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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文学的良性生态却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在阅读环境、创作环境、出版环境都健康的文学生态中，才会不断地产生真正的优秀文学，有了好米，加上巧妇之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才会获得与我们的国力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的繁荣。
书展亦社交
第一次参加国际书展，是英国的伦敦书展。置身于没有甲醛味的展厅内，身边是身着得体套装的外国同行们，与预约过的人自信坦然地交谈。中国展台不太显眼，好多个出版社共同租用一个展台，那些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可能就占用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偌大的展厅内，你会觉得你像是一个参观者，要融入其中有些难。后来，我看到《我是编辑高手》的作者吉尔·戴维斯女士写的文章，我才颇感安慰，原来一个书展新人有这种孤单感并不是只有我自己，就连母语是英语的吉尔·戴维斯也会如此，当然这样想是有些阿Q了。吉尔·戴维斯女士可能只需要参加几次书展就会很快地融入其中，并开始抱怨书展上为什么会要费这么多口舌，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跟她约谈。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出版社的做版权贸易的人来说，国际书展更主要是我们取经的圣殿，是我们引进版权的贸易大厅，而非输出版权数量平等的贸易平台。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在这一世界书业界、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工作者的最大的盛会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主宾国。当我置身于偌大的法兰克福展览馆中时，感受到的是气场强大的主场氛围：通往展馆的地铁站内的地面上是汉字喷绘，展馆随处可见的海报上黑眸清亮的中国孩子和美丽典雅的中国女子，中国的传统印刷工艺、传统曲艺、书画与出版、民族工艺品的展览点缀着整个书展。中国的出版社在这样一个类似“中国主场”的氛围内，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也多了很多自信，各种各样的交流推广活动应接不暇，让参展的每一个中国出版人感觉格外忙碌。
对于每—个融入其中的出版^、来说，这个全球最大的书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性展览，它与很多行业的国际性展览不同，书展的参展单位不单纯是一个商业机构。比如科技类的展览参展单位只要把企业形象展示出来，将产品的性能和实用功能展示出来，那么其产品在相关领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便一目了然，贸易往来相对来说比较商业化。但是书展不同，书展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展示平台，即使在商业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出版社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机构，它同样是一个由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纷繁复杂的团体。”因为，图书贸易更多的是基于图书所蕴含的丰厚文化、社会内涵以及对对方社会文化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因此对参加书展的出版人来说，他在这些书展中所具有的商务能力，取决于对对方社交层面的理解能力——只有当你融入你想要拓展领域的文化氛围，真正与他们形成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图书贸易才有可能发生。
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出版“社交”方式会有很大不同，在谋求理念交换和最大限度的互相理解时，误会自然在所难免。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双方熟悉的“缓冲”会好得多——虽然大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都愿意和熟悉的人去沟通——因此，大家都非常需要通过一个必要的纽带，寻找最合适的手段和方式。这次人文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了几个活动，有专业的文学论坛和中德文学翻译奖签约仪式等，其中“全球一体化中的文学独创性与融合性”论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人文社多年来在与海外同行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相互交流的积累，通过我们在德国的一些老朋友：文化交流基金会、文学研究学会以及我们的外国作家，因此可以将德国文学界一流的学者、作家以及中国的学者、作家组织起来共同就这一主题进行一场文学、文化层面上的探讨，大家在诚意与默契的基础上争论与交流，畅所欲言，幽默风趣，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来自各个国家的观众，坐满了整个会场。