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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文 译
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在他的这段自述中，讲述了他从一个失业救济金领取者成长为一名议员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经历失业 刻苦上进
我的父亲经常对我说：了解你的生活，抓住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年满18岁，但我对生活的真谛还是不甚了解。
我通过函授学习普通水平考试的课程，并且寻找比做园艺装饰更有希望的工作。但就在我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妈妈却突然患了重病，我只好呆在布瑞科斯通的家中照顾她。当她病好能够自理的时候，我却找不到工作了。我失业了，没活干了，从1963年的7月至次年2月，我忧心忡忡，感到非常丢脸。我才20岁，有雄心壮志，但前景暗淡。甚至去当公共汽车售票员也被人拒绝，理由是我个子太高了。
最后，我历经坎坷，终于成为了伦敦电力委员会的一员，但我的理想是进入议会，只有这样才更有机会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所以我必须获得从事专门职业的任职资格。我选择了银行业，在1965年进入行政区的银行工作。每天凌晨4点30分～5点，我就开始为通过测试而学习，在这个时间我思路清晰、头脑清楚。直到今天，如果遇到什么棘手的事要处理的话，我仍然习惯在这个时间进行工作。
我为成为一位议员而努力奋斗，开始接受邀请在保守党的会议上演讲。我常常去布瑞科斯通的玛耐特图书馆探寻一个个学科问题，用小圆圈把那些科学事实串起来并牢牢记在脑子里。
我总是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并且能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回忆起来。只要给我提示一些数字，我就能够在演讲中把问题讲得非常透彻。我付出了大量劳动。因为我很早就发现只要以知识为坚强的后盾，我就会取得胜利。
初尝爱情 遭遇不幸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个宗教节日聚会上，我遇到了珍妮·柯尔若恩丝，她就住在我家马路对面，是一位教师。珍妮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极富魅力，而且谈吐风趣，我们很快就彼此喜欢上对方。但是我的母亲不赞成我们交往，原因是珍妮比我年长几岁。后来，我的家人搬到绍尔屯·汉斯，我便开始与珍妮住在一起。
1966年年初，通用银行需要向海外派驻一些新的职员。我获得机会被派往尼日利亚北部的祖司，不幸的是仅仅过了5个月，我就遇上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当时，我的室友理查德·库克鲁曼开着他的新车从祖司俱乐部送我回家。突然一声巨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在路边苏醒过来，理查德坐在我的身旁哭泣着。我无法站起来，裤子被撕成了碎片，左腿也被扭曲了。我疼痛难忍，一辆过路的车把我们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我接受了初步检查和治疗，自己也感觉好了些。回家时，我被送往希罗机场，在飞机上我平躺着占了好几个座位。至今，我对这次短暂的出国工作没有多少记忆。我在住院以及出院后在家继续休养期间，身体非常虚弱，珍妮不仅对我悉心照料，精神上也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得以很快地康复。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甚至觉得受之有愧。我由衷地喜欢她，十分乐意同她呆在一起，但在我的脑海中，老是想到我们的年龄差异，我很矛盾，拿不准是否应该留下来。但爱情包围了我，因此我继续留在了那儿。
我母亲仍然牵挂着我的身体以及我与珍妮的关系。有一天，她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布瑞科斯通保守党的餐厅中，当时我正在那儿进行一次临时演讲。这是我母亲惟一一次听我现场进行的演讲。我看到她坐在那儿，我不需要去问她当时在想什么，我知道她一定在想，要是我的父亲在那儿就好了。母亲眼睛潮湿了，禁不住热泪盈眶，她是个性格温和、非常善良的人，一定是因高兴而流泪，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那天晚上，我感到与母亲是那样亲近。
