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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鹏飞的新作《又见奈良》于2021年3月19日上映，影片以战后遗孤为背景，主要讲述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陈奶奶去日本奈良寻找养女的故事。这部中日合拍影片入选2020年第3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并获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奖。这部关注边缘人、特殊群体的影片与日本岩井俊二导演的影片《燕尾蝶》（1996）有异曲同工之妙。《燕尾蝶》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为背景，讲述中国、非洲等大量移民涌入日本寻找财富、梦想的故事，获得第20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具话题影片奖、最佳影片提名奖。看似毫无关联的两部影片，却都涉及“寻找”母题，聚焦底层边缘群体，表现他们寻找亲人、寻找理想过程中遭遇的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
一、母题视域下的多重“寻找”
母题（motive）原为音乐术语，“指可以发展出一个乐句、乐段的简单音型，即所谓‘动机’。其拉丁词源的意思是‘使之运动’，后来指构成故事情节的基本单元。”[1]母题一词最早由胡适先生于1924年引入中国，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在文学、民俗学、影视艺术中被广泛运用。叙事学研究者发现，“在人类讲述的千奇百怪的故事中，人们能够找到共性，发现一些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介的故事中都共同存在的故事模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母题。而人类众多的故事就是这些母题的各种组合、变体、改造、演绎。”[2]常见的母题有爱情、战争、复仇、命运、寻找等。人类自诞生起就有强烈的“寻找”渴望，“寻找是人类千万次不断重复的动作，也是他们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潜意识，于是，它也就成为文学艺术中不断出现的经典母题。”[3]
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以鲜活、生动的画面给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寻找故事，如中国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小坚对单车的寻找，《寻枪》中马山对枪的寻找，《卡拉是条狗》中老二对卡拉的寻找，《三峡好人》中三明对妻子、沈红对丈夫的寻找，《李米的猜想》中李米对男友的寻找。同样国外影片也执着表现这一母题，如岩井俊二唯美影片《情书》中渡边博子对恋人藤井树的寻找，巴西电影《中央车站》中9岁男孩约书亚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寻找，日本北野武自导自演的《菊次郎的夏天》中正男暑假时对母亲的寻找，韩国电影《触不到的恋人》中星贤对纯真爱情的寻找，好莱坞影片《夺宝奇兵》中考古学教授印第安纳·琼斯对“法柜”的寻找等。这些中外影片都以“寻找”为基本母题，“表达出人类在面对大千世界与自身个体间的情感追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蕴。”[4]《又见奈良》《燕尾蝶》可谓是对“寻找”母题深刻演绎的经典影片，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陈奶奶、陈丽华对亲人的寻找
《又见奈良》看似讲述中国陈奶奶赴日寻找养女陈丽华的故事，实则在“寻找”母题视域下蕴含着多重意蕴。1945年日本战败撤退时，在中国东北留下来大量日本遗孤，随着中日建交正常化，许多遗孤开始回到日本。2005年，久未收到养女回信的陈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养女，她在二代遗孤小泽和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踏上寻亲之旅。电影并未简单停留在陈奶奶寻找养女这单一的故事，而是在其寻亲情节中嵌入了陈丽华对日本父母的寻找。陈丽华作为一代遗孤，由于长期的中国生活，她不会日语，寻亲之旅十分艰难。她只能不停地变换工作，居无定所，甚至被误会偷东西遭辞退，血缘鉴定失败，被赶出奈良，最终孤独死去。电影正是借助寻找母题，通过陈奶奶、陈丽华的双重寻找，陈丽华以及二代遗孤小泽在日本的艰难生活渐渐浮现，兴福寺聋哑管理员、挖掘机司机、唱京剧的遗孤家庭等也进入大众视野，让我们对长期被遗忘、边缘化的战争遗孤这样一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电影由此传达的情感力量才更感人、更突出。
（二）退休警察对亲情的寻找
