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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地扶贫政策被视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困境的关键对策。但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致富”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关乎千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贵州黄平县3个集中安置小区107户的调查与数据研究，分析搬迁户的社会融合现状以及搬迁政策带来的物理空间变换对于其社会融合（包括后续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发现，搬迁户的心理融合、生活适应、经济融合和持续发展程度呈现出梯次降低的趋势，且经济融合具有相对独立性;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融合度受环境因素而非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大;其中，公共服务、居住条件、社交频率、耕地依赖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易地扶贫;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3-0046-12
易地扶贫是指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做出计划与部署，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产业建设在内，整个工程计划总投入达到9 500亿元，并计划在5年内完成22个省份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搬迁工程。这无疑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紧迫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
与其他扶贫工程相比，易地搬迁工程的脱贫路径是通过直接改变搬迁户的居住环境以改变其生存状况，被视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困境的关键对策。但个人能否脱贫致富不仅与之所处外部环境有关，还与其个人能力、社会网络等密切相关。从农村“空降”到新的空间，面对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生计方式的剧烈变革，搬迁户是否真正融入城市？又如何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致富”的转变？这不仅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更是关乎千万贫困户脱贫发展的现实问题。
社会融合是一个描述人与社会关系的综合概念，涉及经济、心理、行为等多个维度。它有助于展现宏观层面的变化如何重构个体的生存结构，以及个体、家庭对这一变化的解读与回应是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的。因此，本研究选择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切入，选取贵州省黄平县这一多山多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代表案例，研究易地搬迁政策带来的物理空间变化对搬迁户生活的影响，以期探索影响其经济、心理融合的因素，并提出促进易地扶贫移民融合的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社会融合是新的移民或少数群体融入另外一个社会结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概念源于国外种族或跨国移民的文化融合的研究，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分层融合论等理论流派占据主流[1]。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同化论的Park认为社会融合是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渗透、同化文化生活的过程[2];学者童星和马西恒认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3]。而本文易地扶贫背景下的社会融合非指易地搬迁移民抛弃旧的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城镇完全同化，而更偏向于“安居乐业”的概念。普遍来说，学者们都认同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结构化且具有主观性的过程[4]。
概念定义和理论视角的不同选择会直接影响社会融合的测量。社会融合的测量虽未有定论，但均呈现出多维度和多指标的特点。“学者梁波将西方社会融合测量模型综合为三类：以Milton Gordon为代表的二维模型（结构性和文化性）、杨格·塔斯（J.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模型（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H.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主體社会的接纳或拒斥）”[5]29。面对本土的流动人口融合议题，国内学者在国外测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与重构，如张文宏等[1]从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四个维度构建社会融合概念;杨菊华[6]除了提出经济、文化、行为、身份四维测量结构，且系统化地提出了具体的测量指标;周皓则在综合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为内容的五维模型[5]。但我们发现，上述测量模型更适合描述长距离、跨文化的人口流动融合问题，且测量指标更强调“同化”程度，而非流动人口“安居乐业”的程度，不能针对性地描述易地扶贫代表的深度贫困人口的乡镇间流动融合状况。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较少，主要以实证的经验研究为主。区别于国外偏向于族群文化融合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过程。根据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多集中在制度、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因素上。制度因素上，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融合能力，也对移民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6-9];同时，农民工居于城市时，其收入水平虽有提高，但相对水平仍较低，从而多居于城市边缘等租金水平较低的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隔离[10-12]。在人力资本方面，由于流动人口通常处于人力资本劣势地位，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的工作多为技术或者半技术型工作，这样的工作通常强度大、时间长、环境较为恶劣、收入水平较低，因而阻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13-14]。在社会关系因素研究上，不少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的作用[15-16];同时，由于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实现了从农村血缘、亲缘、地缘社会圈向陌生城市的社会圈的重构，他们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着适应障碍，从而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消极影响[17-19]。
