贤有云，十月革命(今称十月政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由俄国传入，而是以日本为中介，通过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写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这种二传手法得以传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始作俑者是《晨报》驻日记者、李大钊的朋友陈溥贤。李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在资料和解释上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这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这一论断，当符合历史实际。
梁启超在武昌首义爆发后，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与袁世凯的往日恩怨，决心与袁合作，为袁出谋划策。南北和议即将告成时，梁接受共和，进行组党活动，成为其中灵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给袁信中，详述今后国家政治规划，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组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全力对付反袁的激进派，实行开明专制，使共和仅成躯壳。梁启 超没有说要实施政党政治，政党只当作开明专政的辅助手段。梁启超在另一份政治文件《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迎合潮流提出政党政治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建立两大健全的政党。提出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帮助袁世凯的官僚势力反对同盟会的激进派。梁启超政党政治游戏的本质：执政者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高唱共和的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未曾学会政党游戏规则的袁世凯，本是玩弄权谋高手，一经点拨，对付那些稚嫩而涣散的革命党人游刃有余。就连老道的革命家孙中山，也因朴直诚信过分，被袁世凯弄糊涂了。
袁世凯、孙中山合演承平戏
1912年秋，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口蜜腹剑，投孙之好，会谈中尽力附和孙的革命主张和政治见解，俨然一位民主共和拥护者。两人谈农民问题时，孙说一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袁满口赞成。此前，孙与章太炎私下谈论平均地权纲领，比耕者有其田方案要温和得多，尚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对，袁世凯竟能如此，不能不使孙中山惊讶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告诉《亚细亚报》记者：“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记者黄远生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孙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又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孙答：“他是很清楚的。”再问：“他有野心没有?”孙答：“那是没有的。”孙中山告诫激进人士：“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袁世凯攒足了面子，迎合孙中山之请，颁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在总统府盛大宴会中，袁敬酒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则回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此后，孙中山一再向外界宣示，支持袁世凯竞选正式总统，袁长于练兵，希望袁任总统十年，练兵500万，而自己十年内修铁路20万里，使国家统一富强。孙中山希望袁世凯的权力相对集中，以求有一个经济发展的稳定局面。黄兴应袁世凯邀到北京会谈，袁商请黄兴担任总理一职。黄兴此时与孙中山一样，对政治消极，坚拒总理职务，表示追随孙中山发展实业，尽力于社会事业。袁摸到孙、黄政治底线后，便请黄兴在赵秉钧、沈秉堃两人中选择一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开会议定以赵秉钧出任总理，并公推黄兴向袁世凯面陈此议。
参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提名。袁、黄事先协商时，黄提议总理和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也在内阁会议上建议阁员考虑此议。赵内阁通过后，国民党由黄兴出面，一一延揽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凑成一个不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阁。当时，孙中山、黄兴都曾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未允。袁后来写信对柏文蔚(皖督)说：加入甲党，即与乙党为敌，加入乙党又与甲党为敌，实在不敢以一己之故，而造成国家纷扰。说的何等超然!质朴热诚、天真率直的黄兴，诚心诚意调和党派分歧，用和平手段对待政府，以期国家建设的理想前景。孙中山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欢迎会上宣称：袁世凯思想很新。手腕稍旧，要想治理民国，一定要具有新思想、旧经历、旧手段的人，袁世凯正好适合。今日的内阁，已是国民党内阁，民党和政府的调和，可以说已经达到成功。从今以后，国民党的同志应该全力支持赞助这个政府。黄兴回到南京后，也宣布“南北统一，大功已竣，各国务员又加入本党，切望诸君扶助政府，建设一切。”日后，革命党人谭人凤对孙、黄北上的政治判断错误，深表遗憾地说：“昔人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二语，可为黄、袁二人持赠。经此一番款洽，遂皆人其彀中。孙有愿袁为十年总统之宣言，黄对于同人亦改变论调，袁其真有魔术欤?何被弄于股掌之上而不悟也?怪哉?”