《又见奈良》中的退休警察一雄作为本土日本人，似乎谈不上要寻找什么。但正是他的出现，帮助陈奶奶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彰显了现代人的精神缺失和对亲情的渴望。一雄的女儿远嫁东京，与父亲联系不多。退休闲暇在家的一雄，难免孤独、寂寞，在餐馆吃饭时脱口而出说小泽像自己的女儿，可见他对亲情的强烈渴求。无意中得知陈奶奶寻找养女，他自告奋勇地伸出援手，并善意地撒谎说似乎曾见过陈丽华。这一切行为表明一雄亲情的缺失十分突出，在陪伴陈奶奶寻亲过程中，他似乎也在寻找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情感。一雄曾让小泽读丽华给养母的信件，伴隨着丽华对母亲温暖的诉说，他暂时获得精神的慰藉。一雄的退休朋友，在一次老年人活动聚会时喝的酩酊大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难得热闹一次。足见老人群体多么孤独，子女不能陪伴，他们对亲情都十分向往。众所周知，日本老龄化十分严重，他们如何安度晚年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国农村的空巢化一样，现代社会通讯和社交媒介越来越发达，但是人们的日常交往却慢慢疏离，感情交流日益减少。影片在多重“寻找”中，“融入了两国皆能引发共鸣的社会议题，如跨境、迁徙、身份、就业、老龄化等”[5]，影片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
（三）“圆盗”们对财富、理想的寻找
岩井俊二以敏锐的感受力，虚构了一个“元都”之地，拍摄了《燕尾蝶》。日本经济腾飞之际，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入日本寻找财富，把日本称为“元都”，但日本人讨厌这些移民，称其为“元盗”。影片主要讲述固力果、肖飞鸿、梁开魁、凤蝶等“元盗”寻找财富、寻找理想的故事。初到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固力果兄妹三人以偷盗为生，其他移民肖飞鸿和非洲阿罗等以捡垃圾和修车为生，创建了“青空”汽车修理站，每天在垃圾堆里淘金，生活却不亦乐乎。固力果等人意外找到一盘含有印刷伪钞磁条的磁带。电影围绕“寻找”磁带，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命运，底层移民的生活由此一一呈现，命运的无常也凸显出来。
在“寻找”财富、磁带的情节中，电影更多表现了“元盗”们寻找理想的追梦之旅。固力果喜欢唱歌，在《南海姑娘》的歌声中，简陋的“青空”堪比乐园。他们也会因在垃圾中找到一架破旧钢琴而欢呼，虽然破钢琴没有多少物质价值，但是它恰恰唤起了固力果的音乐理想，正是歌唱梦的追寻，让这个非法移民闪闪发光。肖飞鸿等人利用伪钞发财时，并没有变现为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买下了一家夜总会，组建乐队，让固力果自由地歌唱，为其圆梦。肖飞鸿在狱中被警察毒打也不说出同伙，唱了一夜《我的路》歌曲而死，他用生命守护来之不易的音乐梦和自由、快乐的理想。出生在日本的美国人，即乐队领导，在固力果被唱片公司签约后，面对飞鸿的百万条件，坚决解散乐队。少女凤蝶在乐队解散后重新要买下夜总会，让乐队继续自己的音乐理想，在飞鸿去世后把整箱钞票付之一炬。可见，钱财并不是他们“寻找”的终极目标，而理想才是他们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影片以寻找为母题，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拓展了影片的深度。 二、“寻找”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
电影《又見奈良》《燕尾蝶》通过“寻找”母题视域下的多重“寻找”聚焦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表现了主人公“寻找”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当今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言：“寻找，一直也是人类的普遍性焦虑。或者是我们匮乏，或者是我们丢失，或者是我们贪婪，人类不断地寻找，寻找理想，寻找爱情，寻找财宝，寻找自己的身世，寻找亲人。”[6]正是人类的普遍性焦虑，人生来就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理困惑。这种困惑很大程度上与人是否具有一定的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含义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7]。而在心理学上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8]在传统社会，人的生活缺少流动性，血缘、语言、文化相对单一，几乎不存在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但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随着交通、经济的发达，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人逐渐脱离自己的血缘家族，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多元文化世界，因此身份问题才逐渐浮现出来。“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9]，尤其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的觉醒与权利的诉求，“催生了一种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个人主义的形式，占据其中心位置的是一个叫做个人主体和它的认同这样一个概念。”[10]因此，寻求并确认自我的身份认同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又见奈良》《燕尾蝶》正是在个体的身份认同维度有深刻地反映，超出众多仅仅以“寻找”亲人、“寻找”宝藏为主的影片，体现了较高的艺术品质，直击现代人的心灵。
