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生物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不过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却并不统一。学界及官方机构主要将生物安全限定于生物技术、生物实验等专业领域，对生物安全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从国家安全的宏观角度理解生物安全，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生物安全的定义和界限，也能更准确地理解生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框架，生物安全的范畴和特征更具代表性。本文通过探究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概念，丰富国家安全研究，为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生物安全;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7-0063-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5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体现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生物安全的外溢效应十分显著。传染性疾病不仅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其他类型的国家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但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领域，缺乏宏观上的把握和深层次的阐释，相关研究存在滞后性和片面性，没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本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将生物安全独立地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类型，探讨其范畴与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以及形势的变化，从宏观上界定生物安全的内涵，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探讨生物安全的范畴，归纳总结生物安全的特征，为后续的学理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一、生物安全问题的由来及演变
由生物因素引发的安全问题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更好地厘清生物安全的概念，我們首先对生物安全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进行简要梳理。
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生物威胁，特别是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武器的威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与各种传染性疾病进行斗争，鼠疫、霍乱、麻疹、天花等传染性疾病曾经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损失。14世纪中后期，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2 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天花是唯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的传染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是早期生物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
与传染性疾病类似，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生物安全问题是生物武器。人类利用病原体作为武器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史前时期，人类将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毒素涂抹在武器上用于捕猎或战斗。在僵持不下的攻城战中，进攻方把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尸体作为武器丢入城内，感染城内居民。存在于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赫梯国，就曾使用过生物武器。赫梯人将感染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让对方人员染上致命疾病，从而赢得战争。14世纪，鞑靼人在进攻克里米亚的战争中，将染鼠疫死亡的士兵尸体抛入卡法城内，导致鼠疫在城中蔓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经研发并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国间谍将细菌战剂用于即将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协约国的马牛。1916年，德国间谍企图在俄国圣彼得堡播撒鼠疫菌。1917年，德国用飞机投放被细菌战剂感染的水果、巧克力和玩具。同年，德国间谍对协约国阵营的骡马接种鼻疽假单胞菌，导致几千匹骡马因得病而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上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成为第一个生物军控国际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曾在我国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和人体试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武器是威胁人类安全的重要问题，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只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出现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微生物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生化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应用领域。现代生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工业、农业、环境等领域，并成为许多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现代生物技术的水平甚至被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参考。但是，现代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如生物技术滥用及生物实验室泄露等安全问题。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导致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不仅科研机构能够利用生物技术，恐怖组织也能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武器。进入21世纪以后，生物恐怖活动开始出现。“9·11事件”发生一周后，美国遭受了生物恐怖袭击。2001年9月18日，五封装有炭疽芽孢杆菌的邮件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发出，分别被寄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报社以及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媒体公司。10月6日，两封含有炭疽芽孢杆菌的邮件被寄往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处。此次炭疽邮件事件直接导致5人死亡，22人被感染。自此，生物恐怖活动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开始受到重视。生物安全开始包含消除生物技术滥用的负作用、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等方面的内容，生物安全的概念得到扩充并受到广泛关注。
转基因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在改善作物品质、提高种植效率的同时，也威胁着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经过基因改造，对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转基因作物在与原生作物竞争生存空间时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影响生态平衡及生物多样性。此外，转基因作物在跨境、跨地区转移时，可能产生不利或潜在影响，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如2012年，湖南发生“美国黄金玉米”绝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文献回顾