参加过多次海外文学活动的嘉宾事后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文学论坛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在书展上办一个卓有成效的推广酒会，几乎是所有参展出版社的目标，因为要把众多的版权代理人从展会日理万机的约谈，从一个又一个的派对上吸引过来聚集到自己的旗下，需要主办者有相当的号召力。此次书展我还参加了人文社的参股公司九久读书人组织的一场招待酒会。这场酒会的规模令所有参与者感到惊讶，大概有一百多位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个国家的出版家、版权代理人、出版社版权经理出席，包括企鹅的cE0、安德鲁纳伯格的老板安德鲁等出版界大腕。与会者在酒会上互相见面的第一句话都称赞这个酒会很棒。这个由中国出版机构组织的高朋满座的招待酒会为经济危机所笼罩的书展提供了一个繁荣的社交平台。主题酒会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是因为无论是出于输出还是引进的愿望，各国出版商都比较看好未来中国的出版市场，二是九久读书人多年来与人文社联手成功运作出版了大量外国图书，拥有了相当数量稳定的合作伙伴。此外，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此次酒会的召集人，九久读书人有两位外籍员工专门负责与西方出版机构的沟通，他们长期来往于中西出版界。这两位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中国以及西方文化背景的的员工，非常了解西方出版业，了解与他们有效沟通的最佳方式，无疑起到了非常好的纽带作用。
文学输出，前面的路有多长
欧洲国家自身的文化自成体系，普通人生活安逸自足，较少地去关心其他国家的文化以及文学，不像中国人那样有着近一百多年的坎坷自强之路，有五四以来那么好的外来文化引人的基础，早巳习惯性地去涉猎世界“先进文化”。阅读市场的狭小使西方的出版人在引进中文作品的时候缺乏动力，加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汉语文学作品在翻译推介上的超高要求，使得我们的文学版权贸易之路十分艰难，文学图书在版权输出中所占份额并不大。但是，文学永远都是书展和出版界最关注、话题最多的板块，文学表达是一种最为真切地传达人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优秀的文学作品更能直抵心灵，使不同文化背景的阅读者跨越一切外在的障碍获得最深层次的共鸣，难怪有句名言说“一本书相当于一个外交大使”。
当前，中国文学要全面成功地推向海外市场，完全靠商业规则、市场因素推动，显然时机并不太成熟，更多的时候要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因素，需要机缘，更需要版权代理人、图书编辑真正喜欢，全心投入地去推介。欧洲最大的版权代理公司老板安德鲁就是因为被他的中国属下游说了三年后才下决心发掘中国市场。他来北京的时候，我跟我们版权部负责人刘乔与之碰面。这位英国绅士很有趣，书目大概翻了翻，放在一边，眨着好奇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跟我们说：“我想听故事，讲讲你们觉得好的故事。”于是，我们挑选了几个比较“世 界”的小说，将我们的阅读感触、我们眼中的作家大概讲给他听。结果，安德鲁兴致所至，当时就要坐上飞机去见其中的一位作者。碰面后他立即找人翻译样张、梗概，紧接着商量合作。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们第一次为中国作家毕飞宇和余华举办酒会，向各大出版社隆重推介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主推由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推拿》和《藏獒》o
这次书展上，毕飞宇的《推拿》、杨志军的《藏獒》和张翎的《金山》备受国外出版社关注。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海外市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当前，我们在选题阶段就开始针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这对于中国文学出版来说还达不到。因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市场还只是划在他们的“世界文学”的范畴里面，属于小众阅读，市场没多大。当然，现阶段我们也不会在选题阶段就将版权输出比较全面地考虑进去。但是—些成熟作者的创作，尤其是有过海外版权输出的成熟作者，则可能会在创作中多考虑—些有利于版权输出的因素。
法兰克福书展虽然是新书亮相、驰骋世界的最好平台，但是一本书要真正进入海外市场，却有着太多的幕后因素。及时的前期告知推介，代理人的人脉以及可信度，优秀的翻译、成功的海外市场定位、推广，等等。其中，对中国文学来说，最突出的困难还是有效沟通和翻译。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2006年在中国出版集团组织的海外推介会上，经由与会外国出版人带给了华人版权代理王久安。已经很少接手中文小说代理的王久安读了之后几天几夜难以入眠，英文漂亮的王久安亲自写了十几页的提纲、梗概，当她写完小说的故事梗概时，觉得已经把整部书在脑子里翻译了一遍了。有了这样和充分充满感情色彩的推介，在没有翻译样章的情况下，企鹅的高端书品牌编辑viking慧眼识珠决定全力推出，并且迅速签下了该书的全球版权。《英格力士》的翻译历时三年，一中一西两位翻译，最后该书的英文编辑又亲自润笔。我曾经问过几个看过《英格力士》的外国读者，他们说读《英格力士》的时候，一点都感觉不到这是翻译作品，就像读母语一样非常顺畅。《英格力士》英文版推出后，精装本半年内迅速销完，今年4月会全面推出简装本。这使我想起中华书局邀请沈玉担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艰涩的中文润笔的佳话。可见，优秀的翻译与编辑才可以使一部文学作品文气贯通，浑然天成。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推介与翻译的重要性，我们与歌德学院共同设置了中德文学翻译奖，每届选择一部德语文学或文化新作、一部中国文学或文化新作进行互译并出版。希望通过这个奖项推动促进中德文学或文化作品翻译水平的提高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目前在积极地持之以恒地关注、推动中国文学海外出版的机构负责人、出版人或者翻译，通常都有一个中国先生或者太太。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每位汉学家背后都站着一个中国太太。《英格力士》、《藏獒》的翻译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对中国文化有着持续的热情。看来培养更多的海外媳妇和女婿可以成为我们解决翻译荒的一大捷径。
