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一、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很难致富。
我们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发展步伐，分配不均，尤其是最缺乏公平，造成了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五十年，年平均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按理说。这样快的增长幅度，体现生活水准的人均消费水平应该该随之水涨船高。但内需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人的手脚，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手脚。换句话说，这个百分之十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广大农村居民，而是少数所谓的“有本事”的人。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仍位于全球贫困线下。如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全球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超过一亿）最多的国家。另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绝大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2，中国名列其中。媒体上说，我国农村居民2012年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而且是连续三年增幅为两位数。笔者的乡亲们说，他们从本世纪以来一直感到自己年收入与上头公布的大相径庭，去年他们人均收入最高达2500元，年年与国家说的差一半。再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比20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0.61虽有所降低，但这一数字不仅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含有水分。有人说，这连童话故事都不敢这么写。在这种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情形下，老百姓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谁还敢放手花。这就导致了消费不足、常常不敢消费的状况。所有这些，就使人们的“幸福感”大打了折扣。“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美国学者依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还未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第二、家家“難念的经”增多了。
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每家每户难念的经不只一本，而是几本，甚至多本。有的人“幸福很少来敲他的门”，比如“上学难”“入学难”“入托难”“就医难”“瞧病难”“买房难”“住居难”“过马路难”“娶媳妇难”，而且什么商品都贵的离谱。这个贵、那个贵，这个难、那个难，千难万难就有人不难。有头有脸的就没有难办的事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还能磨推鬼。农村光棍何其多，有人一辈子没老婆。而有人包二奶，三奶……有的官员掌权没几年就搞了好多女人，还有的长期包妾。光棍们无奈地说，有权有钱的十个八个的搞女人，我们一辈子沾不上女人的边，闻不上女人的味。这些男人没有“性”福感，哪有幸福感呢？他们常常是数着星星度日子，活一天算一天。再如，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矿难恶性事故及黑煤矿，黑砖窑等死难者均为普通工农，没有一个当官子弟干这些下等营生的，卖命的当然只能是普通百姓及其子弟了。你说他们的家人能有幸福感吗？不骂社会就够好了。还有，我国数以千万计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居最低线，绝大数国人都这么认为。2013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个节目，播放了由于父母与子女不能回家团圆，只在视频上会面交谈的画面，那些孩子们无奈的眼神，痛苦的声音真叫人揪心，那些在家的“空巢”老人满脸愁云的态势让人寒心。特别是有的孩子双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让人寒不而栗。有人说，这是一种仇恨的目光，还有人说，这些孩子很可能是今后社会一颗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他们今天缺少幸福感，我们国家明天就缺乏“安全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年经常发生的城市扩张，农民失地，强迁强拆等问题，“得罪”了不少农民和市民，好端端的房子被夷为平地，造福子孙万代的农田被盖了楼房，不计其数的国人并没有因为房屋的剧增而居有其屋，只能继续为房而战。而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当地有大房好房，而且在北京、海南、深圳、珠海购了好房，一家拥有几套或十几套，还有的在国外和香港买了房，当着“候鸟”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而普通人为了一套小房绞尽脑汁，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至今颗粒无收，充当“房奴”。你说，这些人能有幸福感吗？起码现时没有。
第三、假的东西太多，欺人太甚，防不胜防，将人们的幸福感给冲走不少。
充斥人们生活中多年的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币、假文凭等，至今打而不死，而且打假、造假，越打越假。广大农村是送“祸”下乡的重灾区，广大农民是假冒伪劣最大受害者。食品安全问题更大，有的米面有增白剂，猪羊肉含有瘦肉精，鸡蛋含有舒丹红，牛奶含三聚氰胺和皮革，蔬菜残留农药，正油中有地沟油，酒里还有甲醇和塑化剂等。还有什么遍地都有的重金属污染。就是一个假字，滋生了又一层的问题，即“楼脆脆”“桥塌塌”“路陷陷”“钱飞飞”“毒校服”以及“小悦悦”等事件，还有这个“中国式”，那个“中国式”。人在路上行走着突然砸下了广告牌，瞬间被埋死于非命。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由季节性变为频繁的雾霾天气，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难以保障。人们说，没有安全感，哪来幸福感？什么幸福感都没有。也有人一语道破：“这假、那假，归根结底是人假了，良心丢了。瞎吃吧，瞎喝吧，瞎吸吧，瞎活吧！”就是他们无奈的话语。如今，在金钱支配和金钱万能的中国现实社会，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是非换位了，人心变坏了。有的老师正课不好好上，他家里办的是培训班、补习班，学生换个座位也得千二八百元，有的医生开大药方，过度医疗，凡是有权的地方就吃拿卡要，名目繁多，无奇不有。老百姓做啥啥不方便，办啥都得求人，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在这种事事上火情况下，能叫人们嘴里吐出他有幸福感吗？只能说：“我姓曾”！
