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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二十一年（四四四）正月戊午，四十二岁的刘义庆闭上双眼，溘然长逝。不可抗拒的死亡将他从无法排解的恐惧和苦闷之中解放，但他一生所求仍然得不到回答。
以后人的眼光看，刘义庆是幸运的。如果他不幸多活几年，就会见证元嘉之治的终结。那个“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的时代，即将和它的开创者一起走向灭亡。他会看到更多兄弟阋墙、父子相残的悲剧。三十年治世，一朝灰飞烟灭;多年手足，终成寇仇。恐惧、忧郁、焦虑、迷惘，如潮水汹涌，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承受之重。
刘义庆身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只记得他作《徐州先贤传赞》《后汉书》《 江左名士传》《集林》，还有《世说新语》，却不知道他还有《幽明录》和《宣验记》两部志怪小说（《宋书》卷五一《 宗室传》、《南史》卷一三《宋宗室及诸王传上》未录《幽明录》并《宣验记》，《隋志》《唐志》收录）。从三部小说中，可以还原一个与史传不同的刘义庆。与一般民众相同，他向往悠游的生活，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喜欢搜集“八卦”故事。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畏惧死亡、逐渐悲观，最终向佛教寻求心灵的解脱。临川王冠下的刘义庆，与一般民众无别。
作为一个普通人，刘义庆有一颗向往高门贵族的心。试问在六朝乱世艰难求生的民众，有谁不向往终日悠游的贵族生活呢？《世说新语》对贵族名士的言行好尚孜孜不倦，时不时发出由衷的惊叹。就好似窥视王恭“被鹤氅裘，涉雪而行”的孟昶，从内心深处发出“此真神仙中人”的赞叹一般（《世说新语·企羡》）。
成为贵族，一直是刘宋集团内心的呼声。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刘宋集团，即便取代了司马氏，也无法改变其下级士族的身份。自武帝刘裕起，刘宋统治者便开始谋求与王谢通婚，以改造血统。为此，必须掌握贵族世家通婚的情况。《世说新语》中介绍贵族婚姻的文字不在少数，有助于当时及后世了解贵族共同体的游戏规则。《世说新语·方正》篇有这样一则故事：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尤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温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桓温向王坦之（太原王氏）请求通婚，遭到其父王述（蓝田）的拒绝。王述不愿与桓氏同流，桓温也无可奈何。在高门贵族看来，下嫁次门，有损贵族的清誉。桓温的门第不如王谢，相差亦不远。刘裕虽与桓温经历相似，门第却低很多。即便成为皇帝，也无法与前代司马氏比拟。想必与王谢通婚，会遇到很多困难。无奈想要成为贵族，必须遵循贵族社会的准则。显然刘义庆和身边的文士都默认了这一点，所以才将这类故事放入“方正”一篇。
既然改造血统的路走得磕磕绊绊，就要想办法另辟蹊径。宋文帝刘义隆找到了第二条路：推崇知识、精研学问。元嘉十五年（四三八），刘义隆征召雷次宗至京开馆，又令其与何尚之、谢元、何承天开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学（《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开设四学，是文帝控制贵族的重要政策。自两晋以来，朝廷可以剥夺贵族的田产和官爵，却无法夺走贵族世代相传的学问。换言之，贵族长期垄断着文化权力。月旦评、玄谈，决定了谁可以参与贵族的文化活动。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门阀政治》）。所以文帝立四学，不仅是重视学问，而且可以将贵族社会尽量置于君权的管制之下。
那么这一时期最盛行的学问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是玄学。玄学活动如此盛行，从《世说新语》便可见一斑。那些不好玄学、不参与玄谈活动的人，遭到排斥。如何充勤于政事，不好玄谈。王濛、刘惔与支道林等人去看望他，希望他放下手头的事务一起谈玄，被何充拒绝了。面对王濛的建议，何充回答说：“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世说新语·政事》）《晋阳秋》云：“何充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何充不好玄谈，推崇实务，显得与多数人格格不入，遭到世人的讥笑。
