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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他曾与“全国十大杀手”之一的犯罪分子正面交锋，是全国知名的反黑英雄；
他当过深圳治安的“清道夫”，现在，他又被称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做过刑事侦缉大队长、经济侦缉警察大队长的他定义自己为“研究性警察”。
警察的威严和学者的风范在他的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吕文举
2005年8月，吕文举正式告别了在深圳正当高潮的职业警察生涯，作为美国白宫的邀请访问学者，去考察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同时，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法律与资本研究咨询中心”基础上，他和知己们共同在创办了一家NGO组织——专业知识产权咨询机构。因为这是一个不赚钱的组织，他又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来回行走，没有经济压力的吕文举笑言，下半辈子就是为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拼搏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8日访问美国，第一站是西雅图，当天下午即风尘仆仆赴微软（Microsoft）公司总部参观，并在当晚到位于西雅图市郊华盛顿湖东岸的微软主席盖茨的智能化豪宅，出席由这位世界首富作东、华盛顿州州长格雷瓜尔主持的“家宴”。胡主席这次出席盖茨家宴，被高度评价为以身作则表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此向美国公众表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
作为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专家，吕文举感慨，中国内地这些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确实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些行动，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没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多么大的伤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在观念上要更新，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但损人，实际上也害了自己；其次是在体制上需要改革，需要有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机构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强化刑事执法系统，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在各地也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把执法机构变成一只“有牙的老虎”。
天生是个好警察
在很多年轻小伙子的心里，身着警服，握枪去缉拿罪犯，是一个无比自豪的威风梦想。吕文举很幸运，他实现了儿时的愿望。
1981年，怀有一身抱负的他来到了东北某市的刑侦大队。“刚当警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一脸的书生气，我们管那些老警察叫‘老师’。那时还有一部分是从部队里抽调过来的，他们管那些老警察叫‘师傅’，所以那时凭这个称谓，就能区分两种出身的年轻警察。”尽管学生的稚气在他的脸上犹存，但经过两年的打拼，吕文举迅速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警察。
当警察要求喜怒不形于色，这二十多年的职业习惯，使得吕文举言行举止，神态思维都和平常人不大一样。两年跟“老师”学习和自己的摸索，职业涵养慢慢培养成形。“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脾气。警察一般只能扣押犯罪嫌疑人8小时，我们要有在这8小时内迅速寻找突破口的能力。”吕文举说自己的进步就是这样在一个个案子和无数疑犯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的。
对任何事都持怀疑态度也日积月累的成为吕文举的“职业病“。“那时候，我对别人说的话一般不轻易相信，而且对周围的事物非常警觉。”
1980年代初的东北居民楼道里是没有装灯的。一直执行反黑任务的吕文举下班，都要走一段漆黑的楼道，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几乎每天回家都把手指按在扳机上，然后贴着墙走。到家门口后，会把门打开，但并不立即关上门，而是从阳台到客厅巡视一遍，确认无人才关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吕文举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因为总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知道他们的报复心理极强，说实话，警察被人关门打狗是常有的事。那种环境下，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这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平常人了解警察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大都是在警匪片里，警匪片里的警察都很威风，每每都能把犯罪分子擒拿归案，并且个个都飞檐走壁，算事如神。“我们对警匪片一般都没有什么兴趣，里面讲的内容很虚。和我们的生活不很符合。”
当然那些和现实结合的比较紧密的记录片还是能引起吕文举共鸣的。比如《121大案实录》和《征服》。说到这两个片子时吕文举有一点激动：“这基本上与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特别是《征服》中主角孙红雷扮演那个悍匪头目，他身边的情况和二十年前吕文举最初做警察时候遇到的情况非常相象，每次看这个片子，我都觉得非常有感觉。”
勿庸置疑，警察是极其危险的职业，特别在一线的反黑行侦队伍中，每年死伤的人数都很多。特别是在东北和西南这一带的事故率更是高于其他地区。东北有不少亡命之徒视生命为草芥。1989年，吕文举在东北某市已经是反黑组组长了，但是一段和全国十大杀手当面PK交锋的经历，使得他对于警察这个行业，有了更深的认知和体会。