第四、官员的特权腐败行为和先富之人的过于贪婪，把老百姓仅有的
“幸福感”也给“偷”走了。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对部分官员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对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嫉妒恨”也在积聚。人们刚刚积下来一点幸福感被这些人悄悄的或明目张胆地拿走了（实际是偷）。一些裸官身在官位心在国外，一些富人身在曹营钱在汉，一些人子女公派出国学成不回，肥水流入外人田，中国的票子流到他乡异国，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中国古人早已告诫：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贪而患不安”。入党做官，公权私用，胡乱作为，前腐后继，贪得无厌，为富不仁，花样多多，无奇不有。我国北方某市一家居民小区，2005年建的159套住房，分了三六九级等级。头等房专供副处以上干部人称“小二楼”，上下三层均为钢筋水泥浇注，而且用的是优质粗钢筋；二等房为预制板结构，面积稍大，建材较好；三等房为普通职工居住，预制结构。一个小区居民楼成了“三个世界”。而他们向上级打报告是以条条企业的名义申请款项，始终打着为广大职工解决住房的旗号。更令人不解的是，公司副职待遇以上的干部，每人以平价购买了小区一处门面房。这20来套门面房原本是为小区居民物业使用，后被公司领导层人员以平价买走。现在每户年租金就能达二十万元左右，就是说，只收两年的租金，就将本钱拿到手了。这不是把职工的幸福感给偷走了吗？这仅是干部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还是这家小区，住户户主有地市级的，有县处级的，还有乡村级的。你可不要小瞧村干部着这些“末品官”，他们户口在村，进城住小二楼，坐着高级轿车，有的人每天喝的是高档酒，抽的是高级香烟（卫生员打扫时发现，一礼拜能清出一批茅台酒瓶、高级烟盒）。他们村的人还在村。煤也挖完了，地下水也采空了，干部、煤老板都跑出来了，这些人不但在当地市里有其居，而且在北京和南方省市有房屋。他们可真是幸福了，幸福得流油，平民百姓仍感觉不到幸福，只能说是“被幸福”（他们年收入数字节节攀升）。结果使人民群众本应有的幸福，早已被一部分人的“负能量”给“抵消”了。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多少“幸福感”。
第五、信仰丢了，信任缺了，良心没了，“幸福感”就少了、或者没了。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这是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的一个情况。“群众不信任领导，学生不信任老师，患者不信任医生……在我国已不是个别现象，有人说，没有信仰，就没有信任。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政府，相信群众，都有感恩之心。现在，有些人就相信人民币。由于缺了信仰，也就丢了党性、良心，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随之而来，知恩图报荡然元存。给了好处不说好，过上好日子不以为然。有病的哼哼，没病的也哼哼，互相帮助少了，互不信任、见死不救、见危不扶的现象时有发生，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人也不会萌发“幸福感”，总觉得“幸福不敲他的门”。当今这种人真不在少数。由此人们看出，幸福的一个很大障碍是对幸福的奢望太多。
的确，目前国人对“幸福感”的预期真的发生了新的变化。有学者分析后认为，这种变化既有客观进步的一面，也有受各方面负面影响的一面。现代社会的浮躁（心理）和功利（主义）打乱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程度不同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定义、感觉。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抓紧凝聚人心。因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国民”。要让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健康的心态，享受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一定就要像我们前人说的那样，首先解决人与物的问题，然后解决人与人的问题，再次是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不要在放飞自己的同时迷失了自己。幸福是一种动态感觉或情绪，它不是一个衡量，不具有恒定性，常常随着时间、环境、人的心态的改变而改变。地位不同，价值观不同，幸福的感觉就不同，追求幸福的行为和方式也会各有路径。一句话，认得幸福源于各种需求的满足。其中一条尤为重要，就是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搞好分配，实现公平、公正、公道。有学者指出，收入分配本身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后果，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则极易导致政治不安和社会动荡，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这方面，有的学者同样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一是防止利益冲突与收入鸿沟叠加。特别是防止富裕阶层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防止以公职人员的名义低收入和实际总财产及家庭高消费出现更大反差。二是运用财政杠杆实现大多数人的净收入快增长。特别是让公共部门浪费的财富回归社会并转移到大多数人的“私家钱包”，让富人过度占有的财富通过税收渠道流向“公家钱包”。三是确保大多数人的软性收入持续走高。明白“为谁做蛋糕”。只有把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难点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来“兜底”，人们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上幸福的日子，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政府过紧日子，人民过好日子”，“增强人们“幸福感”就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了。