如今，随着国外对中国了解的加深，西方市场从最初对中国的红色猎奇也必然慢慢回归正常的阅读品味。但是，中国能提供给海外的选题参考是什么呢?作家的名气、排行榜，有文化跨度的内容?商业社会大家都会看中排行榜，看中销量，这也是最有销售说服力的。但是，在我们引进版权时很有说服力的排行榜，反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因为，国内和国外的主流阅读群体构成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的主流阅读群体普遍要比我们的阅读群体成熟。所以，我们青春气息十足的文艺类图书排行榜上的作品很少成为西方出版人追逐的目标，他们更加注重的还是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名气、文学价值以及图书内容，比如，是否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是否有独特的气质，是否在国外有其他媒介例如电影同时推出。我想安德鲁在听《推拿》这个故事的时候，吸引他的可能有“推拿”这样一个在全球与中国菜齐名的中国符号，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故事和它对待盲人群体的态度，作者在《推拿》中并没有用怜悯去描摹盲人，而是通过一个个细密好看的人物故事静静地叙述盲人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直接打动西方人的恰恰是这种独到的写作角度。法兰克福书展上兰登书屋的展位有几面他们的作家照片墙，上面唯一一张亚洲面孔是村上春树。日本在产生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纯文学水平已经到达一定高度，文学作品拥有了良好的互动环境，才出现了村上春树这样畅销全世界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文学的良性生态却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在阅读环境、创作环境、出版环境都健康的文学生态中，才会不断地产生真正的优秀文学，有了好米，加上巧妇之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才会获得与我们的国力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的繁荣。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展亦社交
第一次参加国际书展，是英国的伦敦书展。置身于没有甲醛味的展厅内，身边是身着得体套装的外国同行们，与预约过的人自信坦然地交谈。中国展台不太显眼，好多个出版社共同租用一个展台，那些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可能就占用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偌大的展厅内，你会觉得你像是一个参观者，要融入其中有些难。后来，我看到《我是编辑高手》的作者吉尔·戴维斯女士写的文章，我才颇感安慰，原来一个书展新人有这种孤单感并不是只有我自己，就连母语是英语的吉尔·戴维斯也会如此，当然这样想是有些阿Q了。吉尔·戴维斯女士可能只需要参加几次书展就会很快地融入其中，并开始抱怨书展上为什么会要费这么多口舌，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跟她约谈。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出版社的做版权贸易的人来说，国际书展更主要是我们取经的圣殿，是我们引进版权的贸易大厅，而非输出版权数量平等的贸易平台。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在这一世界书业界、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工作者的最大的盛会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主宾国。当我置身于偌大的法兰克福展览馆中时，感受到的是气场强大的主场氛围：通往展馆的地铁站内的地面上是汉字喷绘，展馆随处可见的海报上黑眸清亮的中国孩子和美丽典雅的中国女子，中国的传统印刷工艺、传统曲艺、书画与出版、民族工艺品的展览点缀着整个书展。中国的出版社在这样一个类似“中国主场”的氛围内，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也多了很多自信，各种各样的交流推广活动应接不暇，让参展的每一个中国出版人感觉格外忙碌。
