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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尊重自由主义就是要做个保守派。这里说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国能回到过去，重新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做一个进步人士，明显隐含有希望前进的意思。这听似矛盾，实则不是。推进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将处方药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可谓是一种保守政策，可以维持这一制度原来的目的。联邦医疗保险的使命一直是覆盖主要的医疗开销。不过一开始药品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当时药费开销不大。但当对慢性病的药物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一笔重大开支时，联邦医疗保险最初以医院治疗为重点的做法，已经与其使命不符了。为了维持该制度原来的意图，就有必要加入处方药了。
全民医疗问题也大致类似。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制度，以及联邦与州两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据社会保障总署的官方史记载，其更主要的目标是“应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经济无保障问题”。保护家庭免于支付严重的医疗成本，与这一目标十分契合。
事实上罗斯福曾考虑在《社会保障法》中规定医疗保险，但因政治原因作罢。所以说，实现全民医疗将是完成罗斯福的遗业。而且，医疗之于社会保险，正如药品之于联邦医疗保险一样：医疗曾经是笔较小的开支，而今天，无力支付医药费可谓是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而我们若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由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就是至关重要的：三十年前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错了，但现在那样的保险显得太少了。若在一个社会里，40％的人或者毫无保险，或者保险不够，被迫因治疗费用高而推迟就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一项进步议程将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但这一议程绝非激进。其目标将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扩展社会保险，以覆盖近数十年来变得远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风险。而且从经济角度而言，实现这一计划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相当于给予美国公民防范经济风险与个人不幸的保障，而且并不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实上，若观察一下当前的政治图景，就会惊奇地发现，进步议程的内容已是多么的完备，保守主义运动已在智识上变得多么残败不堪。
当本书写作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讨论全民医疗方案、新的减贫思路、帮助困窘购房者的途径等问题。而共和党竞选人则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似乎只是在争着看谁说话最像罗纳德里根、谁对虐囚最为热心。在民主党代表进步运动这一意义上，民主党人已成为善思多谋的一方。
进步议程是清晰的、可实现的，但将遭遇激烈反对。现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和党的控制，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所持有的理想与进步运动的理想截然相反。
由于这种控制，政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两党共识来取得进展，是十分愚蠢的。在进步人士实施国内政策的第一要务医疗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
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
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摘自《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参见“本刊11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某种意义上，尊重自由主义就是要做个保守派。这里说的“保守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美国能回到过去，重新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但做一个进步人士，明显隐含有希望前进的意思。这听似矛盾，实则不是。推进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需要新的政策。
例如，将处方药加入联邦医疗保险，就可谓是一种保守政策，可以维持这一制度原来的目的。联邦医疗保险的使命一直是覆盖主要的医疗开销。不过一开始药品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当时药费开销不大。但当对慢性病的药物治疗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一笔重大开支时，联邦医疗保险最初以医院治疗为重点的做法，已经与其使命不符了。为了维持该制度原来的意图，就有必要加入处方药了。
全民医疗问题也大致类似。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退休金制度，以及联邦与州两级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据社会保障总署的官方史记载，其更主要的目标是“应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经济无保障问题”。保护家庭免于支付严重的医疗成本，与这一目标十分契合。
事实上罗斯福曾考虑在《社会保障法》中规定医疗保险，但因政治原因作罢。所以说，实现全民医疗将是完成罗斯福的遗业。而且，医疗之于社会保险，正如药品之于联邦医疗保险一样：医疗曾经是笔较小的开支，而今天，无力支付医药费可谓是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而我们若以维持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由政府保障的医疗保险就是至关重要的：三十年前基于雇佣关系的保险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错了，但现在那样的保险显得太少了。若在一个社会里，40％的人或者毫无保险，或者保险不够，被迫因治疗费用高而推迟就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因此，一项进步议程将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但这一议程绝非激进。其目标将是完成“新政”的工作，包括扩展社会保险，以覆盖近数十年来变得远为迫切的、本可避免的风险。而且从经济角度而言，实现这一计划将是非常可行的。这将相当于给予美国公民防范经济风险与个人不幸的保障，而且并不超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已享有的水平。
事实上，若观察一下当前的政治图景，就会惊奇地发现，进步议程的内容已是多么的完备，保守主义运动已在智识上变得多么残败不堪。
当本书写作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正在讨论全民医疗方案、新的减贫思路、帮助困窘购房者的途径等问题。而共和党竞选人则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似乎只是在争着看谁说话最像罗纳德里根、谁对虐囚最为热心。在民主党代表进步运动这一意义上，民主党人已成为善思多谋的一方。
进步议程是清晰的、可实现的，但将遭遇激烈反对。现代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事实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和党的控制，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国所持有的理想与进步运动的理想截然相反。
由于这种控制，政论家们喜欢谈论的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两党共识来取得进展，是十分愚蠢的。在进步人士实施国内政策的第一要务医疗改革上，想扼杀联邦医疗保险的共和党人与想实现有保障全民医疗的民主党人之间，是不可能实现两党妥协的。
当一项医疗改革方案真正被提交给国会时，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将故伎重施，就像1993年所做的那样，力促共和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免成功的医疗改革让保守主义运动的谋划落空。大多数共和党人也许都会听命。
所以，成为一个进步派人士就意味着要有党派忠诚，至少目前如此。制定一项进步议程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党人既当上总统，又在国会中占据足以化解共和党抵制的足够多数。而为取得这样的政治优势，就需要强大的领导，足以让反对进步议程的人为其蓄意阻挠付出政治代价——就像罗斯福那样的领导，对于那些试图阻止我们改善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要欢迎他们的仇恨。
如果新的进步运动胜利，党派忠诚的需要将最终消退。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与工会的人，仍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艾森豪威尔投票，因为共和党已无奈（而且暂时）地接受了“新政”的成果。
长期而言，我们可以期待政治恢复到那种局面：两个通情达理的政党，接受本国所有最好的东西，又彼此竞争，看谁更能让全体美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相互监督。
目前而言，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因为归根结底，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主。■
摘自《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参见“本刊11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