生物安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不过，生物安全作为独立的概念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提出来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生物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龙火生等认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产生是由现代生物技术可作为非常规育种方法的特点所决定的[1]。徐友刚认为，美国1976年7月颁布的《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是世界上第一部生物安全管理法规[2]。 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和内涵研究。丁晓阳认为“生物安全概念指管理和防范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动植物和人体健康和安全的风险”[3]。丁晓阳的定义主要指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徐友刚认为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4]。钱迎倩、魏伟注意到了生物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生物安全是指既要避免或减轻由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持续利用以及人类健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承认现代生物技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特别是在满足食物、农业及卫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极大潜力”[5]。王明远、金峰认为，转基因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环境安全性和食用安全性两个方面，包括科技研究、产业发展、生态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不同环节和内容[6]。王明远、金峰虽然只定义了基因生物安全，但两人的研究却为生物安全的内涵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除了学界，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官方机构也对生物安全进行了定义和研究。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生物安全定义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世界经合组织认为生物安全是“为防范病原体及其器官和其衍生毒素滥用，对人类、家畜和作物造成危害而采取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非故意的暴露于病原物和有毒物质或病原物和有毒物质非故意释放的预防政策、技术和措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张生物安全是“防止未经允许进入实验室区域和将危险性生物体带出实验室”。
关于生物安全治理研究。高祖贵从认知的角度探究了生物安全治理的内容，认为要不断提高认识国家安全的政治站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7]。陈方考察了美英日等国的生物安全治理经验以后，从战略角度提出了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体系、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国家生物安全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和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四个建议[8]。朱磊主张建立与完善系统全面、协调高效、负责任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推动生物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包括建立科学的生物安全观;制定战略规划，创新体制机制;整合完善生物安全法制体系;加强生物安全技术支撑;推动生物安全的国际合作[9]。何建莹等人认为，要做好生物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加大执法力度;传导健康、友好的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五个方面以完善补齐生物安全治理短板[10]。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和特征，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指科研实验室的安全。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生物实验室会保存各类致病微生物，一旦出现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致病微生物泄漏，不仅威胁着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健康，也可能污染环境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因此，生物安全本质上是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防护与管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人们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其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在进出口或跨越地区、跨国境转移时，可能产生的不利或潜在影响，包括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威胁人类健康等。这三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种指向性最明显，但涵盖范围最小，将生物安全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这并不足以概括生物安全的全部范畴。第二种更多地强调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缺乏对生物安全状态和能力的概括。第三种概括尽管所有进步，但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现代生物技术和转基因生物仍并不足以涵盖生物安全的全部范畴。要真正理解生物安全，需要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进行考量。因此，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试图从更广的范围和视角来归纳总结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和特征。
三、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及特征
生物安全领域来源多、时空广、频谱全[11]，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试图掌握技术的制高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近年来，各国都面临着全球性传染病、生物入侵、现代生物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一）生物安全的定义
生物安全的定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物安全指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应用产生的负面影响。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指转基因技术，负面影响包括威胁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对人体健康构成危险或潜在风险。狭义的生物安全将焦点放在防范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但并不足以概括生物安全所包含的内容。当然，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应符合“立足大安全时代的现实安全需求”[12]。广义的生物安全则泛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和威胁，即生物安全面临的风险与问题，以及保持安全的状态和维护安全的能力。广义的生物安全中，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生物技术、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实验室、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因素的外溢效应。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应包括保持安全状态、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就是对危害因素和潜在威胁进行战略管理、风险防范。即广义的生物安全等于生物安全问题加上保持安全的状态、维护安全的能力三个层面的含义。因此，广义的生物安全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人类健康以及国家安全的要求。
生物安全问题则是指生物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与生物有关的风险和威胁。生物安全受到广泛关注，重要原因是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生物安全问题的主体是一切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一切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具体而言包括自然界天然的生物因子、转基因生物和生物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自然界天然的生物因子可能被人为制造成生物武器，人类也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改造自然。当然，单纯看生物安全问题的主体并不足以说明这一概念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看它们是否对生物安全问题客体产生负面影响，亦即是否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或潜在风险。从具体案例来看，生物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生物技术滥用的负作用、传染性疾病的风险、生物武器及生物恐怖活动的威胁、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生物安全对其他种类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六种。 从定义看，生物安全有保持安全状态的内涵。安全的特有属性是没有危险，也就是说，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状态。没有危险指的是没有外在威胁和内部风险。没有危险是一种客观状态，作为一种属性，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因而必然要依附于一定的实体，生物安全必须依附于生物这一主体。由此，没有由生物因素导致的外在威胁和内部风险是生物安全的基本内容。这也意味着，生物安全的一大特征是没有外部的威胁，包括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传染性疾病、生物入侵等方面的威胁，也没有内部的风险，包括生物技术滥用、生物实验室安全隐患等。不过，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生物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生物安全面临的威胁、风险并不可能绝对地消失，而是与预防、防御能力处于动态平衡，威胁和风险均处于可控范围。一旦威胁和风险超出可控范围，预防、防御能力不足以应对威胁和风险，生物安全就无从谈起，也就是生物不安全。
