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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对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的理念倡导以及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本文将从全球化的视角下，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进行阐述，以便能够更好的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的本质和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价值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新思想。首次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自此开始“共同体”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被逐渐丰富发展起来。根据当前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之后，在2017年1月18日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发表了名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全方位的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在这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外交语汇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2
概括的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特征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为根本宗旨，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观念引导，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中国眼光。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划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其中，精神共同体作为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被视为共同体的最高级形式。3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属于精神共同体的一种，是超越国别和民族界限之上的共同精神观念存在，是从全球化的视角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需求下出发的，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特征。
一、指引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指引人类文明走向的包容性文明观。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在古代乃至近代的文明交流途径这种，战争一直是文明交流和传播的暴力手段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扩张到殖民战争的爆发，一种文明传播的背后往往是另一种文明被暴力压制甚至认为灭亡的过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文明的冲突和对立愈加鲜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文明中心论”成为了文明发展中的主流，并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在世界各地开始传播，此时的文明论由古代的暴力传播变为了以各个民族或者国家为界限的文明的对立，每个民族或者国家都以自身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在这种文明论影响下形成的国际社会必然也会因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对立而拥有了动荡不安的本质，各种文明便会在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自相残杀，十分不利于人类文明之火的代代相传。1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文明的交流和传播有了科学技术的推动变的更加的频繁和深入，人们渐渐发现每一种文明背后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每一种文明都应该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中脱胎而出，形成了一种超越国别、民族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包容文明观。习近平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并倡导用一种包容性的眼光看待。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不应该是我们发动战争、挑起争端的理由，而是利用这种文明观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更加包容向上的方式，是一种基于全球化视角下的新型文明观。
二、解决全球问题的新型全球治理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体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这一个行为体，由此延伸形成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成为了一个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解决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核心要素。2也就是说，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同时，如果只依靠单个国家的努力势必会显得势单力薄而难以解决，在唇亡齿寒的当代国际社会，只有大家齐心共同面对，才是唯一的解决之策，否则就只有玉石俱焚的结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包容、和平的发展观念，其中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以及坚持绿色低碳，都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带有古老东方文化的智慧。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一直秉持着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求稳、求和特征，讲求后发制人，是一种具有长远战略目光的思想。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具有扩张的战略思维，即使发动战争也是处于防御的需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防御性战争思维以及求同存异的包容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这不仅仅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表现，更是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
三、坚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共赢的国际间新秩序的倡导。在近代形成的国际关系之中最为重要的两种国际秩序表现形式就是“均势”和“霸权”，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再到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些以“均势”为主要思想的国际秩序都没能如人们所愿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只是在一时各国实力较为均衡的状态下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各国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感。美苏冷战之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兴起，标志着国际秩序“霸权”时代的到来，但是在霸权政治的影响之下，世界上依旧留有不稳定的因素。2这种旧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为西方国家而服务的，并不是一种健康公平的国际秩序。以20世纪下半叶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为例，它随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但是却对其他非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国家进行暴力的干预，实质上是对非西方政治体系国家的排挤行为。而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地区的动荡以及近几年的经济低迷、恐怖主义滋生等问题，都凸显出普世价值观这种排他性的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以全人类最普遍性的利益要求入手，在超越“均势”以及“霸权”的国际旧有秩序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对话协商为冲突解决手段的国际秩序新观念。这是中国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新变化提出的未来秩序构想，在各国休戚与共、密切相关的未来世界，唯有合作共赢才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发展，坚持对话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受众和出发点都是全人类，，以人类之间彼此平等尊重的“共同价值”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摒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在通过自身的行动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从“中国梦”到“世界梦”，都是中国努力的重要体现。1
注释：
1安宇宏，《人类命运共同体》，《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2期，第87页。
2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9-40页。
3[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
1 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第108-109页。
2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4页。