（一）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之痛
《又见奈良》以日本遗孤为背景，但重心并非战争，而着重表现的是陈丽华、小泽等人回到日本后身份不被认可的遭遇。陈丽华作为第一代遗孤，语言、名字与文化思维都是中国式的。她回到日本时，不会说日语，没有日本名字，不被当地人接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血亲鉴定失败后甚至被驱赶，彻底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无名之辈。丽华的聋哑朋友，生活在荒凉破败的寺院，与其说是从中国返日途中发烧致聋，不如说这是一种象征，他无法对自己的身份发声，也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痛苦。无数遗孤回到日本本土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永远处于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状态。
二代遗孤小泽，虽会说日语，但同样陷入自己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两难境地。日本男友家长把她当作中国人导致其爱情夭折，更加剧了其身份的痛苦，“她就如同陈奶奶放生到淡水湖里的那只海螃蟹，漂洋过海，从母国来到祖国，却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和自我身份指认的困局。”[11]影片里熟练说东北话的挖掘机司机和唱京剧的女士都是真实的二代遗孤，还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小女孩，属于三代遗孤，她胆怯的眼神，不愿与人交流的躲避动作，无疑表明这个群体也无法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每一代遗孤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战争孤儿”身份能否被日本社会接纳的问题。
《燕尾蝶》更是以激烈的艺术形式书写了固力果、凤蝶等人被讲述、被定义的无名身份痛苦。从上海来日本淘金的移民固力果等人，被日本人定义为非法移民的“元盗”。固力果，其名字是日本商人喜欢吃的一种糖果名字，可见，无名身份是移民一开始就遭遇到的身份危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失去了个体的主体性。电影开篇就从大远景定格到一具女性尸体，一群同乡虽然痛苦流涕却不敢相认，因为她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随时被驱逐出境。一名无名少女默默地站立在死者面前，面对警察询问，她只能摇头。母亲死亡，她却没有大声哭泣，叫一声“妈妈”的权利，这种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之痛多么震撼人心。随后无名少女辗转被卖，当被问起名字时，她无法回答，换来一记重重的耳光。作为死者女儿，她既没有父亲，也没有名字，不会说汉语，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孤儿”。固力果哥哥遭遇车祸时，她也因不会日语，看着救护车拉走哥哥无能无力，哥哥同样被当作无名死者处理，从此兄妹阴阳相隔。无论是陈丽华、小泽等遗孤还是固力果等移民，他们都曾陷入“我是谁”的身份迷思中，遭遇身份认同危机。
（二）无名身份的抗争及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
身份与认同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但“身份”不等同于“认同”。正如陶东风所说：“身份是一个标签，证明我自己是谁的标签，而认同是一个分类的过程，即一个人如何确认自己是谁。”[12]可见，每个人都面临着外界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身份界定，也面临自我对外界定义的身份是否认可以及深层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又见奈良》中的小泽，不论日本人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她不断追寻自己的身份属性，对无名身份进行抗争，并尝试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小泽在酒吧打工，当一雄问“你是哪里人”时，她明确回答自己是日本人。作为二代遗孤，她能熟练说日语，有自己的父母，所以在语言、文化上，她努力从“我是谁”的困境中走出来，主动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恰恰是其主体性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日本男友因其身份问题提出分手时，她果断放弃这段感情，因为她不想一直被动地被他人所定义，而要自我确认。她尽力帮助陈奶奶寻找养女，为这个处于边缘、被遗忘的群体正名、抗争的意图表露无遗。