当然，生物安全的内涵还包括维护安全的能力，即抵御外部威胁、防范内部风险的能力。维护生物安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3]。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维护生物安全的能力主要包括监测、跟踪、预警、检测、鉴别、处置、恢复及全过程风险管理能力。生物安全关系到国家公共卫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加快构建系统全面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14]，包括积极的国际参与、有效的国际合作、良好的国际环境氛围、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行标准、跨部门协调政策、应急措施与平时管理程序。生物安全面临的不止现实的威胁，也包括潜在的风险。因此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不仅要兼顾严密性和系统性，还要兼顾预见性。与生物安全状态类似，生物安全能力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能力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成不变。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生物安全面临的威胁和风险越来越大，对抵御外部威胁、防范内部风险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以发展的眼光，不断发现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与缺陷，适时予以调整，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能力维护生物安全。
（二）生物安全的范畴
在传统社会，人们所关注的风险基本上是与生命健康直接联系的，且大多是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体间的利益纠葛[6]。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具有更多的系统性、环境意味和生态特点[15]，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生物技术、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实验室、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因素的外溢效应。相应地，人类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有生物技术滥用带来的负作用、传染性疾病产生的风险、生物武器及生物恐怖活动的威胁、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生物安全对其他种类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六种。根据生物安全的定义，生物安全的范畴应当包括防止滥用生物技术、防控传染性疾病、预防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活动、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保护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障与生物有关的其他安全。
生物技术是指人类发展的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改造、利用技术。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生物技术除了以生物学作为基础，也结合其他基础学科的原理。不过，从本质上而言，生物技术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生物技术旨在通过对生物体的研究、改造、加工，实现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进而为提升人类健康水平、生存环境作出贡献。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以及生化工程等一系列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在科研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不过，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尖端技术，生物技术可以被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滥用，进而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生存。比如生化工程，具有传统化工工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弥补化工工业的缺陷，通过生物转化制造传统化工手段无法生产的产品。不过，生化工程同样能够被用于制造生化武器，不同于一般武器，生化武器杀伤力大、影响范围远、持续时间长，一旦被用于实战，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同样地，基因重组技术的出现，为人类改善生存环境创造了可能，转基因作物极大提升了粮食种植效率。不过，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基因污染等问题也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基于对科学因素的考虑，也反映了政治乃至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动向[16]。此外，生物技术也被广泛應用于医学、制药等领域。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随着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生物技术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也逐渐显现，生物技术滥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传染性疾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爆发过多次严重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大量的伤亡。公元542年，地中海地区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持续五六十年，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多次出现大规模流感。进入21世纪以后，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并没有减少。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影响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传染性疾病不仅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对社会、经济也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既是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领域，也是生物安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也是生物安全的重要范畴。
生物武器是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各种武器、器材的总称。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包括立克次体、病毒、毒素、衣原体、真菌等。生物恐怖活动则是利用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染或人畜共患的感染媒介物制成的生物制剂，发动攻击，致使疫病流行，人、动物、农作物大量感染，甚至死亡，造成较大的人员、经济损失或引起社会恐慌、动乱。20世纪，国际社会为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出巨大努力，签订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近年来，生物武器的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一方面，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制造生物武器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尽管有一系列的公约限制，研究、发展、制造生物武器的国家仍然可能存在。同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人员流动和技术交流变得频繁、容易，恐怖组织获得生物武器制造技术、发动生物恐怖活动的难度大大降低，各国政府预防生物恐怖活动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自然是基于生物学的生物安全的重要范畴。生物实验室作为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场所，承担科学研究任务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生物实验室中保存着许多有害微生物标本，制度上的漏洞或者人为疏忽都可能造成有害微生物泄漏。有害微生物泄漏，不仅可能造成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乃至大规模的人员感染。同时，生物实验室排放物的处理也有较高标准，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危害环境乃至造成人员感染等严重后果。
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在生态系统中，任何一部分的生物资源或多样性受到破坏，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旦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势必恶化，产生灾难性后果。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转基因生物活体的环境释放。外来物种的入侵由来已久，也是现代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威胁。外来物种的入侵是指迁入的外来生物物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外来生物物种的迁入既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也可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不过，外来生物物种必须在当地生存繁衍，才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如今，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入侵外来生物物种达到700百余种，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2 000亿元人民币。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材料，也蕴藏着丰富的基因信息。如今，生物资源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我国尽管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生物资源流失风险。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部分生物资源濒临枯竭。短期内，我国作为生物资源的流失国和提供国的现状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成熟和转基因作物的试验、种植，转基因生物活体的环境释放导致的基因污染、物种入侵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现实威胁。