90年代初，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屡获多项嘉奖的干探吕文举被调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他到深圳后不负众望，多次施展身手。1995年，他参与破获内地第一桩组织妇女出境卖淫案；其后，还牵头破获了内地第一桩组织男性的卖淫案。在深圳，作为防暴治安大队长，他率队曾经一次查获46公斤白粉，还有一次，破获了31.8万颗摇头丸的大案，“当时查获的毒品足足堆满了一个仓库”，回忆起这些创下当时内地破案记录的事件，吕文举很自豪地说，“在深圳，我们被称为社会的‘清道夫’。”
从刑侦警察到知识警察
从旁人的眼中看来，做警察似乎和从事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没有很大的必然联系。但吕文举觉得自己的“改行”理所当然。深圳是知识产权案件的高发地区，1998年底市场上流行一种名为脂肪运动机的产品，其广告铺天盖地，某著名女影星还为该产品作形象代言人。但实际上这个产品是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但是最后该案不了了之。吕文举亲自参与该案，但是苦于无法把疑犯绳之以法。他认为，未能突破的关键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的不了解，厂家把专利申请号浑水摸鱼成专利注册号蒙蔽了执法机构。
自那以后，吕文举就非常注意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的学习。他听说西安交大是国内最早开办知识产权的理工学校，于是吕文举决定去西安交大进修学习。当时吕文举已是人到中年，但他仍和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艰苦备战，准备考研。复习了半年，吕文举参加了当年全国统考的研究生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以偿。由于学习的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要把知识产权学好，用于以后的实际工作，因此他比同班的其他同学进步更快。在一年研究生课程之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善的理论知识，使得吕文举在学校里如鱼得水。后来公安部开办相应的课程因缺乏师资，于是找到了吕文举为在职学生和警察上课。
这以后的日子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经常去大学讲课，1999年，他开始在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讲课，还经常参加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吕文举开始在知识产权领域崭露头角。“其实并不是我的理论水平有多高，而是身边没有人懂。”吕文举谦虚地说。
在学习上尝到了甜头的吕文举并没有将警察的工作抛之一边，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24年的警察生涯帮助了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警察的生活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很多层面。” 2000年，敏锐的吕文举发表了《知识经济呼唤知识警察》，在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2004年“路易威登”品牌的产品在珠三角一带仿冒的情况十分猖獗，经济侦缉大队长吕文举找到了指控假冒分子的方法和证据，一口气带队拿下了5个主要假冒工厂。2004年，全国评选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吕文举带队的案件就占了3个。自此之后，有不少外商称他为“知识产权第一警察”。
不过，吕文举觉得，真正让自己的研究能够登堂入室的是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由于对知识产权关注的程度开始提高。“以前有的领导对我的这项研究非常不理解，有时候会开玩笑责备说，一个大队长还经常搞这些不实际的东西，不务正业。入世之后，警察系统也要学习知识产权方面的有关文件，后来局领导对我说，想不到还是你小子看的远。”
在警察系统内，过去一直没有知识产权的分管对口单位，通常是诈骗处代管知识产权，即使是深圳这样一个知识产权侵权高发地区，也没有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的警察机构。当时深圳在建高新技术产业区，良好的环境对其开发十分重要，很多企业都要求设立相应的机构。为此，吕文举游说各个部门，跑关系，他开玩笑说，“有点自掏腰包走后门的意思。”最后，他说服了多家500强企业给市政府发函，恰逢2003年深圳机构改革，深圳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知识产权机构。
“500强企业的产权意识比我们要早，要严密。他们在中国要用这个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很关心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行。不仅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想规避法律限制，寻找漏洞。”
当时，吕文举在给那些洋企业家讲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情况非常受欢迎。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在台上说一段，台下有七八个组，每一组之中，又有八九个洋人团团围着一个中国翻译交流，“我讲一遍，下面的翻译再讲一遍。虽然交流上有困难，但他们问的很勤快，这点连我自己也很感动，”吕文举回忆道。
很多人也许不理解，专门设立知识产权机构到底对市场有什么帮助。这个问题吕文举经常碰到，这也是他在各类演讲中经常提及到的。“首先是分割管理，以前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属于治安和经侦察两个部门，他们在法理上可以提供相互推诿的依据。比如一个手机，它的外观设计、产品质量、商标等都属于不同部门来管理。有了这个机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吕文举熟练地答道。
进入到知识产权的行业后，吕文举发觉到警界系统的局限性，2004年他辞去了经济侦查队队长的职务，同年10月，他申请辞去公务员身份，但到今年8月才得到正式批准。在谈到离开警队的日子，吕文举露出少有的伤感，毕竟在警察这一行干了就是24年，人生最宝贵的这24年赋予了他弥足珍贵的财富。