我们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发展步伐，分配不均，尤其是最缺乏公平，造成了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五十年，年平均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按理说。这样快的增长幅度，体现生活水准的人均消费水平应该该随之水涨船高。但内需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人的手脚，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手脚。换句话说，这个百分之十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广大农村居民，而是少数所谓的“有本事”的人。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仍位于全球贫困线下。如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全球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超过一亿）最多的国家。另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绝大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2，中国名列其中。媒体上说，我国农村居民2012年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而且是连续三年增幅为两位数。笔者的乡亲们说，他们从本世纪以来一直感到自己年收入与上头公布的大相径庭，去年他们人均收入最高达2500元，年年与国家说的差一半。再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比20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0.61虽有所降低，但这一数字不仅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含有水分。有人说，这连童话故事都不敢这么写。在这种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情形下，老百姓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谁还敢放手花。这就导致了消费不足、常常不敢消费的状况。所有这些，就使人们的“幸福感”大打了折扣。“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美国学者依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还未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第二、家家“難念的经”增多了。
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每家每户难念的经不只一本，而是几本，甚至多本。有的人“幸福很少来敲他的门”，比如“上学难”“入学难”“入托难”“就医难”“瞧病难”“买房难”“住居难”“过马路难”“娶媳妇难”，而且什么商品都贵的离谱。这个贵、那个贵，这个难、那个难，千难万难就有人不难。有头有脸的就没有难办的事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还能磨推鬼。农村光棍何其多，有人一辈子没老婆。而有人包二奶，三奶……有的官员掌权没几年就搞了好多女人，还有的长期包妾。光棍们无奈地说，有权有钱的十个八个的搞女人，我们一辈子沾不上女人的边，闻不上女人的味。这些男人没有“性”福感，哪有幸福感呢？他们常常是数着星星度日子，活一天算一天。再如，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矿难恶性事故及黑煤矿，黑砖窑等死难者均为普通工农，没有一个当官子弟干这些下等营生的，卖命的当然只能是普通百姓及其子弟了。你说他们的家人能有幸福感吗？不骂社会就够好了。还有，我国数以千万计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居最低线，绝大数国人都这么认为。2013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个节目，播放了由于父母与子女不能回家团圆，只在视频上会面交谈的画面，那些孩子们无奈的眼神，痛苦的声音真叫人揪心，那些在家的“空巢”老人满脸愁云的态势让人寒心。特别是有的孩子双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让人寒不而栗。有人说，这是一种仇恨的目光，还有人说，这些孩子很可能是今后社会一颗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他们今天缺少幸福感，我们国家明天就缺乏“安全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年经常发生的城市扩张，农民失地，强迁强拆等问题，“得罪”了不少农民和市民，好端端的房子被夷为平地，造福子孙万代的农田被盖了楼房，不计其数的国人并没有因为房屋的剧增而居有其屋，只能继续为房而战。而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当地有大房好房，而且在北京、海南、深圳、珠海购了好房，一家拥有几套或十几套，还有的在国外和香港买了房，当着“候鸟”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而普通人为了一套小房绞尽脑汁，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至今颗粒无收，充当“房奴”。你说，这些人能有幸福感吗？起码现时没有。
第三、假的东西太多，欺人太甚，防不胜防，将人们的幸福感给冲走不少。
充斥人们生活中多年的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币、假文凭等，至今打而不死，而且打假、造假，越打越假。广大农村是送“祸”下乡的重灾区，广大农民是假冒伪劣最大受害者。食品安全问题更大，有的米面有增白剂，猪羊肉含有瘦肉精，鸡蛋含有舒丹红，牛奶含三聚氰胺和皮革，蔬菜残留农药，正油中有地沟油，酒里还有甲醇和塑化剂等。还有什么遍地都有的重金属污染。就是一个假字，滋生了又一层的问题，即“楼脆脆”“桥塌塌”“路陷陷”“钱飞飞”“毒校服”以及“小悦悦”等事件，还有这个“中国式”，那个“中国式”。人在路上行走着突然砸下了广告牌，瞬间被埋死于非命。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由季节性变为频繁的雾霾天气，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难以保障。人们说，没有安全感，哪来幸福感？什么幸福感都没有。也有人一语道破：“这假、那假，归根结底是人假了，良心丢了。瞎吃吧，瞎喝吧，瞎吸吧，瞎活吧！”就是他们无奈的话语。如今，在金钱支配和金钱万能的中国现实社会，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是非换位了，人心变坏了。有的老师正课不好好上，他家里办的是培训班、补习班，学生换个座位也得千二八百元，有的医生开大药方，过度医疗，凡是有权的地方就吃拿卡要，名目繁多，无奇不有。老百姓做啥啥不方便，办啥都得求人，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在这种事事上火情况下，能叫人们嘴里吐出他有幸福感吗？只能说：“我姓曾”！