1韩磊，《中国战略文化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第20頁。
2陶小白，《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交往理性特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7年2月，第46页。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价值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新思想。首次提出“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自此开始“共同体”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被逐渐丰富发展起来。根据当前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之后，在2017年1月18日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发表了名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全方位的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在这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外交语汇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2
概括的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特征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为根本宗旨，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观念引导，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中国眼光。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划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其中，精神共同体作为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被视为共同体的最高级形式。3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属于精神共同体的一种，是超越国别和民族界限之上的共同精神观念存在，是从全球化的视角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需求下出发的，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特征。
一、指引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指引人类文明走向的包容性文明观。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在古代乃至近代的文明交流途径这种，战争一直是文明交流和传播的暴力手段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扩张到殖民战争的爆发，一种文明传播的背后往往是另一种文明被暴力压制甚至认为灭亡的过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文明的冲突和对立愈加鲜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文明中心论”成为了文明发展中的主流，并伴随着工业化的脚步在世界各地开始传播，此时的文明论由古代的暴力传播变为了以各个民族或者国家为界限的文明的对立，每个民族或者国家都以自身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在这种文明论影响下形成的国际社会必然也会因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对立而拥有了动荡不安的本质，各种文明便会在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自相残杀，十分不利于人类文明之火的代代相传。1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文明的交流和传播有了科学技术的推动变的更加的频繁和深入，人们渐渐发现每一种文明背后都有其特殊的价值，每一种文明都应该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中脱胎而出，形成了一种超越国别、民族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包容文明观。习近平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并倡导用一种包容性的眼光看待。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不应该是我们发动战争、挑起争端的理由，而是利用这种文明观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更加包容向上的方式，是一种基于全球化视角下的新型文明观。
二、解决全球问题的新型全球治理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体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这一个行为体，由此延伸形成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成为了一个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解决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核心要素。2也就是说，在解决全球问题的同时，如果只依靠单个国家的努力势必会显得势单力薄而难以解决，在唇亡齿寒的当代国际社会，只有大家齐心共同面对，才是唯一的解决之策，否则就只有玉石俱焚的结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包容、和平的发展观念，其中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以及坚持绿色低碳，都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带有古老东方文化的智慧。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一直秉持着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求稳、求和特征，讲求后发制人，是一种具有长远战略目光的思想。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具有扩张的战略思维，即使发动战争也是处于防御的需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1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防御性战争思维以及求同存异的包容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就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这不仅仅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表现，更是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
三、坚持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合作共赢的国际间新秩序的倡导。在近代形成的国际关系之中最为重要的两种国际秩序表现形式就是“均势”和“霸权”，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再到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些以“均势”为主要思想的国际秩序都没能如人们所愿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只是在一时各国实力较为均衡的状态下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各国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感。美苏冷战之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兴起，标志着国际秩序“霸权”时代的到来，但是在霸权政治的影响之下，世界上依旧留有不稳定的因素。2这种旧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为西方国家而服务的，并不是一种健康公平的国际秩序。以20世纪下半叶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为例，它随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但是却对其他非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国家进行暴力的干预，实质上是对非西方政治体系国家的排挤行为。而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地区的动荡以及近几年的经济低迷、恐怖主义滋生等问题，都凸显出普世价值观这种排他性的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以全人类最普遍性的利益要求入手，在超越“均势”以及“霸权”的国际旧有秩序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对话协商为冲突解决手段的国际秩序新观念。这是中国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社会新变化提出的未来秩序构想，在各国休戚与共、密切相关的未来世界，唯有合作共赢才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发展，坚持对话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受众和出发点都是全人类，，以人类之间彼此平等尊重的“共同价值”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摒弃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在通过自身的行动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从“中国梦”到“世界梦”，都是中国努力的重要体现。1
注释：
1安宇宏，《人类命运共同体》，《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2期，第87页。
2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9-40页。
3[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
1 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第108-109页。
2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4页。
1韩磊，《中国战略文化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第20頁。
2陶小白，《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交往理性特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7年2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