作为《 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刘义庆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今本《世说新语》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依次为：德行第一、方正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此即“孔门四科”。四科之中，以德行为首。与玄学相比，儒学更接近刘义庆思想的底色。要想成为贵族，首先要有良好的品行，其次要具备一定的才干和学问。品德高尚、学问渊博，是成为贵族的必备素养。之所以强调德行高于学问，是吸取了永嘉以来的历史教训。魏晋之际，贵族名士傅粉涂面、赤膊裸袒，终日坐而论道，看似风流潇洒。一旦灾祸降临，便如鸟兽散，人人只为家门私计，弃百姓社稷不顾，致使大好山河落入他人之手。贵族名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德不配位。后人应当铭记于心，不能重蹈覆辙。
晋宋之际的风云人物桓温，对此深有感触：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等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 负重致远， 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 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世说新语·轻诋》）
桓温北伐入洛，感叹大好山河竟被王夷甫（王衍）等无能葬送。属下袁虎却认为兴废自有运数，与领导者关系不大。桓温听罢十分不悦，将袁虎比作刘表养的大牛，意指袁虎无经世之用。王衍出身名门，应当匡弼国家，有所作为。结果他终日玄谈，不问政事。被石勒俘获之后不思悔改，反而劝石勒称帝，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此行径，怎能不让人气愤！袁虎没能体会到桓温的心情，因而遭到讽刺。桓温这样的实干家，对王衍之流自然没有好感。自永嘉以来饱经丧乱的广大民众，更不会同情王衍的遭遇。 东晋的史官干宝，这样反思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他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晋纪总论》）干宝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说出了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魏晋名士不以实干为宗，崇尚浮华虚言，致使“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举例来说，阮修以“将无同”三字便为王衍掾。阮修本人未必有奔竟之意，却为有心之人留下摹仿的余地。在“恍忽生动”（胡应麟语）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编纂者的“倔强”：重视实务，不尚空谈。
刘义庆虽贵为临川王，但也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在他看来，贵族终日悠游的生活虽值得羡慕，却是以民间的苦难为代价换来的。对于他来说，记录过去贵族的言行绝不是缅怀“黄金时代”，更多的是响应宋文帝的贵族政策。他本人的传记中没有留下一次谈玄的记录，可见他并不热衷贵族的活动，只是不排斥而已。也许在他的心中，“乘雪欲猎”的桓温，才更值得敬佩。读《世说新语》，既能体会作者对贵族的神往和艳羡，也能感到他内心中的无奈和不满。
沈约作《宋书》，记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刘义庆作《幽明录》《宣验记》，出于佛徒之口。隋末高僧法琳《破邪论》卷下云：“宋临川康王义庆撰《宣验记》一部，又撰《幽明录》一部。”一方面可见佛徒认真搜集名人所作弘法小说，一方面可见两部志怪小说较《世说新语》更为私人化，故不为沈约所录。
與《世说新语》相比，《幽明录》显得更加活泼生动。编集者用心收集了大量出自民间的故事，同时适当改动故事的情节和语言，使得全书文字既绵密洗练、平实清新又不失文雅丰腴，呈现出较高的文学性。这些故事不仅反映出编集者与民间的紧密联系，也展现了晋宋之间现实社会的图景。试以“卖胡粉女子”为例：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
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
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参郑晚晴辑注《幽明录》）
故事的主角出自民间，主旨也与教化无关，只是一则单纯的爱情故事。用寥寥数笔，展现富家子暗恋卖胡粉女子又无以自通的心情。借由富家子死而复生，达成大团圆结局。富家子和卖胡粉女子的神态、语言，十分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卖胡粉女子”的出现，无疑是志怪小说写作的进步。《幽明录》以前，六朝志怪小说中虽不乏遇合故事，却鲜见真挚的爱情。从结构上看，这些故事大多虎头蛇尾、戛然而止，显得并不完整。
从写作意图上看，这些故事多少承担着某种教化作用，故事的主人公只是冰冷的“工具人”。如《搜神记》中“董永”故事，董永孝感天地，于是上天派遣织女帮助他还债。一旦任务完成，织女便回到天上。从故事的开端到结局，不见二人之间有什么感情。所以“董永”故事并非爱情故事，而是孝感故事。只是在民间看来，这样的故事太没人情味了，必须要加以改造，所以才有了流传至今的“董永与七仙女”。由此也能看出民间思维和文人思维的不同。之所以说《幽明录》进步，正是因为该书大量汲取民间文化养分，才会把一段爱情佳话保留下来。