全力以赴 加快步伐
为了加快自己政治生涯的步伐，获得议会中的席位，我必须全力以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比任何人都加倍地工作。我出席青年保守党的会议和仪式，拉选票，支持当选的人们。我告诫自己，不能再像在学校时那样，由于不努力而令自己失望。
1968年，我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人竞选伦敦朗伯斯区的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刚开始觉得会失败，因为工党在这一地区势力很强。可竞选前3个礼拜，伊瑙驰·鲍威尔发表了引发种族流血冲突的演讲，这改变了政治前景。
在朗伯斯区，一些保守党政务委员会的候选人——包括我最好的助手和朋友克利夫·琼斯，也坚决支持伊瑙驰。但我认为伊瑙驰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他的演讲具有煽动性。我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承认他在表示某种真正的恐惧。伊瑙驰的讲话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情绪，使工党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当地的竞选结果为保守党提供了从来没有想到的政治财富，保守党在郎伯斯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我参加竞选几周后，市办事处对我作为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那时我同时住在3套公寓中，但是我的提名表上的地址却是另外一个，而且我从未在那儿住过。这是因为为了慎重起见，我并不想以珍妮的地址进行登记。于是我在附近购买了两处房子，但却没能按时搬进去。最后，我以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奥利芬特的地址进行了登记，了结此事。
峰回路转 又遇佳偶
我对珍妮彬彬有礼，但我们的关系却冷了下来。1970年大伦敦市政会的选举日，当时我在布瑞科斯通保守党总部的时候，我看到一位丽人走过来，她身材苗条，一头棕褐色的秀发，明亮的褐色眼睛，面带美丽迷人的笑容。她身着哗叽呢方格西服，脚蹬高筒皮靴，魅力十足。
这位女孩名叫诺玛，自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拿定主意要同她结婚。10天后我们定了婚。诺玛的母亲——迪，从22岁就开始守寡，4个月后，她年幼的儿子夭折了，她和3岁的诺玛独自生活。为了确保她和诺玛生活的宽裕，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同时兼做两三个工作。诺玛每周在寄宿学校学习4天，现在已很有主见，也很老练。
我和她度过了我所能抽出的所有时间。在9月中旬，也就是我们结婚前的2周，凌晨4点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我的哥哥泰勒的声音，他非常伤心地说：“妈妈去世了，就在几分钟前。”
母亲曾决定出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母亲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重新回忆母亲的一生，她总是对别人寄予厚望，首先是我们的父亲，接着是我们。作为家中最小的成员，我被寄予更多的期望，我对此也习以为常。父亲曾支撑着这个家，但母亲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现在她走了，破碎的家庭失去了至善的人。
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在我28岁生日前一天，诺玛告诉我她怀孕了。此后不久，工党在朗伯斯区重新获得了它的控制范围。
在你的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每一秒钟都会在脑海中刻上难以磨灭的印记。或许大部分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当然也不例外。当我第一次抱起我的女儿伊丽莎白的时候，我明白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是我们永远所爱的孩子。我是在凌晨2点离开医院步行回家的。住在伦敦南街上的每一个人在1971年11月的那个晚上都会感到纳闷，那个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蹦，一会儿转圈。一会儿跳，一会儿又走，一会儿又上下蹦跳，同时又兴高采烈地唱着歌的疯子是谁?