《燕尾蝶》可谓是一部关于主体身份被剥夺以及为主体身份而斗争的经典影片。固力果拥有多重身份：“元盗”非法移民身份、风尘女子身份、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星身份、被伪造的日籍歌手等身份。但这多重身份的交织并不能让她获得身份的认同，也不能体现她的主体性。“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13]。为了反抗“元盗”身份，她在胸口纹身一只蝴蝶，以免自己死后沦为无名尸体。这只飞翔的蝴蝶成了她自我建构的一个理想身份，也是她追求自由、快乐生活的精神支柱。虽然生存条件恶劣，她却一直保持善良、纯真、乐观的品质，是生活在阴沟里，但仍仰望星空的人。 影片中凤蝶的成长正是从无名身份到自我身份建构的蜕变过程。最初这个无名的移民二代少女在母亲去世后流离失所，被固力果收留。看到固力果身上的蝴蝶纹身，她懵懂又羡慕。固力果于是为她画了蝴蝶幼虫，取名凤蝶，并成为固力果的妹妹，在青空修理站帮忙挑拣垃圾，结识飞鸿等人。从此凤蝶开始了自己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她开始学习说中文，“语言具有传达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作用，通过选择与身份相近的语言来进行社交并从中获得身份认同;在社会过程中，语言的识别和比较，使不同身份的人进行区分，并从中获得一定的认同感和身份归属。”[14]正是中文这种语言，凤蝶可以与飞鸿进行沟通，情感上有了归属，不再是心无寄托的“孤儿”。而她真正主动选择、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行动是去诊所做蝴蝶纹身。纹身时，在医生“第一见到蝴蝶、把自己当成蝴蝶”的提示下，她的童年记忆和创伤经历被揭开。每当她的母亲工作时，她只能在狭窄、昏暗的厕所里玩耍，一只蝴蝶飞来飞去，当她试图关上窗户拥有蝴蝶时，蝴蝶卻被夹断了翅膀死去。纹身让她重新拥有了蝴蝶翅膀，从此，她不在为“我是谁”苦恼，痛苦地与过去告别，治愈自己，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化蛹为蝶，走向新生。
虽然两部电影风格迥异，但都以“寻找”为母题，共同关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现代人面临的情感归属问题。《又见奈良》通过母亲跨国寻找养女，在多重寻找过程中层层剥笋地展示一代代遗孤身份认同的艰辛，《燕尾蝶》残酷激烈表达了岩井俊二“对于‘世界公民’或者说是‘世界之都’的想象。他将无数的文化符号堆砌在电影最直观的层面上，构建起其对于多元文化社会的个人表达。”[15]固力果多次演唱《我的路》：“孤身一人在小道上时我会小心的走每一步，但是更多，我走自己的路，什么是一个人，他拥有什么？如果他不拥有自身，那他就一无所有。我走自己的路，是的，这就是我的路。”无疑，这是小泽、固力果、凤蝶等人对无名身份的抗争以及自我身份建构的呐喊。
结语
《又见奈良》《燕尾蝶》中的奈良，“元都”之地折射着多元化时代像东京一样大都市的影子。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如何在多种语言、多元文化时代处理好故乡与异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的关系，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犹如斯图亚特·霍尔断言：“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不断被稀释，历史发生断裂，社会形成断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人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获得产生迷茫。”[16]两部影片在身份认同方面给予我们思考和启示，语言和文化并不是真正的障碍，如陈奶奶与一雄的手语交流达到的心灵默契，陈丽华与聋哑管理员的珍贵友情，固力果对凤蝶的关爱与接纳等，再一次表明善良、宽容、跨越历史的感情才是身份认同的精神依靠。总之，两部影片通过陈丽华、小泽、固力果等人的多重寻找，反映身份认同的现实问题，在当今时代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4]韩雪晖.寻找：日本影片《情书》之母题研究[ J ].电影评介，2013（04）：47.
[2][6]尹鸿.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65，170.
[3]于晓楠.“寻找”，台湾话剧的一种潜在意识——以《邮差》和《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为例[ J ].戏剧之家，2011（01）：22.