第四、官员的特权腐败行为和先富之人的过于贪婪，把老百姓仅有的
“幸福感”也给“偷”走了。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对部分官员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对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嫉妒恨”也在积聚。人们刚刚积下来一点幸福感被这些人悄悄的或明目张胆地拿走了（实际是偷）。一些裸官身在官位心在国外，一些富人身在曹营钱在汉，一些人子女公派出国学成不回，肥水流入外人田，中国的票子流到他乡异国，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中国古人早已告诫：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贪而患不安”。入党做官，公权私用，胡乱作为，前腐后继，贪得无厌，为富不仁，花样多多，无奇不有。我国北方某市一家居民小区，2005年建的159套住房，分了三六九级等级。头等房专供副处以上干部人称“小二楼”，上下三层均为钢筋水泥浇注，而且用的是优质粗钢筋；二等房为预制板结构，面积稍大，建材较好；三等房为普通职工居住，预制结构。一个小区居民楼成了“三个世界”。而他们向上级打报告是以条条企业的名义申请款项，始终打着为广大职工解决住房的旗号。更令人不解的是，公司副职待遇以上的干部，每人以平价购买了小区一处门面房。这20来套门面房原本是为小区居民物业使用，后被公司领导层人员以平价买走。现在每户年租金就能达二十万元左右，就是说，只收两年的租金，就将本钱拿到手了。这不是把职工的幸福感给偷走了吗？这仅是干部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还是这家小区，住户户主有地市级的，有县处级的，还有乡村级的。你可不要小瞧村干部着这些“末品官”，他们户口在村，进城住小二楼，坐着高级轿车，有的人每天喝的是高档酒，抽的是高级香烟（卫生员打扫时发现，一礼拜能清出一批茅台酒瓶、高级烟盒）。他们村的人还在村。煤也挖完了，地下水也采空了，干部、煤老板都跑出来了，这些人不但在当地市里有其居，而且在北京和南方省市有房屋。他们可真是幸福了，幸福得流油，平民百姓仍感觉不到幸福，只能说是“被幸福”（他们年收入数字节节攀升）。结果使人民群众本应有的幸福，早已被一部分人的“负能量”给“抵消”了。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多少“幸福感”。
第五、信仰丢了，信任缺了，良心没了，“幸福感”就少了、或者没了。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这是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的一个情况。“群众不信任领导，学生不信任老师，患者不信任医生……在我国已不是个别现象，有人说，没有信仰，就没有信任。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政府，相信群众，都有感恩之心。现在，有些人就相信人民币。由于缺了信仰，也就丢了党性、良心，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随之而来，知恩图报荡然元存。给了好处不说好，过上好日子不以为然。有病的哼哼，没病的也哼哼，互相帮助少了，互不信任、见死不救、见危不扶的现象时有发生，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人也不会萌发“幸福感”，总觉得“幸福不敲他的门”。当今这种人真不在少数。由此人们看出，幸福的一个很大障碍是对幸福的奢望太多。
的确，目前国人对“幸福感”的预期真的发生了新的变化。有学者分析后认为，这种变化既有客观进步的一面，也有受各方面负面影响的一面。现代社会的浮躁（心理）和功利（主义）打乱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程度不同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定义、感觉。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抓紧凝聚人心。因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国民”。要让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健康的心态，享受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一定就要像我们前人说的那样，首先解决人与物的问题，然后解决人与人的问题，再次是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不要在放飞自己的同时迷失了自己。幸福是一种动态感觉或情绪，它不是一个衡量，不具有恒定性，常常随着时间、环境、人的心态的改变而改变。地位不同，价值观不同，幸福的感觉就不同，追求幸福的行为和方式也会各有路径。一句话，认得幸福源于各种需求的满足。其中一条尤为重要，就是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搞好分配，实现公平、公正、公道。有学者指出，收入分配本身属于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后果，如果分配不均、尤其是缺乏公平则极易导致政治不安和社会动荡，人人生而平等早已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这方面，有的学者同样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一是防止利益冲突与收入鸿沟叠加。特别是防止富裕阶层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防止以公职人员的名义低收入和实际总财产及家庭高消费出现更大反差。二是运用财政杠杆实现大多数人的净收入快增长。特别是让公共部门浪费的财富回归社会并转移到大多数人的“私家钱包”，让富人过度占有的财富通过税收渠道流向“公家钱包”。三是确保大多数人的软性收入持续走高。明白“为谁做蛋糕”。只有把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难点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来“兜底”，人们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上幸福的日子，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政府过紧日子，人民过好日子”，“增强人们“幸福感”就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