对于每—个融入其中的出版^、来说，这个全球最大的书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性展览，它与很多行业的国际性展览不同，书展的参展单位不单纯是一个商业机构。比如科技类的展览参展单位只要把企业形象展示出来，将产品的性能和实用功能展示出来，那么其产品在相关领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便一目了然，贸易往来相对来说比较商业化。但是书展不同，书展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展示平台，即使在商业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出版社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机构，它同样是一个由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纷繁复杂的团体。”因为，图书贸易更多的是基于图书所蕴含的丰厚文化、社会内涵以及对对方社会文化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因此对参加书展的出版人来说，他在这些书展中所具有的商务能力，取决于对对方社交层面的理解能力——只有当你融入你想要拓展领域的文化氛围，真正与他们形成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图书贸易才有可能发生。
但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出版“社交”方式会有很大不同，在谋求理念交换和最大限度的互相理解时，误会自然在所难免。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双方熟悉的“缓冲”会好得多——虽然大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都愿意和熟悉的人去沟通——因此，大家都非常需要通过一个必要的纽带，寻找最合适的手段和方式。这次人文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举办了几个活动，有专业的文学论坛和中德文学翻译奖签约仪式等，其中“全球一体化中的文学独创性与融合性”论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人文社多年来在与海外同行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相互交流的积累，通过我们在德国的一些老朋友：文化交流基金会、文学研究学会以及我们的外国作家，因此可以将德国文学界一流的学者、作家以及中国的学者、作家组织起来共同就这一主题进行一场文学、文化层面上的探讨，大家在诚意与默契的基础上争论与交流，畅所欲言，幽默风趣，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来自各个国家的观众，坐满了整个会场。参加过多次海外文学活动的嘉宾事后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文学论坛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在书展上办一个卓有成效的推广酒会，几乎是所有参展出版社的目标，因为要把众多的版权代理人从展会日理万机的约谈，从一个又一个的派对上吸引过来聚集到自己的旗下，需要主办者有相当的号召力。此次书展我还参加了人文社的参股公司九久读书人组织的一场招待酒会。这场酒会的规模令所有参与者感到惊讶，大概有一百多位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个国家的出版家、版权代理人、出版社版权经理出席，包括企鹅的cE0、安德鲁纳伯格的老板安德鲁等出版界大腕。与会者在酒会上互相见面的第一句话都称赞这个酒会很棒。这个由中国出版机构组织的高朋满座的招待酒会为经济危机所笼罩的书展提供了一个繁荣的社交平台。主题酒会之所以如此成功，一是因为无论是出于输出还是引进的愿望，各国出版商都比较看好未来中国的出版市场，二是九久读书人多年来与人文社联手成功运作出版了大量外国图书，拥有了相当数量稳定的合作伙伴。此外，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此次酒会的召集人，九久读书人有两位外籍员工专门负责与西方出版机构的沟通，他们长期来往于中西出版界。这两位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中国以及西方文化背景的的员工，非常了解西方出版业，了解与他们有效沟通的最佳方式，无疑起到了非常好的纽带作用。
文学输出，前面的路有多长
欧洲国家自身的文化自成体系，普通人生活安逸自足，较少地去关心其他国家的文化以及文学，不像中国人那样有着近一百多年的坎坷自强之路，有五四以来那么好的外来文化引人的基础，早巳习惯性地去涉猎世界“先进文化”。阅读市场的狭小使西方的出版人在引进中文作品的时候缺乏动力，加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以及汉语文学作品在翻译推介上的超高要求，使得我们的文学版权贸易之路十分艰难，文学图书在版权输出中所占份额并不大。但是，文学永远都是书展和出版界最关注、话题最多的板块，文学表达是一种最为真切地传达人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优秀的文学作品更能直抵心灵，使不同文化背景的阅读者跨越一切外在的障碍获得最深层次的共鸣，难怪有句名言说“一本书相当于一个外交大使”。
当前，中国文学要全面成功地推向海外市场，完全靠商业规则、市场因素推动，显然时机并不太成熟，更多的时候要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因素，需要机缘，更需要版权代理人、图书编辑真正喜欢，全心投入地去推介。欧洲最大的版权代理公司老板安德鲁就是因为被他的中国属下游说了三年后才下决心发掘中国市场。他来北京的时候，我跟我们版权部负责人刘乔与之碰面。这位英国绅士很有趣，书目大概翻了翻，放在一边，眨着好奇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跟我们说：“我想听故事，讲讲你们觉得好的故事。”于是，我们挑选了几个比较“世 界”的小说，将我们的阅读感触、我们眼中的作家大概讲给他听。结果，安德鲁兴致所至，当时就要坐上飞机去见其中的一位作者。碰面后他立即找人翻译样张、梗概，紧接着商量合作。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们第一次为中国作家毕飞宇和余华举办酒会，向各大出版社隆重推介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主推由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推拿》和《藏獒》o