[5][11]沙丹.《又见奈良》：“电影亚洲”风景中的寻亲之旅[ J ].当代电影，2021（04）：34，37.
[7]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 J ].外国文学，2004（02）：37.
[8]张淑华.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J ].心理研究，2012（01）：22.
[9][荷]D.佛克马.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8.
[10]陶国山.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71.
[12]陶东风.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79.
[13]张其学.文化殖民的主体性反思： 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9.
[14]肖春凤.景观、符号与仪式：马来西亚华语电影中的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 J ].视听，2020（01）：135-137.
[15]何雨薇.日本电影中的多元文化意识——以《燕尾蝶》为例[ J ].戏剧之家，2020（20）：117.
[16]周金凤.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认同理论的内在逻辑[ 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06）：6.
一、母题视域下的多重“寻找”
母题（motive）原为音乐术语，“指可以发展出一个乐句、乐段的简单音型，即所谓‘动机’。其拉丁词源的意思是‘使之运动’，后来指构成故事情节的基本单元。”[1]母题一词最早由胡适先生于1924年引入中国，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在文学、民俗学、影视艺术中被广泛运用。叙事学研究者发现，“在人类讲述的千奇百怪的故事中，人们能够找到共性，发现一些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媒介的故事中都共同存在的故事模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母题。而人类众多的故事就是这些母题的各种组合、变体、改造、演绎。”[2]常见的母题有爱情、战争、复仇、命运、寻找等。人类自诞生起就有强烈的“寻找”渴望，“寻找是人类千万次不断重复的动作，也是他们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潜意识，于是，它也就成为文学艺术中不断出现的经典母题。”[3]
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以鲜活、生动的画面给人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寻找故事，如中国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小坚对单车的寻找，《寻枪》中马山对枪的寻找，《卡拉是条狗》中老二对卡拉的寻找，《三峡好人》中三明对妻子、沈红对丈夫的寻找，《李米的猜想》中李米对男友的寻找。同样国外影片也执着表现这一母题，如岩井俊二唯美影片《情书》中渡边博子对恋人藤井树的寻找，巴西电影《中央车站》中9岁男孩约书亚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寻找，日本北野武自导自演的《菊次郎的夏天》中正男暑假时对母亲的寻找，韩国电影《触不到的恋人》中星贤对纯真爱情的寻找，好莱坞影片《夺宝奇兵》中考古学教授印第安纳·琼斯对“法柜”的寻找等。这些中外影片都以“寻找”为基本母题，“表达出人类在面对大千世界与自身个体间的情感追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蕴。”[4]《又见奈良》《燕尾蝶》可谓是对“寻找”母题深刻演绎的经典影片，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陈奶奶、陈丽华对亲人的寻找
《又见奈良》看似讲述中国陈奶奶赴日寻找养女陈丽华的故事，实则在“寻找”母题视域下蕴含着多重意蕴。1945年日本战败撤退时，在中国东北留下来大量日本遗孤，随着中日建交正常化，许多遗孤开始回到日本。2005年，久未收到养女回信的陈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养女，她在二代遗孤小泽和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踏上寻亲之旅。电影并未简单停留在陈奶奶寻找养女这单一的故事，而是在其寻亲情节中嵌入了陈丽华对日本父母的寻找。陈丽华作为一代遗孤，由于长期的中国生活，她不会日语，寻亲之旅十分艰难。她只能不停地变换工作，居无定所，甚至被误会偷东西遭辞退，血缘鉴定失败，被赶出奈良，最终孤独死去。电影正是借助寻找母题，通过陈奶奶、陈丽华的双重寻找，陈丽华以及二代遗孤小泽在日本的艰难生活渐渐浮现，兴福寺聋哑管理员、挖掘机司机、唱京剧的遗孤家庭等也进入大众视野，让我们对长期被遗忘、边缘化的战争遗孤这样一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电影由此传达的情感力量才更感人、更突出。