《幽明录》中出自民间的故事不少，从中可以管窥晋宋之交民间关切的问题。这些故事中有讲民间一夜暴富的，比如海陵黄寻的故事。黄寻家里很穷，恰逢大风吹来不少钱财，于是一夜成名。这大概是民众之间口耳相传的奇闻，被刘义庆等收集而来。还有一些讲百姓治生，比如庾崇、阮瑀之的故事。他们无以自存，只得靠死去的人显形带来微薄的钱财勉强度日。琅琊人王某早死，留下一个孤儿。他为此向冥界主者乞命，得到怜悯多活三十年，他的孩子才得以保全。这些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四处奔走以求活命的现实，其中超现实的情节使得全书带有一种虚幻的现实感。
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民间智慧，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如“捉鬼”一则：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
公后病死，女诣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我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
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抃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比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悲喜，因取女为妇。
□广利用老鬼贪吃的弱点把它困住，迫使群鬼放回故章老公的魂魄，可谓有智有勇。群鬼不但不帮助老鬼脱困，反而在窗外嘲笑老鬼贪吃，显得滑稽可笑。故事的结尾，女子兑现承诺，嫁给了□广。整个故事活泼生动，颇有趣味。
像这样的故事，《幽明录》中还有许多。可以看出，作为故事收集者之一的刘义庆，与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与前代志怪小说相比，《幽明录》取材更为广泛、题材更加丰富、想象更加多彩。从这些故事中既能看到刘义庆旺盛的好奇心，也能看到他的关切与民间关切接近。这也是《幽明录》进步的地方。
以《搜神记》为例，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故事，《搜神记》中就看不到。《搜神记》中有大量谶纬、感应故事，《幽明录》中也很少看到。东晋并不缺乏爱情故事，南朝宋谶纬依然流行，只是编纂小说的人眼光不同。
干宝关注的是政治符命、天人感应，所以《搜神记》中特多谶应故事;刘义庆欣赏民间传说、热衷“家长里短”，是故《幽明录》中大量民间传闻。刘义庆有意识地区分现实和想象题材，《世说新语》写实、《幽明录》记虚，从两个方面反映晋宋之交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环境的恶化，刘义庆越来越担忧自己的未来、畏惧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与一般民众相比，“宗室之表”的政治身份，使他更为敏感、更加苦闷。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见到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堂弟彭城王刘义康，因为表现得过于悲伤，遭到文帝的批评。
自那之后，刘义庆的身心越发疲惫，开始加速迈向死亡。内心得不到解脱的他，开始寻求外界的安慰。《宣验记》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他不厌其烦地描绘死后世界的幽暗、地狱的阴森恐怖。他的文字逐渐失去了早年清新自然的生命力，开始变得苍老而枯槁。他放弃了曾经的爱好，一反常态地大肆花费财产供奉佛教，这都是他心灵逐渐枯萎的表现。读《宣验记》，会感到一颗曾经炽热的心逐渐冰冷，只有死亡才能赋予他永恒的解脱。
刘义庆感时忧生的苦闷，是时代共同的情绪。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八座寺院兴建于这一时期（《高僧传》）。其中不少是江南士庶捐出家宅修建的，如平陆寺、南林寺。在当时人看来，只有“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得到精神的解脱。为了找到心中渴望的答案，齐梁之间佛教大兴、弘法小说密集出现。弘法小说呈现的是六朝社会苦闷的“精神史”，《宣验记》就是它的产物。
史书中一句“卫将军临川王义庆薨”，为刘义庆的人生画上句号。对后世读者来说，很多历史人物乍看与我们的心意并不相通。其实他们也是历史中的普通个体，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的爱憎和喜乐。借由《世说新语》《幽明录》和《宣验记》，还原一个真实的刘义庆，一个曾经热切而卑微地活着的人。