这次书展上，毕飞宇的《推拿》、杨志军的《藏獒》和张翎的《金山》备受国外出版社关注。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海外市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当前，我们在选题阶段就开始针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这对于中国文学出版来说还达不到。因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市场还只是划在他们的“世界文学”的范畴里面，属于小众阅读，市场没多大。当然，现阶段我们也不会在选题阶段就将版权输出比较全面地考虑进去。但是—些成熟作者的创作，尤其是有过海外版权输出的成熟作者，则可能会在创作中多考虑—些有利于版权输出的因素。
法兰克福书展虽然是新书亮相、驰骋世界的最好平台，但是一本书要真正进入海外市场，却有着太多的幕后因素。及时的前期告知推介，代理人的人脉以及可信度，优秀的翻译、成功的海外市场定位、推广，等等。其中，对中国文学来说，最突出的困难还是有效沟通和翻译。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2006年在中国出版集团组织的海外推介会上，经由与会外国出版人带给了华人版权代理王久安。已经很少接手中文小说代理的王久安读了之后几天几夜难以入眠，英文漂亮的王久安亲自写了十几页的提纲、梗概，当她写完小说的故事梗概时，觉得已经把整部书在脑子里翻译了一遍了。有了这样和充分充满感情色彩的推介，在没有翻译样章的情况下，企鹅的高端书品牌编辑viking慧眼识珠决定全力推出，并且迅速签下了该书的全球版权。《英格力士》的翻译历时三年，一中一西两位翻译，最后该书的英文编辑又亲自润笔。我曾经问过几个看过《英格力士》的外国读者，他们说读《英格力士》的时候，一点都感觉不到这是翻译作品，就像读母语一样非常顺畅。《英格力士》英文版推出后，精装本半年内迅速销完，今年4月会全面推出简装本。这使我想起中华书局邀请沈玉担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艰涩的中文润笔的佳话。可见，优秀的翻译与编辑才可以使一部文学作品文气贯通，浑然天成。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推介与翻译的重要性，我们与歌德学院共同设置了中德文学翻译奖，每届选择一部德语文学或文化新作、一部中国文学或文化新作进行互译并出版。希望通过这个奖项推动促进中德文学或文化作品翻译水平的提高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目前在积极地持之以恒地关注、推动中国文学海外出版的机构负责人、出版人或者翻译，通常都有一个中国先生或者太太。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每位汉学家背后都站着一个中国太太。《英格力士》、《藏獒》的翻译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生活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对中国文化有着持续的热情。看来培养更多的海外媳妇和女婿可以成为我们解决翻译荒的一大捷径。
如今，随着国外对中国了解的加深，西方市场从最初对中国的红色猎奇也必然慢慢回归正常的阅读品味。但是，中国能提供给海外的选题参考是什么呢?作家的名气、排行榜，有文化跨度的内容?商业社会大家都会看中排行榜，看中销量，这也是最有销售说服力的。但是，在我们引进版权时很有说服力的排行榜，反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因为，国内和国外的主流阅读群体构成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的主流阅读群体普遍要比我们的阅读群体成熟。所以，我们青春气息十足的文艺类图书排行榜上的作品很少成为西方出版人追逐的目标，他们更加注重的还是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名气、文学价值以及图书内容，比如，是否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是否有独特的气质，是否在国外有其他媒介例如电影同时推出。我想安德鲁在听《推拿》这个故事的时候，吸引他的可能有“推拿”这样一个在全球与中国菜齐名的中国符号，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故事和它对待盲人群体的态度，作者在《推拿》中并没有用怜悯去描摹盲人，而是通过一个个细密好看的人物故事静静地叙述盲人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直接打动西方人的恰恰是这种独到的写作角度。法兰克福书展上兰登书屋的展位有几面他们的作家照片墙，上面唯一一张亚洲面孔是村上春树。日本在产生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纯文学水平已经到达一定高度，文学作品拥有了良好的互动环境，才出现了村上春树这样畅销全世界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文学的良性生态却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在阅读环境、创作环境、出版环境都健康的文学生态中，才会不断地产生真正的优秀文学，有了好米，加上巧妇之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才会获得与我们的国力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的繁荣。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