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在我们周围有这么一个群体，不论何时何地，他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的教育，聚会时、饭桌上、旅行中……他们甚至沉溺于其中，在与响应者的共鸣中享受着心理煎熬带来的某种快感。究其原因，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情绪，这种情绪犹如流感般传染。
　　目前，还不能准确地给这个群体画像，但据学者研究发现，他们有显著的特征：具有较高学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以工资薪金谋生；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话语权，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拥有生活必需的物质财富和闲暇时间。这里暂且叫他们为中间阶层——权贵富豪与下层平民百姓之间地带的人。
　　中间阶层人士从结婚买房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还没怀上的孩子的上学着想了，房子离学校多远，对接哪所学校等等。孩子刚生下来，就谋划着上幼儿园的事，刚上幼儿园又打算上小学的事宜，事事都要做到提前。托熟人，找关系，不厌其烦，不一而足，为的是万无一失。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孩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不论是省级的、市级的还是县级的、镇级的。总之，在自己所在环境中要达到最好，“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但不能输，而且要赢上那么一丁点儿。
　　不论过程如何，代价多大，中间阶层人士总能达到这一目标。
　　等孩子上了学以后，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钢琴班、舞蹈班，在节假日上了辅导班，“我家的孩子当然也要报艺术班，也要上辅导班。”中间阶层人士总会这样想，“不能让孩子吃亏，不能输给别人。”
　　攀比、竞争与面子、盲目交织在一起，一浪高过一浪，而理性总是在“为了孩子”的理由下被拍在沙滩上。
　　这种焦虑和迷茫与中间阶层人士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当年，他们大多以自己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成功地挤过了千军万马拼杀的高考独木桥。教育让他们获得了身份、地位以及金钱，作为教育的受益者，他们最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也清楚在社会阶层开始固化的今天，教育还是阶层流动的最便捷、最佳途径。他们既不像青涩的学生那样抱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也不像从未尝过“教育甜头”的人们一样，在国家不包分配后就认定“读书无用”。
　　中间阶层人士因为拥有知识，而且在工作中获得了实践经验，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现实，谙熟社会的游戏规则，懂得人际关系和权力的魅力。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规则和关系，在为孩子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中胜出。
　　他们的经历这样诠释教育：不在乎学到知识，而在于高一分干掉多少人。从开学第一天起，在无数次考试、选拔、再考试中磨炼出来的“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意识已深入骨髓。在这种观念下他们有意无意地按自己的成功之道为孩子描绘和设计未来：占有优质资源，占据有利位置，通过勤奋和刻苦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无论是小升初还是中考、高考，无论是公务员考试还是管他什么的考试，只要胜出，就是成功。到那时，就可以如同自己一样，获得更高的身份、更好的职业、更多的金钱。
　　按理说，中间阶层人士最明白教育的本质，但现实就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的：“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我常常想，中间阶层对孩子教育的焦虑与迷茫，除了人性的自私和诡谲外，是否是一种理性的集体性失落，是否也是社会价值观的某种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