不久，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詹姆士，这时我已经瞄准了一个议会席位。我与另外300个人提出了申请，其中包括克瑞斯·派泰恩、迈克尔·霍华德和彼得·利勒。经过一番努力，我得以成为最后18个候选人之一。终于，在最后的会见前，一个竞选委员会的委员给我打了电话。
“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挂电话，”她说，“坦白说——这应该是不公开的。”然后她给我提出了建议：“要依靠自己，要有幽默感”。她说，“顺便说一下，区政务会在礼拜三举行。你在那儿听一听对你会有好处的，并且你也会被人注目。”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并获得了成功。
二年半后，在1979年的大选中，我获得了21563张选票中的大多数。我终于成为一名议员。
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在他的这段自述中，讲述了他从一个失业救济金领取者成长为一名议员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经历失业 刻苦上进
我的父亲经常对我说：了解你的生活，抓住机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年满18岁，但我对生活的真谛还是不甚了解。
我通过函授学习普通水平考试的课程，并且寻找比做园艺装饰更有希望的工作。但就在我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妈妈却突然患了重病，我只好呆在布瑞科斯通的家中照顾她。当她病好能够自理的时候，我却找不到工作了。我失业了，没活干了，从1963年的7月至次年2月，我忧心忡忡，感到非常丢脸。我才20岁，有雄心壮志，但前景暗淡。甚至去当公共汽车售票员也被人拒绝，理由是我个子太高了。
最后，我历经坎坷，终于成为了伦敦电力委员会的一员，但我的理想是进入议会，只有这样才更有机会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所以我必须获得从事专门职业的任职资格。我选择了银行业，在1965年进入行政区的银行工作。每天凌晨4点30分～5点，我就开始为通过测试而学习，在这个时间我思路清晰、头脑清楚。直到今天，如果遇到什么棘手的事要处理的话，我仍然习惯在这个时间进行工作。
我为成为一位议员而努力奋斗，开始接受邀请在保守党的会议上演讲。我常常去布瑞科斯通的玛耐特图书馆探寻一个个学科问题，用小圆圈把那些科学事实串起来并牢牢记在脑子里。
我总是能够获得大量的知识，并且能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回忆起来。只要给我提示一些数字，我就能够在演讲中把问题讲得非常透彻。我付出了大量劳动。因为我很早就发现只要以知识为坚强的后盾，我就会取得胜利。
初尝爱情 遭遇不幸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个宗教节日聚会上，我遇到了珍妮·柯尔若恩丝，她就住在我家马路对面，是一位教师。珍妮长着一头乌黑的秀发，极富魅力，而且谈吐风趣，我们很快就彼此喜欢上对方。但是我的母亲不赞成我们交往，原因是珍妮比我年长几岁。后来，我的家人搬到绍尔屯·汉斯，我便开始与珍妮住在一起。
1966年年初，通用银行需要向海外派驻一些新的职员。我获得机会被派往尼日利亚北部的祖司，不幸的是仅仅过了5个月，我就遇上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当时，我的室友理查德·库克鲁曼开着他的新车从祖司俱乐部送我回家。突然一声巨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在路边苏醒过来，理查德坐在我的身旁哭泣着。我无法站起来，裤子被撕成了碎片，左腿也被扭曲了。我疼痛难忍，一辆过路的车把我们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我接受了初步检查和治疗，自己也感觉好了些。回家时，我被送往希罗机场，在飞机上我平躺着占了好几个座位。至今，我对这次短暂的出国工作没有多少记忆。我在住院以及出院后在家继续休养期间，身体非常虚弱，珍妮不仅对我悉心照料，精神上也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得以很快地康复。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甚至觉得受之有愧。我由衷地喜欢她，十分乐意同她呆在一起，但在我的脑海中，老是想到我们的年龄差异，我很矛盾，拿不准是否应该留下来。但爱情包围了我，因此我继续留在了那儿。
我母亲仍然牵挂着我的身体以及我与珍妮的关系。有一天，她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布瑞科斯通保守党的餐厅中，当时我正在那儿进行一次临时演讲。这是我母亲惟一一次听我现场进行的演讲。我看到她坐在那儿，我不需要去问她当时在想什么，我知道她一定在想，要是我的父亲在那儿就好了。母亲眼睛潮湿了，禁不住热泪盈眶，她是个性格温和、非常善良的人，一定是因高兴而流泪，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那天晚上，我感到与母亲是那样亲近。
全力以赴 加快步伐