以后人的眼光看，刘义庆是幸运的。如果他不幸多活几年，就会见证元嘉之治的终结。那个“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的时代，即将和它的开创者一起走向灭亡。他会看到更多兄弟阋墙、父子相残的悲剧。三十年治世，一朝灰飞烟灭;多年手足，终成寇仇。恐惧、忧郁、焦虑、迷惘，如潮水汹涌，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承受之重。
刘义庆身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只记得他作《徐州先贤传赞》《后汉书》《 江左名士传》《集林》，还有《世说新语》，却不知道他还有《幽明录》和《宣验记》两部志怪小说（《宋书》卷五一《 宗室传》、《南史》卷一三《宋宗室及诸王传上》未录《幽明录》并《宣验记》，《隋志》《唐志》收录）。从三部小说中，可以还原一个与史传不同的刘义庆。与一般民众相同，他向往悠游的生活，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喜欢搜集“八卦”故事。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畏惧死亡、逐渐悲观，最终向佛教寻求心灵的解脱。临川王冠下的刘义庆，与一般民众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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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普通人，刘义庆有一颗向往高门贵族的心。试问在六朝乱世艰难求生的民众，有谁不向往终日悠游的贵族生活呢？《世说新语》对贵族名士的言行好尚孜孜不倦，时不时发出由衷的惊叹。就好似窥视王恭“被鹤氅裘，涉雪而行”的孟昶，从内心深处发出“此真神仙中人”的赞叹一般（《世说新语·企羡》）。
成为贵族，一直是刘宋集团内心的呼声。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刘宋集团，即便取代了司马氏，也无法改变其下级士族的身份。自武帝刘裕起，刘宋统治者便开始谋求与王谢通婚，以改造血统。为此，必须掌握贵族世家通婚的情况。《世说新语》中介绍贵族婚姻的文字不在少数，有助于当时及后世了解贵族共同体的游戏规则。《世说新语·方正》篇有这样一则故事：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尤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温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桓温向王坦之（太原王氏）请求通婚，遭到其父王述（蓝田）的拒绝。王述不愿与桓氏同流，桓温也无可奈何。在高门贵族看来，下嫁次门，有损贵族的清誉。桓温的门第不如王谢，相差亦不远。刘裕虽与桓温经历相似，门第却低很多。即便成为皇帝，也无法与前代司马氏比拟。想必与王谢通婚，会遇到很多困难。无奈想要成为贵族，必须遵循贵族社会的准则。显然刘义庆和身边的文士都默认了这一点，所以才将这类故事放入“方正”一篇。
既然改造血统的路走得磕磕绊绊，就要想办法另辟蹊径。宋文帝刘义隆找到了第二条路：推崇知识、精研学问。元嘉十五年（四三八），刘义隆征召雷次宗至京开馆，又令其与何尚之、谢元、何承天开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学（《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开设四学，是文帝控制贵族的重要政策。自两晋以来，朝廷可以剥夺贵族的田产和官爵，却无法夺走贵族世代相传的学问。换言之，贵族长期垄断着文化权力。月旦评、玄谈，决定了谁可以参与贵族的文化活动。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门阀政治》）。所以文帝立四学，不仅是重视学问，而且可以将贵族社会尽量置于君权的管制之下。
那么这一时期最盛行的学问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是玄学。玄学活动如此盛行，从《世说新语》便可见一斑。那些不好玄学、不参与玄谈活动的人，遭到排斥。如何充勤于政事，不好玄谈。王濛、刘惔与支道林等人去看望他，希望他放下手头的事务一起谈玄，被何充拒绝了。面对王濛的建议，何充回答说：“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世说新语·政事》）《晋阳秋》云：“何充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何充不好玄谈，推崇实务，显得与多数人格格不入，遭到世人的讥笑。
作为《 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刘义庆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今本《世说新语》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依次为：德行第一、方正第二、政事第三、文学第四，此即“孔门四科”。四科之中，以德行为首。与玄学相比，儒学更接近刘义庆思想的底色。要想成为贵族，首先要有良好的品行，其次要具备一定的才干和学问。品德高尚、学问渊博，是成为贵族的必备素养。之所以强调德行高于学问，是吸取了永嘉以来的历史教训。魏晋之际，贵族名士傅粉涂面、赤膊裸袒，终日坐而论道，看似风流潇洒。一旦灾祸降临，便如鸟兽散，人人只为家门私计，弃百姓社稷不顾，致使大好山河落入他人之手。贵族名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德不配位。后人应当铭记于心，不能重蹈覆辙。