全球化下的发展
离开警队出来单干的吕文举感觉空间一下子大了很多，“比如有使馆领事来找我，媒体来采访我，跨国公司请我去办讲座，这都是做警察时，相对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但同时吕文举也表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压力也不小。“我去美国知识产权的有关部门，他们对我都非常尊重，从某个意义上看，那不是仅仅对我个人的，而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
目前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高档消费品，“类似皮包等名牌产品被仿冒非常多，是因为其门槛低，需求巨大。而中国虽然是假冒、仿制高档消费品最大的制造商，但真正的利益确被海外的幕后黑手所占有，这些现象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普及和健全的重要性。”吕文举分析。
近年吕文举发表了多篇关于知识产权的论文，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地区的官方和NGO组织经常邀请他出访。今年他作为白宫访问学者和美国官方人士交流时，多个部门的律师和官员与他激烈辩论之余，也不得不称、承认吕文举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2005年吕文举发表了《中国在背黑锅》一文，文中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其在假冒品牌生产链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收益，中国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但低附加值的国家，80％以上的假冒产品利润都被组织生产这些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厂商拿走了，可罪名却扣在了我们中国人的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被多家媒体转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在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吕文举爽朗地笑着说。知识产权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你身上从头到脚，都可能和知识产权发生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现。“《进出口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对策》这是今年世界的领先关注话题。国内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已经开始有所升温，一方面领域开始拓宽，开始往内地的方向延伸。另一方面，这是后经济时代一个主要问题，推动和改善中国知识产权现状，影响、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是我们的定位。”
吕文举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绝不仅仅是为了外国人张目，“这符合世界知识产权的主流，实现企业的合法利润，这是国内很多企业不可绕过的一个门槛。”
目前由吕文举自己私人投资的NGO组织泓策机构基本上处于赔钱状态。但吕文举并不担忧，和国外组织的合作使得他的眼界更加开阔。虽然这一行不是暴利行业，但是前景一定无可限量，对此，吕文举很乐观。
他当过深圳治安的“清道夫”，现在，他又被称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做过刑事侦缉大队长、经济侦缉警察大队长的他定义自己为“研究性警察”。
警察的威严和学者的风范在他的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吕文举
2005年8月，吕文举正式告别了在深圳正当高潮的职业警察生涯，作为美国白宫的邀请访问学者，去考察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同时，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法律与资本研究咨询中心”基础上，他和知己们共同在创办了一家NGO组织——专业知识产权咨询机构。因为这是一个不赚钱的组织，他又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来回行走，没有经济压力的吕文举笑言，下半辈子就是为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拼搏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8日访问美国，第一站是西雅图，当天下午即风尘仆仆赴微软（Microsoft）公司总部参观，并在当晚到位于西雅图市郊华盛顿湖东岸的微软主席盖茨的智能化豪宅，出席由这位世界首富作东、华盛顿州州长格雷瓜尔主持的“家宴”。胡主席这次出席盖茨家宴，被高度评价为以身作则表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此向美国公众表明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
作为中国知识产权问题专家，吕文举感慨，中国内地这些年来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确实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些行动，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没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多么大的伤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在观念上要更新，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不但损人，实际上也害了自己；其次是在体制上需要改革，需要有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机构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强化刑事执法系统，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在各地也建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把执法机构变成一只“有牙的老虎”。
