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陈列柜里，摆放着现存最早的两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其中，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封面上，“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几个字格外引人注目。北京中央档案馆里，摆放着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首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文件上亦赫然印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字样。正是由于张人亚的努力和坚守，这份记载着中国共产党起点的珍贵火种才得以穿过百年历史烟云，呈现于我们眼前。张人亚的守护，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向我们诉说着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信仰。

一、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张人亚，名静泉，谱名守和，1898年5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人亚”是他在参加革命后以职业身份为自己改的名字，取自“银匠”的宁波方言发音。张人亚曾自评其家庭的经济地位为“半无产”。尽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但在父亲张爵谦的支持下，张人亚一直坚持入学读书，接受教育，直至无力继续支付求学费用，被迫辍学。求学的不易，养成了他爱读书和爱护书的习惯。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对张人亚的一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成为他后来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文献资料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5年，张人亚到上海做了一名金银饰品制作工人。因深受剥削和压迫，他萌生了朴素而强烈的革命意识，开始投身革命实践。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召开声势浩大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多家工厂组织了联合罢工活动，以响应大会。年轻的张人亚热情地参与其中，并在闹市区张贴、散发传单，组织工人示威游行。此后，张人亚一直积极参与游行示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由于工作积极，1922年4月，张人亚被吸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上海青年团地委委员、地委书记。此后，他更加积极地组织工人罢工和革命募捐，虽遭遇被捕、拷打，仍不改其志。1922年11月，经历多次斗争考验的张人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自少年求学到坚定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人亚的一生都与书籍、报刊和文件等文献资料结下不解之缘。

二、危难关头，守护火种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这是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指引。张人亚得到这本珍贵的书籍后，立刻将之收藏起来。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会后，党中央把党章、决议等文件印在小册子上发给党员同志。张人亚深知，这些文本属于党的最高机密，数量又极其稀少。因此，拿到这些重要资料后，他格外珍惜，妥善地予以保管。

　　1927年4月，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是年11月，上海的白色恐怖状况日益严重，局面越发紧张。国民党右派大肆搜捕、残害共产党员。若是被搜查出私藏与共产党相关的文件，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这危急关头，时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的张人亚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保护党的文件资料。他深知，书刊资料是党的发展的忠实记录，首版《共产党宣言》和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保全。谨慎考虑后，他决定将他保存的《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等一批珍贵文献资料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秘藏。他自己则接受组织安排，继续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其间，他多次进行文件和情报传送等重要工作，确保了党的领导机关和一大批红色文件、资料的安全。

三、接力守护，巧藏火种

　　1928年冬，张人亚带着一批文件、书刊秘密回到宁波老家，请求父亲张爵谦替他妥善地保管收藏。[2]交代完毕，他就匆匆离开了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如何才能将儿子郑重托付的事处理妥当呢？张爵谦精心思虑后，告知邻里乡亲，常年在外的二子张人亚已经亡故。由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牺牲了很多工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也有大批工人遇难，张人亚又许久不曾回家，张爵谦的说法顺利瞒过了邻居。随即，张爵谦在村里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修建了衣冠冢。他慎重地将儿子托付的书刊和文件资料用油纸一层层包裹好，放进了衣冠冢里。按照旧俗，墓碑上刻的字应该是“静泉张公墓”五个字，张爵谦却故意少刻了一个静字，是为“泉张公墓”。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醒自己要靜守墓中所藏的秘密。自此之后，张爵谦默默地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只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能够“原物奉还”。然而，终其一生，张爵谦都没有再见过儿子张人亚，只是从儿子的一封信中得知他身在中央苏区的消息。
　　1932年初，张人亚接受组织安排，担任代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局局长。同年6月，接任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并继续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领导苏区的出版、印刷与发行等三项工作。[3]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克服种种困难，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红色书籍，为提高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及推进苏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艰苦、紧张、繁重的工作，使张人亚积劳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在工作途中突发疾病去世。1933年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对他做出高度评价：“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徒然失掉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4]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张爵谦并没有得到儿子去世的消息。

四、重见天日，精神永存

　　直到革命胜利，父亲都没有等来张人亚的任何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至耄耋之年的张爵谦决定将儿子留存的这批重要文件和书刊等资料交还给党组织。“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他叫回了在上海定居的三儿子张静茂，说出了在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最终，张爵谦打开墓穴，亲自取出当年存放在空棺中的珍贵文件和书刊，让三儿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交给有关部门，以了却自己20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将这些文件带回上海后，为纪念哥哥张人亚和父亲张爵谦保护珍贵红色文献的壮举，他专门去找人刻了两枚纪念章。一枚方形章上刻着“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另一枚长方形章上刻着“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报”的字样。他将章盖在书籍和刊物等资料上。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百余件红色文献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后又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剩余文件无偿捐赠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如今，张人亚及其父亲保存的这批书刊文献，大多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一批还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共产党宣言》更是被一大纪念馆视为“镇馆之宝”。这些珍贵文献是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的红色火种，记载着张人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故事，承载着一个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更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受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治理视域下习近平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号：19KDC008）的支持。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苗体君.对张人亚入团、入党时间的探讨[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6（04）：119-122.
　　[2]裘伟廷.张人亚与家人历尽曲折守护红色文献[J].党史博览，2019（07）：47-50.
　　[3]叶帆.从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中探寻张人亚的早期革命经历[J].浙江档案，2020（06）：48-51.
　　[4]曹春荣.“珍贵党史资料守护者”张人亚的革命生涯[J].档案春秋，2018（05）：39-43.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