晋宋之际的风云人物桓温，对此深有感触：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等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 负重致远， 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 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世说新语·轻诋》）
桓温北伐入洛，感叹大好山河竟被王夷甫（王衍）等无能葬送。属下袁虎却认为兴废自有运数，与领导者关系不大。桓温听罢十分不悦，将袁虎比作刘表养的大牛，意指袁虎无经世之用。王衍出身名门，应当匡弼国家，有所作为。结果他终日玄谈，不问政事。被石勒俘获之后不思悔改，反而劝石勒称帝，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此行径，怎能不让人气愤！袁虎没能体会到桓温的心情，因而遭到讽刺。桓温这样的实干家，对王衍之流自然没有好感。自永嘉以来饱经丧乱的广大民众，更不会同情王衍的遭遇。 东晋的史官干宝，这样反思西晋灭亡的历史教训。他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晋纪总论》）干宝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说出了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魏晋名士不以实干为宗，崇尚浮华虚言，致使“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举例来说，阮修以“将无同”三字便为王衍掾。阮修本人未必有奔竟之意，却为有心之人留下摹仿的余地。在“恍忽生动”（胡应麟语）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编纂者的“倔强”：重视实务，不尚空谈。
刘义庆虽贵为临川王，但也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在他看来，贵族终日悠游的生活虽值得羡慕，却是以民间的苦难为代价换来的。对于他来说，记录过去贵族的言行绝不是缅怀“黄金时代”，更多的是响应宋文帝的贵族政策。他本人的传记中没有留下一次谈玄的记录，可见他并不热衷贵族的活动，只是不排斥而已。也许在他的心中，“乘雪欲猎”的桓温，才更值得敬佩。读《世说新语》，既能体会作者对贵族的神往和艳羡，也能感到他内心中的无奈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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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作《宋书》，记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刘义庆作《幽明录》《宣验记》，出于佛徒之口。隋末高僧法琳《破邪论》卷下云：“宋临川康王义庆撰《宣验记》一部，又撰《幽明录》一部。”一方面可见佛徒认真搜集名人所作弘法小说，一方面可见两部志怪小说较《世说新语》更为私人化，故不为沈约所录。
與《世说新语》相比，《幽明录》显得更加活泼生动。编集者用心收集了大量出自民间的故事，同时适当改动故事的情节和语言，使得全书文字既绵密洗练、平实清新又不失文雅丰腴，呈现出较高的文学性。这些故事不仅反映出编集者与民间的紧密联系，也展现了晋宋之间现实社会的图景。试以“卖胡粉女子”为例：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
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
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参郑晚晴辑注《幽明录》）
故事的主角出自民间，主旨也与教化无关，只是一则单纯的爱情故事。用寥寥数笔，展现富家子暗恋卖胡粉女子又无以自通的心情。借由富家子死而复生，达成大团圆结局。富家子和卖胡粉女子的神态、语言，十分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卖胡粉女子”的出现，无疑是志怪小说写作的进步。《幽明录》以前，六朝志怪小说中虽不乏遇合故事，却鲜见真挚的爱情。从结构上看，这些故事大多虎头蛇尾、戛然而止，显得并不完整。
从写作意图上看，这些故事多少承担着某种教化作用，故事的主人公只是冰冷的“工具人”。如《搜神记》中“董永”故事，董永孝感天地，于是上天派遣织女帮助他还债。一旦任务完成，织女便回到天上。从故事的开端到结局，不见二人之间有什么感情。所以“董永”故事并非爱情故事，而是孝感故事。只是在民间看来，这样的故事太没人情味了，必须要加以改造，所以才有了流传至今的“董永与七仙女”。由此也能看出民间思维和文人思维的不同。之所以说《幽明录》进步，正是因为该书大量汲取民间文化养分，才会把一段爱情佳话保留下来。