其实，在孙、黄联袂盛赞袁世凯这出承平大戏之前，袁世凯侵蚀《临时约法》，破坏共和制度的一幕幕恶剧已经上演。6月，唐绍仪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责任内阁权力；7月，陆徵祥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参议院权力；8月，首义三杰之一的张振武被袁世凯、黎元洪合谋杀害，袁世凯挑战司法权力与公民权利。张被杀三天前，同盟会与其他五个党派合组国民党，宣诸中外。袁世凯已经把共和制度一步步地摧毁了，而宋教仁主持下的同盟会，国民党本部却软弱得令人吃惊。当章太炎倡言“革命党消”、章士钊鼓吹“毁党造党”(毁革命党同盟会，造议会党国民党)之际，似乎只有激进派的一位年轻代言人戴季陶，敢冒与袁世凯决裂之险，在《民权报》连续著文，痛揭“袁世凯之罪状”，指斥“袁世凯想当皇帝，以及专制党之想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袁已变成“国民公敌”。历史学家固然不必因袁世凯帝制自为而否定其促成清廷退位的作用，也不要以为戴季陶代表了正确的社会发展之路。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复杂的，各色人等为善为恶，各有各的存在价值。袁世凯及其集团的政治素质，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养成的，不能说变就变。问题在于，革命党人多数闭目塞听，或见怪不怪，没有像戴季陶那样迅速地作出清晰明快的判断。戴季陶批袁勇气可嘉，却没有回答袁何以能够如此?此时，他还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生活复杂性、矛盾性的深层次认识和完善的政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他貌似成熟却更加落伍，很快就没有能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
政党风云中的宋教仁
1912年，政党运动蜂起。章太炎联合程德全于1月3日最先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继得袁世凯支持改组为统一党，后又合并数党为共和党，用以反对同盟会一党专制，沦为袁世凯御用工具。此外，有民主党、进步党、统一进步党以及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名目繁多，时起时消，分合无常。中国政界向以士大夫出身居多，现代政治意识少而又少，多半停留在寻找做官门径。赵秉钧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于此可知，那时政党的本色。民初的政党组织，多半是士大夫的朋党组织形式，套上了现代政党概念。
各色政党涌起之时，同盟会怎么办?在孙中山、黄兴不理党务，汪精卫、吴稚晖等标榜“不做官，不当议员”之后，宋教仁担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掌控党权。宋执意消除同盟会内革命情结，从事合法议会活动，与袁世凯分享政权甚至独占政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可求组织一健全国会，一可求组织一有力政府。国民党成立后，同盟会本部得意地宣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宋教仁并不知道2月间梁启 超致袁世凯信中所拟对付同盟会的策略，国民党的竞争对手不仅是议会中的党派，而且主要是袁世凯的军政官僚集团及其武装力量。宋教仁把议会政党力量对比等同于政权实力对比，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孙中山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政治冲突，似乎不无合理之处：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必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就不可能有和平，而要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宋教仁之所以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就在于他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并且没有看清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批评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这话虽然说的有点过分，把过错全部推到宋教仁一个人身上，但宋确实负有主要责任。
客观地考察历史，人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虽好，但在当时中国远未达到可以操作的阶段。中国社会还很落后，先进人士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没有改变，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即使先进人士思想很新，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理解透彻，如果亿万民众没有觉悟，依然是阿Q式的国民性，少数精英也决定不了中国命运。稍有民主意识的革命党人，其实仍旧保持着权威主义的专制习惯，在野倡乱时高唱民主，上台后立即厉行专制独裁。
1912年，共和运动在迷茫中匆匆走过。进入1913年，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制于国会的国家体制。宋、袁两方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而暂时妥协的两个政治集团，已经失去调和的空间，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真假共和》下卷，将会给我们展现这一不可避免的决裂过程和结局。
未了的话
1912年，反清革命中涌现的精英们，还来不及深入研究共和制度的各种深层问题，就要面对创建共和体制的种种挑战。他们秉持初步的民主理念，设计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订《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献；以临时参议院作为民意机构，革除若干专制弊端，树立一些民主新风；促成结社风行、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举措，对于沿袭两千多年帝王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可宝贵的始创之功。然而，民主共和能否确立，关键在于广大民众是否真正觉醒到自居主人的地位，在于精英人士是否真正懂得民主真谛和民主实践操作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白忙活。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