而关于易地扶贫移民融合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从生计可持续的视角[20-23]，或者单一身份、心理等感知融合层面[24]来探讨搬迁户的融合水平，缺乏综合性融合的视角。而关于易地扶贫政策对于搬迁户社会融合的分析上，质性思考多于定量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考察易地扶贫政策带来的直接变化对搬迁户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并分析不同维度间的融合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说
根据空间理论，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质是一种外力驱动下的空间剧变——由乡土性的空间转变为具有城镇性特征的空间。“这种变动偏重物理空间——即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生计空间——的再造，而相对忽视搬迁群体的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25]130。因此，我们从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直接影响的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生计空间选取自变量，在控制居住时长和个体特征的基础上，考察其在经济、生活、心理的影响（见图1）。
在社会层面，相比于原址，安置地的公共空间已基本城镇化。据以往研究，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对流动人口的融合具有正面影响，所以假设：
H1：搬迁户认为其所拥有的公共服务（指交通、医疗、教育条件）改善程度越高，其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在社区层面，易地扶贫不仅改变了搬迁户的居住环境，也改变了其社交环境。客观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人的生活满意度继而更加适应新的环境;而与迁入地居民交往越频繁，也更容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继而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所以假设：
H2：搬迁户认为居住条件（指住房条件、水电燃料设施）改善程度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H3：与安置地居民的社交频率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在家庭生计方面，搬迁后的搬迁户虽居住在城镇，但其生计资本结构未必随之城镇化。据实地采访得知，不少搬迁户仍在坚持耕种。甚至对于某些搬迁家庭来说，耕地不仅是基本的生产资料，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考察搬迁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与其社会融合度的关系很有必要。“耕地依赖”包括客观持有的耕地面积和实际使用频率两个方面。
H4：搬迁户对耕地的依赖度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低。
据以往研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因此，我们也将考察个体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度的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见下表。
（二）测量指标
如上文所述，社会融合是一个综合概念。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旨在使贫困户能够在迁入地良性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我们仅保留了以往研究常设的经济、生活、心理三个维度，单独设立了“持续发展”这一维度以刻画移民在安置地的后续发展能力（如获得工作的机会等）。具体测量指标的选择上，我们既参考了国内流动人口融合研究，如在测量“身份认同”部分时参考了学者唐丹[26]的量表，又结合当地短距离搬迁的现状增删了部分内容。测量指标包含主观和客观双重标准，更能体现当地移民生计水平、生活状况、心理适应、主观期望等社会融合程度情况。各变量定义及描述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研点包括安置点社区和迁入地城区，见表3。中心村所在的新州镇位于黄平县中西部，为黄平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旧州镇则位于黄平县西北部，既是贵州省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且兰古国风景旅游区所在地，冷水河、槐花安置点即在此镇。调研点分布于黄平县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人口状况，能够较好地代表搬迁居民和原住民的总体状况。
调查方法运用结构性问卷与半结构采访相结合的方法，于2018年8月入户调查了黄平县3个集中安置小区内的搬迁户和县下辖的旧州镇和新州镇的原城镇居民。搬迁户的样本是通过在安置小区内逐户访问获取;安置地居民的样本则根据每个小区总户数之比计算抽样比例，确定随机抽取户数。最终获得搬迁户有效问卷107份，安置地居民有效问卷371份。详细分布情况见表3。其中，搬迁户样本男女比为1.89，平均年龄为40岁（样本年龄均大于18岁）。
首先，我们针对数据集中少量的缺失数据利用显著相关的回歸模型，采用回归填补法进行了填补。这种补全数据的方法针对本次调研中数据属于随机丢失的情况复原准确度高，对数据集的方差影响较小，实际操作时也选择了模型预测度超过80%的预测模型，最大程度地减弱了由数据增补带来的偏差。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了Z-score标准化，以避免各维度不同单位、题目数量带来的影响。我们先将各维度的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各维度的原始值，再对各维度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Ai=Xi-μδ
其中，Xi代表数据集合中的第i个数据，μ代表该集合中所有数据的平均值，δ代表该集合中所有数据的标准差，Ai代表原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最后将上述所有维度的标准化得分合成为社会融合度总得分，利用如下公式计算：