（三）生物安全的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的过程[7]。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从本质上而言，其兼具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特征。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分来看，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但也具备传统安全的一些特征。传统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避免外来侵略和内部动乱。生物武器可被用作外来侵略的武器，生物恐怖活动则可能造成内部混乱。此外，传染性疾病、生物技术的滥用、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问题、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当然，生物安全也具有非传统安全的典型特征。首先，生物安全风险来源具有复杂性。生物安全风险既可能来源于国内，也可能来源于国外，还可能国内国外交叉。这是由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所决定的，不管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还是生物技术的滥用，抑或是生物恐怖活动，传统国界的限制逐渐消失，跨国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安全威胁的传播具有跨国性，防范生物安全的难度大大提升。其次，生物安全威胁形式具有多样性。生物安全威脅既可能来源于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也可能是生物实验室的泄漏等事故造成，还可能是生物恐怖活动乃至生物武器的使用。当然，生物安全威胁既可能是现实的危害，也可能是潜在的风险。与现实的危害相比，潜在的风险往往更具破坏性，因为潜在的风险往往并不为人所熟知，防范难度更大。再次，生物安全事件具有潜伏性、连带性、外溢性、灾难性特点。如生物技术新成果，其副作用往往不是立马显现的，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跟踪、观察。由于跟踪、观察需要一定的时间，影响出现以后，很可能已经错失了最佳的防范时间，这也大大增加了防范的难度。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生物安全事件的影响不是独立的。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会威胁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国家安全战略、国民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等。生物安全事件也有显著的外溢性。诸如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入侵、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等生物安全事件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同时，生物安全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持续性，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根除。由此，生物安全事件的灾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维护生物安全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频发的严重生物安全事件，使得国防已经突破陆、海、空、天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17]。因此，生物安全的影响也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也发生变化。生物安全事关人民健康、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物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可能会影响人民健康，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经济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稳定。毫不夸张地说，生物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障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之一。国家安全战略是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由此，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并作为支柱之一，既是生物安全重要性的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做好涵盖制度层面到技术层面的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制度层面，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厘清职责、严格执法，捍卫国家生物安全。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涉及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尽管专门的《生物安全法》仍未颁布，但我国已经加快了立法进程。2019年10月21日，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生物安全法（草案）》。除了法律依据，执法层面也要消除权责不清、各自为政等不良现象。生物安全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安全内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相应地，维护生物安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涉及的业务内容较多，农业生产、卫生监督、市场监管、安全监察、出入境管理等行业与部门都与生物安全密不可分。我国政府部门中缺乏负责生物安全监管的专门机构，生物安全的防范与治理职责由不同部门分担。因此，要建立跨部门联席机制，协调农业、卫生、市场、出入境、海关等部门统一行动，对于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十分必要。 除制度层面以外，技术层面也应及时适应生物安全的发展形势，不断提升维护生物安全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生物技术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生物技术能够为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安全本身就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发展高精尖技术的同时，也要加紧制定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对于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有针对性地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力度，特别是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种植等重要议题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提高科研水平。同时，要积极防范生物技术、实验室安全、科学伦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漏洞，政府部门和科研部门要联合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有效地规避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带来的负面作用，防范生物实验室引发的潜在风险和避免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要实现理解生物安全、保障和维护生物安全，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认识生物安全、分析生物安全形势、解决生物安全问题。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17]。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国民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同时也对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文化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肺炎不仅是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也是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面临的问题。认识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要认识新冠肺炎病毒，还要认识新冠肺炎爆发背后的科技、社会、生态问题。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能停留在生物医学研究层面，还必须分析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人民解放军、医疗工作者等向武汉“逆行”展现出的正是新时代的英雄壮举[18]。事实上，我国能在短期内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依靠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只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中，才能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龙火生，马毅青，向钊，等.生物安全的由来及发展[J].家畜生态，2003（2）：7-10.