《幽明录》中出自民间的故事不少，从中可以管窥晋宋之交民间关切的问题。这些故事中有讲民间一夜暴富的，比如海陵黄寻的故事。黄寻家里很穷，恰逢大风吹来不少钱财，于是一夜成名。这大概是民众之间口耳相传的奇闻，被刘义庆等收集而来。还有一些讲百姓治生，比如庾崇、阮瑀之的故事。他们无以自存，只得靠死去的人显形带来微薄的钱财勉强度日。琅琊人王某早死，留下一个孤儿。他为此向冥界主者乞命，得到怜悯多活三十年，他的孩子才得以保全。这些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一般民众四处奔走以求活命的现实，其中超现实的情节使得全书带有一种虚幻的现实感。
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民间智慧，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如“捉鬼”一则：
晋升平末，故章县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
公后病死，女诣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我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饴作儿。”
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抃掌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比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悲喜，因取女为妇。
□广利用老鬼贪吃的弱点把它困住，迫使群鬼放回故章老公的魂魄，可谓有智有勇。群鬼不但不帮助老鬼脱困，反而在窗外嘲笑老鬼贪吃，显得滑稽可笑。故事的结尾，女子兑现承诺，嫁给了□广。整个故事活泼生动，颇有趣味。
像这样的故事，《幽明录》中还有许多。可以看出，作为故事收集者之一的刘义庆，与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与前代志怪小说相比，《幽明录》取材更为广泛、题材更加丰富、想象更加多彩。从这些故事中既能看到刘义庆旺盛的好奇心，也能看到他的关切与民间关切接近。这也是《幽明录》进步的地方。
以《搜神记》为例，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故事，《搜神记》中就看不到。《搜神记》中有大量谶纬、感应故事，《幽明录》中也很少看到。东晋并不缺乏爱情故事，南朝宋谶纬依然流行，只是编纂小说的人眼光不同。
干宝关注的是政治符命、天人感应，所以《搜神记》中特多谶应故事;刘义庆欣赏民间传说、热衷“家长里短”，是故《幽明录》中大量民间传闻。刘义庆有意识地区分现实和想象题材，《世说新语》写实、《幽明录》记虚，从两个方面反映晋宋之交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环境的恶化，刘义庆越来越担忧自己的未来、畏惧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与一般民众相比，“宗室之表”的政治身份，使他更为敏感、更加苦闷。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见到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堂弟彭城王刘义康，因为表现得过于悲伤，遭到文帝的批评。
自那之后，刘义庆的身心越发疲惫，开始加速迈向死亡。内心得不到解脱的他，开始寻求外界的安慰。《宣验记》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他不厌其烦地描绘死后世界的幽暗、地狱的阴森恐怖。他的文字逐渐失去了早年清新自然的生命力，开始变得苍老而枯槁。他放弃了曾经的爱好，一反常态地大肆花费财产供奉佛教，这都是他心灵逐渐枯萎的表现。读《宣验记》，会感到一颗曾经炽热的心逐渐冰冷，只有死亡才能赋予他永恒的解脱。
刘义庆感时忧生的苦闷，是时代共同的情绪。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八座寺院兴建于这一时期（《高僧传》）。其中不少是江南士庶捐出家宅修建的，如平陆寺、南林寺。在当时人看来，只有“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得到精神的解脱。为了找到心中渴望的答案，齐梁之间佛教大兴、弘法小说密集出现。弘法小说呈现的是六朝社会苦闷的“精神史”，《宣验记》就是它的产物。
史书中一句“卫将军临川王义庆薨”，为刘义庆的人生画上句号。对后世读者来说，很多历史人物乍看与我们的心意并不相通。其实他们也是历史中的普通个体，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的爱憎和喜乐。借由《世说新语》《幽明录》和《宣验记》，还原一个真实的刘义庆，一个曾经热切而卑微地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