为了加快自己政治生涯的步伐，获得议会中的席位，我必须全力以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比任何人都加倍地工作。我出席青年保守党的会议和仪式，拉选票，支持当选的人们。我告诫自己，不能再像在学校时那样，由于不努力而令自己失望。
1968年，我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人竞选伦敦朗伯斯区的政务委员会委员。我刚开始觉得会失败，因为工党在这一地区势力很强。可竞选前3个礼拜，伊瑙驰·鲍威尔发表了引发种族流血冲突的演讲，这改变了政治前景。
在朗伯斯区，一些保守党政务委员会的候选人——包括我最好的助手和朋友克利夫·琼斯，也坚决支持伊瑙驰。但我认为伊瑙驰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他的演讲具有煽动性。我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承认他在表示某种真正的恐惧。伊瑙驰的讲话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情绪，使工党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当地的竞选结果为保守党提供了从来没有想到的政治财富，保守党在郎伯斯区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我参加竞选几周后，市办事处对我作为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那时我同时住在3套公寓中，但是我的提名表上的地址却是另外一个，而且我从未在那儿住过。这是因为为了慎重起见，我并不想以珍妮的地址进行登记。于是我在附近购买了两处房子，但却没能按时搬进去。最后，我以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奥利芬特的地址进行了登记，了结此事。
峰回路转 又遇佳偶
我对珍妮彬彬有礼，但我们的关系却冷了下来。1970年大伦敦市政会的选举日，当时我在布瑞科斯通保守党总部的时候，我看到一位丽人走过来，她身材苗条，一头棕褐色的秀发，明亮的褐色眼睛，面带美丽迷人的笑容。她身着哗叽呢方格西服，脚蹬高筒皮靴，魅力十足。
这位女孩名叫诺玛，自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拿定主意要同她结婚。10天后我们定了婚。诺玛的母亲——迪，从22岁就开始守寡，4个月后，她年幼的儿子夭折了，她和3岁的诺玛独自生活。为了确保她和诺玛生活的宽裕，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同时兼做两三个工作。诺玛每周在寄宿学校学习4天，现在已很有主见，也很老练。
我和她度过了我所能抽出的所有时间。在9月中旬，也就是我们结婚前的2周，凌晨4点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我的哥哥泰勒的声音，他非常伤心地说：“妈妈去世了，就在几分钟前。”
母亲曾决定出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母亲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重新回忆母亲的一生，她总是对别人寄予厚望，首先是我们的父亲，接着是我们。作为家中最小的成员，我被寄予更多的期望，我对此也习以为常。父亲曾支撑着这个家，但母亲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现在她走了，破碎的家庭失去了至善的人。
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在我28岁生日前一天，诺玛告诉我她怀孕了。此后不久，工党在朗伯斯区重新获得了它的控制范围。
在你的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每一秒钟都会在脑海中刻上难以磨灭的印记。或许大部分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都有这样的感觉，我当然也不例外。当我第一次抱起我的女儿伊丽莎白的时候，我明白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是我们永远所爱的孩子。我是在凌晨2点离开医院步行回家的。住在伦敦南街上的每一个人在1971年11月的那个晚上都会感到纳闷，那个一会儿跑，一会儿走，一会儿蹦，一会儿转圈。一会儿跳，一会儿又走，一会儿又上下蹦跳，同时又兴高采烈地唱着歌的疯子是谁?
不久，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詹姆士，这时我已经瞄准了一个议会席位。我与另外300个人提出了申请，其中包括克瑞斯·派泰恩、迈克尔·霍华德和彼得·利勒。经过一番努力，我得以成为最后18个候选人之一。终于，在最后的会见前，一个竞选委员会的委员给我打了电话。
“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挂电话，”她说，“坦白说——这应该是不公开的。”然后她给我提出了建议：“要依靠自己，要有幽默感”。她说，“顺便说一下，区政务会在礼拜三举行。你在那儿听一听对你会有好处的，并且你也会被人注目。”我听从了她的建议——并获得了成功。
二年半后，在1979年的大选中，我获得了21563张选票中的大多数。我终于成为一名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