（二）退休警察对亲情的寻找
《又见奈良》中的退休警察一雄作为本土日本人，似乎谈不上要寻找什么。但正是他的出现，帮助陈奶奶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彰显了现代人的精神缺失和对亲情的渴望。一雄的女儿远嫁东京，与父亲联系不多。退休闲暇在家的一雄，难免孤独、寂寞，在餐馆吃饭时脱口而出说小泽像自己的女儿，可见他对亲情的强烈渴求。无意中得知陈奶奶寻找养女，他自告奋勇地伸出援手，并善意地撒谎说似乎曾见过陈丽华。这一切行为表明一雄亲情的缺失十分突出，在陪伴陈奶奶寻亲过程中，他似乎也在寻找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情感。一雄曾让小泽读丽华给养母的信件，伴隨着丽华对母亲温暖的诉说，他暂时获得精神的慰藉。一雄的退休朋友，在一次老年人活动聚会时喝的酩酊大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难得热闹一次。足见老人群体多么孤独，子女不能陪伴，他们对亲情都十分向往。众所周知，日本老龄化十分严重，他们如何安度晚年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国农村的空巢化一样，现代社会通讯和社交媒介越来越发达，但是人们的日常交往却慢慢疏离，感情交流日益减少。影片在多重“寻找”中，“融入了两国皆能引发共鸣的社会议题，如跨境、迁徙、身份、就业、老龄化等”[5]，影片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
（三）“圆盗”们对财富、理想的寻找
岩井俊二以敏锐的感受力，虚构了一个“元都”之地，拍摄了《燕尾蝶》。日本经济腾飞之际，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入日本寻找财富，把日本称为“元都”，但日本人讨厌这些移民，称其为“元盗”。影片主要讲述固力果、肖飞鸿、梁开魁、凤蝶等“元盗”寻找财富、寻找理想的故事。初到日本，由于语言不通，固力果兄妹三人以偷盗为生，其他移民肖飞鸿和非洲阿罗等以捡垃圾和修车为生，创建了“青空”汽车修理站，每天在垃圾堆里淘金，生活却不亦乐乎。固力果等人意外找到一盘含有印刷伪钞磁条的磁带。电影围绕“寻找”磁带，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命运，底层移民的生活由此一一呈现，命运的无常也凸显出来。
在“寻找”财富、磁带的情节中，电影更多表现了“元盗”们寻找理想的追梦之旅。固力果喜欢唱歌，在《南海姑娘》的歌声中，简陋的“青空”堪比乐园。他们也会因在垃圾中找到一架破旧钢琴而欢呼，虽然破钢琴没有多少物质价值，但是它恰恰唤起了固力果的音乐理想，正是歌唱梦的追寻，让这个非法移民闪闪发光。肖飞鸿等人利用伪钞发财时，并没有变现为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买下了一家夜总会，组建乐队，让固力果自由地歌唱，为其圆梦。肖飞鸿在狱中被警察毒打也不说出同伙，唱了一夜《我的路》歌曲而死，他用生命守护来之不易的音乐梦和自由、快乐的理想。出生在日本的美国人，即乐队领导，在固力果被唱片公司签约后，面对飞鸿的百万条件，坚决解散乐队。少女凤蝶在乐队解散后重新要买下夜总会，让乐队继续自己的音乐理想，在飞鸿去世后把整箱钞票付之一炬。可见，钱财并不是他们“寻找”的终极目标，而理想才是他们活下去的精神动力。影片以寻找为母题，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拓展了影片的深度。 二、“寻找”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
电影《又見奈良》《燕尾蝶》通过“寻找”母题视域下的多重“寻找”聚焦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表现了主人公“寻找”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当今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言：“寻找，一直也是人类的普遍性焦虑。或者是我们匮乏，或者是我们丢失，或者是我们贪婪，人类不断地寻找，寻找理想，寻找爱情，寻找财宝，寻找自己的身世，寻找亲人。”[6]正是人类的普遍性焦虑，人生来就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理困惑。这种困惑很大程度上与人是否具有一定的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其含义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7]。