天生是个好警察
在很多年轻小伙子的心里，身着警服，握枪去缉拿罪犯，是一个无比自豪的威风梦想。吕文举很幸运，他实现了儿时的愿望。
1981年，怀有一身抱负的他来到了东北某市的刑侦大队。“刚当警察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一脸的书生气，我们管那些老警察叫‘老师’。那时还有一部分是从部队里抽调过来的，他们管那些老警察叫‘师傅’，所以那时凭这个称谓，就能区分两种出身的年轻警察。”尽管学生的稚气在他的脸上犹存，但经过两年的打拼，吕文举迅速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警察。
当警察要求喜怒不形于色，这二十多年的职业习惯，使得吕文举言行举止，神态思维都和平常人不大一样。两年跟“老师”学习和自己的摸索，职业涵养慢慢培养成形。“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脾气。警察一般只能扣押犯罪嫌疑人8小时，我们要有在这8小时内迅速寻找突破口的能力。”吕文举说自己的进步就是这样在一个个案子和无数疑犯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的。
对任何事都持怀疑态度也日积月累的成为吕文举的“职业病“。“那时候，我对别人说的话一般不轻易相信，而且对周围的事物非常警觉。”
1980年代初的东北居民楼道里是没有装灯的。一直执行反黑任务的吕文举下班，都要走一段漆黑的楼道，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几乎每天回家都把手指按在扳机上，然后贴着墙走。到家门口后，会把门打开，但并不立即关上门，而是从阳台到客厅巡视一遍，确认无人才关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吕文举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因为总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知道他们的报复心理极强，说实话，警察被人关门打狗是常有的事。那种环境下，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这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平常人了解警察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大都是在警匪片里，警匪片里的警察都很威风，每每都能把犯罪分子擒拿归案，并且个个都飞檐走壁，算事如神。“我们对警匪片一般都没有什么兴趣，里面讲的内容很虚。和我们的生活不很符合。”
当然那些和现实结合的比较紧密的记录片还是能引起吕文举共鸣的。比如《121大案实录》和《征服》。说到这两个片子时吕文举有一点激动：“这基本上与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特别是《征服》中主角孙红雷扮演那个悍匪头目，他身边的情况和二十年前吕文举最初做警察时候遇到的情况非常相象，每次看这个片子，我都觉得非常有感觉。”
勿庸置疑，警察是极其危险的职业，特别在一线的反黑行侦队伍中，每年死伤的人数都很多。特别是在东北和西南这一带的事故率更是高于其他地区。东北有不少亡命之徒视生命为草芥。1989年，吕文举在东北某市已经是反黑组组长了，但是一段和全国十大杀手当面PK交锋的经历，使得他对于警察这个行业，有了更深的认知和体会。
90年代初，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屡获多项嘉奖的干探吕文举被调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他到深圳后不负众望，多次施展身手。1995年，他参与破获内地第一桩组织妇女出境卖淫案；其后，还牵头破获了内地第一桩组织男性的卖淫案。在深圳，作为防暴治安大队长，他率队曾经一次查获46公斤白粉，还有一次，破获了31.8万颗摇头丸的大案，“当时查获的毒品足足堆满了一个仓库”，回忆起这些创下当时内地破案记录的事件，吕文举很自豪地说，“在深圳，我们被称为社会的‘清道夫’。”
从刑侦警察到知识警察
从旁人的眼中看来，做警察似乎和从事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没有很大的必然联系。但吕文举觉得自己的“改行”理所当然。深圳是知识产权案件的高发地区，1998年底市场上流行一种名为脂肪运动机的产品，其广告铺天盖地，某著名女影星还为该产品作形象代言人。但实际上这个产品是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的。但是最后该案不了了之。吕文举亲自参与该案，但是苦于无法把疑犯绳之以法。他认为，未能突破的关键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的不了解，厂家把专利申请号浑水摸鱼成专利注册号蒙蔽了执法机构。
自那以后，吕文举就非常注意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的学习。他听说西安交大是国内最早开办知识产权的理工学校，于是吕文举决定去西安交大进修学习。当时吕文举已是人到中年，但他仍和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一样艰苦备战，准备考研。复习了半年，吕文举参加了当年全国统考的研究生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以偿。由于学习的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要把知识产权学好，用于以后的实际工作，因此他比同班的其他同学进步更快。在一年研究生课程之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善的理论知识，使得吕文举在学校里如鱼得水。后来公安部开办相应的课程因缺乏师资，于是找到了吕文举为在职学生和警察上课。
这以后的日子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经常去大学讲课，1999年，他开始在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讲课，还经常参加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吕文举开始在知识产权领域崭露头角。“其实并不是我的理论水平有多高，而是身边没有人懂。”吕文举谦虚地说。