Yi=∑3j=1Aj
其中，Yi即为所有受访者的总体社会融合度，为第i个受访者的社会融合度。我们没有赋予三个维度权重区别，直接加总得到最终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贵州黄平县基本情况及其易地搬迁模式
黄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黔中丘原到黔东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较高，多山脉，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县辖8镇3乡分别为新州镇、旧州镇、重安镇、谷陇镇、平溪镇、浪洞镇、上塘镇、野洞河镇、纸房乡、一碗水乡、翁坪乡。，截至2019年末，户籍人口39.03万人，其中苗族、家人等少数民族占68.5%。在该县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30.94%，第二产业18.35%，第三产业50.71%数据源于《黄平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黄平县政府网（http：//www.qdnhp.gov.cn/xxgk/jcgk/tjxx/tjnb/202007/t20200713_61585616.html），2020年7月13日。。2020年3月，黄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目前，全县移民安置点有5个笔者实地调研时仅3个安置点修建完成，因此只获取了3个安置点的样本数据。，共计4 850套安置房，搬迁5 179户，安置22 994人。搬迁模式为整村整组搬迁，各户通过抽签选取入住的集中安置地。除槐花安置小区计划采用“先搬人后引产业”的产业园区安置模式，其余安置点均为普通城镇小区。 [18]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2）：61-79+203-204.
[19]ZHENG S，SONG Z，SUN W. Do Affordable Housing Programs Facilitate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J]. Cities，2020（96）：10-24.
[20]李聪，柳玮，冯伟林，等.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3（6）：31-44+93.
[21]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6）：93-98.
[22]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103-110.
[23]夏艳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7-13.
[24]史梦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8（3）：156-160.
[25]王寓凡，江立华.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基于江西省X县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20（1）：125-131.
[26]唐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心理测量方法与数据的使用：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J].人口与经济，2015（5）：25-30.
[2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206.
（责任编辑：杨 洋）
收稿日期：2021-03-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71861147002）。
作者简介：黄祖辉，男，上海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专业农村发展研究。
吴沁霞，女，重庆万州人，浙江大学社会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研究员。
邝 琪，女，河南驻马店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項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研究员。
关键词：易地扶贫;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3-0046-12
易地扶贫是指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做出计划与部署，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产业建设在内，整个工程计划总投入达到9 500亿元，并计划在5年内完成22个省份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搬迁工程。这无疑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紧迫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
与其他扶贫工程相比，易地搬迁工程的脱贫路径是通过直接改变搬迁户的居住环境以改变其生存状况，被视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困境的关键对策。但个人能否脱贫致富不仅与之所处外部环境有关，还与其个人能力、社会网络等密切相关。从农村“空降”到新的空间，面对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生计方式的剧烈变革，搬迁户是否真正融入城市？又如何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致富”的转变？这不仅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更是关乎千万贫困户脱贫发展的现实问题。
社会融合是一个描述人与社会关系的综合概念，涉及经济、心理、行为等多个维度。它有助于展现宏观层面的变化如何重构个体的生存结构，以及个体、家庭对这一变化的解读与回应是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的。因此，本研究选择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切入，选取贵州省黄平县这一多山多民族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代表案例，研究易地搬迁政策带来的物理空间变化对搬迁户生活的影响，以期探索影响其经济、心理融合的因素，并提出促进易地扶贫移民融合的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社会融合是新的移民或少数群体融入另外一个社会结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概念源于国外种族或跨国移民的文化融合的研究，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分层融合论等理论流派占据主流[1]。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给予了不同的定义，例如，同化论的Park认为社会融合是移民与当地居民相互渗透、同化文化生活的过程[2];学者童星和马西恒认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3]。而本文易地扶贫背景下的社会融合非指易地搬迁移民抛弃旧的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城镇完全同化，而更偏向于“安居乐业”的概念。普遍来说，学者们都认同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结构化且具有主观性的过程[4]。