而在心理学上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8]在传统社会，人的生活缺少流动性，血缘、语言、文化相对单一，几乎不存在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但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随着交通、经济的发达，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人逐渐脱离自己的血缘家族，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多元文化世界，因此身份问题才逐渐浮现出来。“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9]，尤其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的觉醒与权利的诉求，“催生了一种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个人主义的形式，占据其中心位置的是一个叫做个人主体和它的认同这样一个概念。”[10]因此，寻求并确认自我的身份认同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又见奈良》《燕尾蝶》正是在个体的身份认同维度有深刻地反映，超出众多仅仅以“寻找”亲人、“寻找”宝藏为主的影片，体现了较高的艺术品质，直击现代人的心灵。
（一）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之痛
《又见奈良》以日本遗孤为背景，但重心并非战争，而着重表现的是陈丽华、小泽等人回到日本后身份不被认可的遭遇。陈丽华作为第一代遗孤，语言、名字与文化思维都是中国式的。她回到日本时，不会说日语，没有日本名字，不被当地人接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血亲鉴定失败后甚至被驱赶，彻底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无名之辈。丽华的聋哑朋友，生活在荒凉破败的寺院，与其说是从中国返日途中发烧致聋，不如说这是一种象征，他无法对自己的身份发声，也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痛苦。无数遗孤回到日本本土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永远处于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状态。
二代遗孤小泽，虽会说日语，但同样陷入自己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两难境地。日本男友家长把她当作中国人导致其爱情夭折，更加剧了其身份的痛苦，“她就如同陈奶奶放生到淡水湖里的那只海螃蟹，漂洋过海，从母国来到祖国，却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和自我身份指认的困局。”[11]影片里熟练说东北话的挖掘机司机和唱京剧的女士都是真实的二代遗孤，还有不会说中国话的小女孩，属于三代遗孤，她胆怯的眼神，不愿与人交流的躲避动作，无疑表明这个群体也无法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每一代遗孤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战争孤儿”身份能否被日本社会接纳的问题。
《燕尾蝶》更是以激烈的艺术形式书写了固力果、凤蝶等人被讲述、被定义的无名身份痛苦。从上海来日本淘金的移民固力果等人，被日本人定义为非法移民的“元盗”。固力果，其名字是日本商人喜欢吃的一种糖果名字，可见，无名身份是移民一开始就遭遇到的身份危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失去了个体的主体性。电影开篇就从大远景定格到一具女性尸体，一群同乡虽然痛苦流涕却不敢相认，因为她们都是没有身份的人，随时被驱逐出境。一名无名少女默默地站立在死者面前，面对警察询问，她只能摇头。母亲死亡，她却没有大声哭泣，叫一声“妈妈”的权利，这种失声、失语的无名身份之痛多么震撼人心。随后无名少女辗转被卖，当被问起名字时，她无法回答，换来一记重重的耳光。作为死者女儿，她既没有父亲，也没有名字，不会说汉语，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孤儿”。固力果哥哥遭遇车祸时，她也因不会日语，看着救护车拉走哥哥无能无力，哥哥同样被当作无名死者处理，从此兄妹阴阳相隔。无论是陈丽华、小泽等遗孤还是固力果等移民，他们都曾陷入“我是谁”的身份迷思中，遭遇身份认同危机。
（二）无名身份的抗争及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