在学习上尝到了甜头的吕文举并没有将警察的工作抛之一边，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24年的警察生涯帮助了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开展。警察的生活让我看到了社会的很多层面。” 2000年，敏锐的吕文举发表了《知识经济呼唤知识警察》，在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2004年“路易威登”品牌的产品在珠三角一带仿冒的情况十分猖獗，经济侦缉大队长吕文举找到了指控假冒分子的方法和证据，一口气带队拿下了5个主要假冒工厂。2004年，全国评选十大知识产权案件中，吕文举带队的案件就占了3个。自此之后，有不少外商称他为“知识产权第一警察”。
不过，吕文举觉得，真正让自己的研究能够登堂入室的是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由于对知识产权关注的程度开始提高。“以前有的领导对我的这项研究非常不理解，有时候会开玩笑责备说，一个大队长还经常搞这些不实际的东西，不务正业。入世之后，警察系统也要学习知识产权方面的有关文件，后来局领导对我说，想不到还是你小子看的远。”
在警察系统内，过去一直没有知识产权的分管对口单位，通常是诈骗处代管知识产权，即使是深圳这样一个知识产权侵权高发地区，也没有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的警察机构。当时深圳在建高新技术产业区，良好的环境对其开发十分重要，很多企业都要求设立相应的机构。为此，吕文举游说各个部门，跑关系，他开玩笑说，“有点自掏腰包走后门的意思。”最后，他说服了多家500强企业给市政府发函，恰逢2003年深圳机构改革，深圳率先在全国设立了知识产权机构。
“500强企业的产权意识比我们要早，要严密。他们在中国要用这个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很关心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行。不仅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想规避法律限制，寻找漏洞。”
当时，吕文举在给那些洋企业家讲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和情况非常受欢迎。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在台上说一段，台下有七八个组，每一组之中，又有八九个洋人团团围着一个中国翻译交流，“我讲一遍，下面的翻译再讲一遍。虽然交流上有困难，但他们问的很勤快，这点连我自己也很感动，”吕文举回忆道。
很多人也许不理解，专门设立知识产权机构到底对市场有什么帮助。这个问题吕文举经常碰到，这也是他在各类演讲中经常提及到的。“首先是分割管理，以前有关知识产权的案子属于治安和经侦察两个部门，他们在法理上可以提供相互推诿的依据。比如一个手机，它的外观设计、产品质量、商标等都属于不同部门来管理。有了这个机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吕文举熟练地答道。
进入到知识产权的行业后，吕文举发觉到警界系统的局限性，2004年他辞去了经济侦查队队长的职务，同年10月，他申请辞去公务员身份，但到今年8月才得到正式批准。在谈到离开警队的日子，吕文举露出少有的伤感，毕竟在警察这一行干了就是24年，人生最宝贵的这24年赋予了他弥足珍贵的财富。
全球化下的发展
离开警队出来单干的吕文举感觉空间一下子大了很多，“比如有使馆领事来找我，媒体来采访我，跨国公司请我去办讲座，这都是做警察时，相对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但同时吕文举也表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压力也不小。“我去美国知识产权的有关部门，他们对我都非常尊重，从某个意义上看，那不是仅仅对我个人的，而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
目前知识产权犯罪主要集中在高档消费品，“类似皮包等名牌产品被仿冒非常多，是因为其门槛低，需求巨大。而中国虽然是假冒、仿制高档消费品最大的制造商，但真正的利益确被海外的幕后黑手所占有，这些现象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普及和健全的重要性。”吕文举分析。
近年吕文举发表了多篇关于知识产权的论文，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地区的官方和NGO组织经常邀请他出访。今年他作为白宫访问学者和美国官方人士交流时，多个部门的律师和官员与他激烈辩论之余，也不得不称、承认吕文举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第一人”。
2005年吕文举发表了《中国在背黑锅》一文，文中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其在假冒品牌生产链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收益，中国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但低附加值的国家，80％以上的假冒产品利润都被组织生产这些产品的发达国家的厂商拿走了，可罪名却扣在了我们中国人的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被多家媒体转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在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吕文举爽朗地笑着说。知识产权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你身上从头到脚，都可能和知识产权发生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现。“《进出口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对策》这是今年世界的领先关注话题。国内对知识产权的意识已经开始有所升温，一方面领域开始拓宽，开始往内地的方向延伸。另一方面，这是后经济时代一个主要问题，推动和改善中国知识产权现状，影响、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是我们的定位。”
吕文举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绝不仅仅是为了外国人张目，“这符合世界知识产权的主流，实现企业的合法利润，这是国内很多企业不可绕过的一个门槛。”
目前由吕文举自己私人投资的NGO组织泓策机构基本上处于赔钱状态。但吕文举并不担忧，和国外组织的合作使得他的眼界更加开阔。虽然这一行不是暴利行业，但是前景一定无可限量，对此，吕文举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