概念定义和理论视角的不同选择会直接影响社会融合的测量。社会融合的测量虽未有定论，但均呈现出多维度和多指标的特点。“学者梁波将西方社会融合测量模型综合为三类：以Milton Gordon为代表的二维模型（结构性和文化性）、杨格·塔斯（J.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模型（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H.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主體社会的接纳或拒斥）”[5]29。面对本土的流动人口融合议题，国内学者在国外测量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与重构，如张文宏等[1]从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四个维度构建社会融合概念;杨菊华[6]除了提出经济、文化、行为、身份四维测量结构，且系统化地提出了具体的测量指标;周皓则在综合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为内容的五维模型[5]。但我们发现，上述测量模型更适合描述长距离、跨文化的人口流动融合问题，且测量指标更强调“同化”程度，而非流动人口“安居乐业”的程度，不能针对性地描述易地扶贫代表的深度贫困人口的乡镇间流动融合状况。
国内对于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较少，主要以实证的经验研究为主。区别于国外偏向于族群文化融合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过程。根据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多集中在制度、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因素上。制度因素上，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不仅降低了流动人口的融合能力，也对移民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6-9];同时，农民工居于城市时，其收入水平虽有提高，但相对水平仍较低，从而多居于城市边缘等租金水平较低的地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隔离[10-12]。在人力资本方面，由于流动人口通常处于人力资本劣势地位，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的工作多为技术或者半技术型工作，这样的工作通常强度大、时间长、环境较为恶劣、收入水平较低，因而阻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13-14]。在社会关系因素研究上，不少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的作用[15-16];同时，由于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实现了从农村血缘、亲缘、地缘社会圈向陌生城市的社会圈的重构，他们将无可避免地面临着适应障碍，从而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消极影响[17-19]。
而关于易地扶贫移民融合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从生计可持续的视角[20-23]，或者单一身份、心理等感知融合层面[24]来探讨搬迁户的融合水平，缺乏综合性融合的视角。而关于易地扶贫政策对于搬迁户社会融合的分析上，质性思考多于定量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考察易地扶贫政策带来的直接变化对搬迁户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并分析不同维度间的融合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说
根据空间理论，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质是一种外力驱动下的空间剧变——由乡土性的空间转变为具有城镇性特征的空间。“这种变动偏重物理空间——即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生计空间——的再造，而相对忽视搬迁群体的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25]130。因此，我们从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直接影响的公共空间、居住空间、生计空间选取自变量，在控制居住时长和个体特征的基础上，考察其在经济、生活、心理的影响（见图1）。
在社会层面，相比于原址，安置地的公共空间已基本城镇化。据以往研究，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对流动人口的融合具有正面影响，所以假设：
H1：搬迁户认为其所拥有的公共服务（指交通、医疗、教育条件）改善程度越高，其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在社区层面，易地扶贫不仅改变了搬迁户的居住环境，也改变了其社交环境。客观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人的生活满意度继而更加适应新的环境;而与迁入地居民交往越频繁，也更容易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继而建立新的身份认同，所以假设：
H2：搬迁户认为居住条件（指住房条件、水电燃料设施）改善程度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H3：与安置地居民的社交频率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高。
在家庭生计方面，搬迁后的搬迁户虽居住在城镇，但其生计资本结构未必随之城镇化。据实地采访得知，不少搬迁户仍在坚持耕种。甚至对于某些搬迁家庭来说，耕地不仅是基本的生产资料，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考察搬迁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与其社会融合度的关系很有必要。“耕地依赖”包括客观持有的耕地面积和实际使用频率两个方面。
H4：搬迁户对耕地的依赖度越高，搬迁户的社会融合水平越低。
据以往研究，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因此，我们也将考察个体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度的影响。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见下表。