身份与认同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但“身份”不等同于“认同”。正如陶东风所说：“身份是一个标签，证明我自己是谁的标签，而认同是一个分类的过程，即一个人如何确认自己是谁。”[12]可见，每个人都面临着外界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身份界定，也面临自我对外界定义的身份是否认可以及深层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又见奈良》中的小泽，不论日本人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她不断追寻自己的身份属性，对无名身份进行抗争，并尝试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小泽在酒吧打工，当一雄问“你是哪里人”时，她明确回答自己是日本人。作为二代遗孤，她能熟练说日语，有自己的父母，所以在语言、文化上，她努力从“我是谁”的困境中走出来，主动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恰恰是其主体性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日本男友因其身份问题提出分手时，她果断放弃这段感情，因为她不想一直被动地被他人所定义，而要自我确认。她尽力帮助陈奶奶寻找养女，为这个处于边缘、被遗忘的群体正名、抗争的意图表露无遗。
《燕尾蝶》可谓是一部关于主体身份被剥夺以及为主体身份而斗争的经典影片。固力果拥有多重身份：“元盗”非法移民身份、风尘女子身份、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星身份、被伪造的日籍歌手等身份。但这多重身份的交织并不能让她获得身份的认同，也不能体现她的主体性。“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13]。为了反抗“元盗”身份，她在胸口纹身一只蝴蝶，以免自己死后沦为无名尸体。这只飞翔的蝴蝶成了她自我建构的一个理想身份，也是她追求自由、快乐生活的精神支柱。虽然生存条件恶劣，她却一直保持善良、纯真、乐观的品质，是生活在阴沟里，但仍仰望星空的人。 影片中凤蝶的成长正是从无名身份到自我身份建构的蜕变过程。最初这个无名的移民二代少女在母亲去世后流离失所，被固力果收留。看到固力果身上的蝴蝶纹身，她懵懂又羡慕。固力果于是为她画了蝴蝶幼虫，取名凤蝶，并成为固力果的妹妹，在青空修理站帮忙挑拣垃圾，结识飞鸿等人。从此凤蝶开始了自己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她开始学习说中文，“语言具有传达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作用，通过选择与身份相近的语言来进行社交并从中获得身份认同;在社会过程中，语言的识别和比较，使不同身份的人进行区分，并从中获得一定的认同感和身份归属。”[14]正是中文这种语言，凤蝶可以与飞鸿进行沟通，情感上有了归属，不再是心无寄托的“孤儿”。而她真正主动选择、完成自我身份建构的行动是去诊所做蝴蝶纹身。纹身时，在医生“第一见到蝴蝶、把自己当成蝴蝶”的提示下，她的童年记忆和创伤经历被揭开。每当她的母亲工作时，她只能在狭窄、昏暗的厕所里玩耍，一只蝴蝶飞来飞去，当她试图关上窗户拥有蝴蝶时，蝴蝶卻被夹断了翅膀死去。纹身让她重新拥有了蝴蝶翅膀，从此，她不在为“我是谁”苦恼，痛苦地与过去告别，治愈自己，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化蛹为蝶，走向新生。
虽然两部电影风格迥异，但都以“寻找”为母题，共同关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现代人面临的情感归属问题。《又见奈良》通过母亲跨国寻找养女，在多重寻找过程中层层剥笋地展示一代代遗孤身份认同的艰辛，《燕尾蝶》残酷激烈表达了岩井俊二“对于‘世界公民’或者说是‘世界之都’的想象。他将无数的文化符号堆砌在电影最直观的层面上，构建起其对于多元文化社会的个人表达。”[15]固力果多次演唱《我的路》：“孤身一人在小道上时我会小心的走每一步，但是更多，我走自己的路，什么是一个人，他拥有什么？如果他不拥有自身，那他就一无所有。我走自己的路，是的，这就是我的路。”无疑，这是小泽、固力果、凤蝶等人对无名身份的抗争以及自我身份建构的呐喊。
结语
《又见奈良》《燕尾蝶》中的奈良，“元都”之地折射着多元化时代像东京一样大都市的影子。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如何在多种语言、多元文化时代处理好故乡与异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的关系，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犹如斯图亚特·霍尔断言：“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不断被稀释，历史发生断裂，社会形成断层，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人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获得产生迷茫。”[16]两部影片在身份认同方面给予我们思考和启示，语言和文化并不是真正的障碍，如陈奶奶与一雄的手语交流达到的心灵默契，陈丽华与聋哑管理员的珍贵友情，固力果对凤蝶的关爱与接纳等，再一次表明善良、宽容、跨越历史的感情才是身份认同的精神依靠。总之，两部影片通过陈丽华、小泽、固力果等人的多重寻找，反映身份认同的现实问题，在当今时代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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