[2] 徐友刚.考察美国生物安全立法情况的报告[J].科技与法律，2003（1）：77-79.
[3] 丁晓阳.浅论我国生物安全政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2）：32-33.
[4] 徐友刚.考察美国生物安全立法情况的报告[J].科技与法律，2003（1）：77-79.
[5] 钱迎倩，魏伟.再论生物安全[J].广西科学，2003（10）：126-128+134.
[6] 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25-142+207.
[7] 高祖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N].学习时报，2020-04-15（001）.
[8] 陈方，张志强，丁陈君，等.国际生物安全战略态势分析及对我国的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2）：204-211.
[9] 朱磊.积极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建设[N].中国环境报，2020-04-24（003）.
[10] 何建莹，张孝德.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物安全治理短板[J].行政管理改革，2020（5）：21-24.
[11] 程炜.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3-23（002）.
[12] 杨海.习近平国家安全風险防范思想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95-105.
[13]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5.
[14] 朱磊.积极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建设[N].中国环境报，2020-04-24（003）.
[15] 丹尼尔·查尔斯.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M].袁丽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0.
[16] 贺福初，高福锁.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制高点[J].求是，2014（2）：53-54.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1.
[18] 韩云波.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J].探索，2020（2）：172-182.
Abstract： The issue of biosafety has a long history， but the definition of biosafety is not uniform. Academia and official institutions have long focused on biosafety in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biosafety is often too one-sided. As 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put forward， understanding biosafety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n more clearly grasp the definition and boundaries of biosafety， and can also m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biosafety. By incorporating biosafety into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sco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osafety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biosaf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enriche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mprov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Key Words： Biosafety; National Security;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责任编辑：许志敏）
关键词：生物安全;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7-0063-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5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体现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生物安全的外溢效应十分显著。传染性疾病不仅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其他类型的国家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但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领域，缺乏宏观上的把握和深层次的阐释，相关研究存在滞后性和片面性，没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本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将生物安全独立地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类型，探讨其范畴与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以及形势的变化，从宏观上界定生物安全的内涵，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探讨生物安全的范畴，归纳总结生物安全的特征，为后续的学理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一、生物安全问题的由来及演变
由生物因素引发的安全问题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更好地厘清生物安全的概念，我們首先对生物安全问题的由来及演变进行简要梳理。
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生物威胁，特别是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武器的威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与各种传染性疾病进行斗争，鼠疫、霍乱、麻疹、天花等传染性疾病曾经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损失。14世纪中后期，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2 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天花是唯一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的传染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生物安全问题，也是早期生物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
与传染性疾病类似，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生物安全问题是生物武器。人类利用病原体作为武器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史前时期，人类将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毒素涂抹在武器上用于捕猎或战斗。在僵持不下的攻城战中，进攻方把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尸体作为武器丢入城内，感染城内居民。存在于公元前1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赫梯国，就曾使用过生物武器。赫梯人将感染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让对方人员染上致命疾病，从而赢得战争。14世纪，鞑靼人在进攻克里米亚的战争中，将染鼠疫死亡的士兵尸体抛入卡法城内，导致鼠疫在城中蔓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经研发并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国间谍将细菌战剂用于即将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协约国的马牛。1916年，德国间谍企图在俄国圣彼得堡播撒鼠疫菌。1917年，德国用飞机投放被细菌战剂感染的水果、巧克力和玩具。同年，德国间谍对协约国阵营的骡马接种鼻疽假单胞菌，导致几千匹骡马因得病而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上通过《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成为第一个生物军控国际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曾在我国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和人体试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染性疾病和生物武器是威胁人类安全的重要问题，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只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现代生物技术出现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微生物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生化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应用领域。