（二）测量指标
如上文所述，社会融合是一个综合概念。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旨在使贫困户能够在迁入地良性可持续发展。因此，在选取指标时，我们仅保留了以往研究常设的经济、生活、心理三个维度，单独设立了“持续发展”这一维度以刻画移民在安置地的后续发展能力（如获得工作的机会等）。具体测量指标的选择上，我们既参考了国内流动人口融合研究，如在测量“身份认同”部分时参考了学者唐丹[26]的量表，又结合当地短距离搬迁的现状增删了部分内容。测量指标包含主观和客观双重标准，更能体现当地移民生计水平、生活状况、心理适应、主观期望等社会融合程度情况。各变量定义及描述如表2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研点包括安置点社区和迁入地城区，见表3。中心村所在的新州镇位于黄平县中西部，为黄平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旧州镇则位于黄平县西北部，既是贵州省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且兰古国风景旅游区所在地，冷水河、槐花安置点即在此镇。调研点分布于黄平县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人口状况，能够较好地代表搬迁居民和原住民的总体状况。
调查方法运用结构性问卷与半结构采访相结合的方法，于2018年8月入户调查了黄平县3个集中安置小区内的搬迁户和县下辖的旧州镇和新州镇的原城镇居民。搬迁户的样本是通过在安置小区内逐户访问获取;安置地居民的样本则根据每个小区总户数之比计算抽样比例，确定随机抽取户数。最终获得搬迁户有效问卷107份，安置地居民有效问卷371份。详细分布情况见表3。其中，搬迁户样本男女比为1.89，平均年龄为40岁（样本年龄均大于18岁）。
首先，我们针对数据集中少量的缺失数据利用显著相关的回歸模型，采用回归填补法进行了填补。这种补全数据的方法针对本次调研中数据属于随机丢失的情况复原准确度高，对数据集的方差影响较小，实际操作时也选择了模型预测度超过80%的预测模型，最大程度地减弱了由数据增补带来的偏差。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了Z-score标准化，以避免各维度不同单位、题目数量带来的影响。我们先将各维度的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各维度的原始值，再对各维度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Ai=Xi-μδ
其中，Xi代表数据集合中的第i个数据，μ代表该集合中所有数据的平均值，δ代表该集合中所有数据的标准差，Ai代表原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最后将上述所有维度的标准化得分合成为社会融合度总得分，利用如下公式计算：
Yi=∑3j=1Aj
其中，Yi即为所有受访者的总体社会融合度，为第i个受访者的社会融合度。我们没有赋予三个维度权重区别，直接加总得到最终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贵州黄平县基本情况及其易地搬迁模式
黄平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地处黔中丘原到黔东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地势较高，多山脉，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县辖8镇3乡分别为新州镇、旧州镇、重安镇、谷陇镇、平溪镇、浪洞镇、上塘镇、野洞河镇、纸房乡、一碗水乡、翁坪乡。，截至2019年末，户籍人口39.03万人，其中苗族、家人等少数民族占68.5%。在该县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30.94%，第二产业18.35%，第三产业50.71%数据源于《黄平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黄平县政府网（http：//www.qdnhp.gov.cn/xxgk/jcgk/tjxx/tjnb/202007/t20200713_61585616.html），2020年7月13日。。2020年3月，黄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目前，全县移民安置点有5个笔者实地调研时仅3个安置点修建完成，因此只获取了3个安置点的样本数据。，共计4 850套安置房，搬迁5 179户，安置22 994人。搬迁模式为整村整组搬迁，各户通过抽签选取入住的集中安置地。除槐花安置小区计划采用“先搬人后引产业”的产业园区安置模式，其余安置点均为普通城镇小区。 [18]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2）：61-79+203-204.
[19]ZHENG S，SONG Z，SUN W. Do Affordable Housing Programs Facilitate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J]. Cities，2020（96）：10-24.
[20]李聪，柳玮，冯伟林，等.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3（6）：31-44+93.
[21]汪磊，汪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探索，2016（6）：93-98.
[22]徐锡广，申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1）：103-110.
[23]夏艳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9）：7-13.
[24]史梦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感知融合研究：基于云南移民点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8（3）：156-160.
[25]王寓凡，江立华.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基于江西省X县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20（1）：125-131.
[26]唐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心理测量方法与数据的使用：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J].人口与经济，2015（5）：25-30.
[2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206.
（责任编辑：杨 洋）
收稿日期：2021-03-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71861147002）。
作者简介：黄祖辉，男，上海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专业农村发展研究。
吴沁霞，女，重庆万州人，浙江大学社会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研究员。
邝 琪，女，河南驻马店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項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