现代生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工业、农业、环境等领域，并成为许多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现代生物技术的水平甚至被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参考。但是，现代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如生物技术滥用及生物实验室泄露等安全问题。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导致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不仅科研机构能够利用生物技术，恐怖组织也能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武器。进入21世纪以后，生物恐怖活动开始出现。“9·11事件”发生一周后，美国遭受了生物恐怖袭击。2001年9月18日，五封装有炭疽芽孢杆菌的邮件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发出，分别被寄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报社以及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媒体公司。10月6日，两封含有炭疽芽孢杆菌的邮件被寄往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处。此次炭疽邮件事件直接导致5人死亡，22人被感染。自此，生物恐怖活动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开始受到重视。生物安全开始包含消除生物技术滥用的负作用、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等方面的内容，生物安全的概念得到扩充并受到广泛关注。
转基因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在改善作物品质、提高种植效率的同时，也威胁着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作物经过基因改造，对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转基因作物在与原生作物竞争生存空间时占有绝对优势，从而影响生态平衡及生物多样性。此外，转基因作物在跨境、跨地区转移时，可能产生不利或潜在影响，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如2012年，湖南发生“美国黄金玉米”绝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文献回顾
生物安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不过，生物安全作为独立的概念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提出来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生物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龙火生等认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产生是由现代生物技术可作为非常规育种方法的特点所决定的[1]。徐友刚认为，美国1976年7月颁布的《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是世界上第一部生物安全管理法规[2]。 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和内涵研究。丁晓阳认为“生物安全概念指管理和防范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引起的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动植物和人体健康和安全的风险”[3]。丁晓阳的定义主要指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徐友刚认为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4]。钱迎倩、魏伟注意到了生物技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生物安全是指既要避免或减轻由现代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持续利用以及人类健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承认现代生物技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特别是在满足食物、农业及卫生保健方面所具有的极大潜力”[5]。王明远、金峰认为，转基因生物安全主要涉及环境安全性和食用安全性两个方面，包括科技研究、产业发展、生态保护、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不同环节和内容[6]。王明远、金峰虽然只定义了基因生物安全，但两人的研究却为生物安全的内涵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除了学界，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官方机构也对生物安全进行了定义和研究。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生物安全定义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直接相关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世界经合组织认为生物安全是“为防范病原体及其器官和其衍生毒素滥用，对人类、家畜和作物造成危害而采取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非故意的暴露于病原物和有毒物质或病原物和有毒物质非故意释放的预防政策、技术和措施”。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张生物安全是“防止未经允许进入实验室区域和将危险性生物体带出实验室”。
关于生物安全治理研究。高祖贵从认知的角度探究了生物安全治理的内容，认为要不断提高认识国家安全的政治站位、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7]。陈方考察了美英日等国的生物安全治理经验以后，从战略角度提出了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体系、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国家生物安全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和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四个建议[8]。朱磊主张建立与完善系统全面、协调高效、负责任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推动生物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包括建立科学的生物安全观;制定战略规划，创新体制机制;整合完善生物安全法制体系;加强生物安全技术支撑;推动生物安全的国际合作[9]。何建莹等人认为，要做好生物安全知识的普及教育;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案;加大执法力度;传导健康、友好的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五个方面以完善补齐生物安全治理短板[10]。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和特征，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指科研实验室的安全。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生物实验室会保存各类致病微生物，一旦出现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致病微生物泄漏，不仅威胁着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健康，也可能污染环境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因此，生物安全本质上是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防护与管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人们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其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生物安全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在进出口或跨越地区、跨国境转移时，可能产生的不利或潜在影响，包括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威胁人类健康等。这三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种指向性最明显，但涵盖范围最小，将生物安全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这并不足以概括生物安全的全部范畴。第二种更多地强调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缺乏对生物安全状态和能力的概括。第三种概括尽管所有进步，但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现代生物技术和转基因生物仍并不足以涵盖生物安全的全部范畴。要真正理解生物安全，需要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进行考量。因此，本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试图从更广的范围和视角来归纳总结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和特征。
三、生物安全的定义、范畴及特征
生物安全领域来源多、时空广、频谱全[11]，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试图掌握技术的制高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近年来，各国都面临着全球性传染病、生物入侵、现代生物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一）生物安全的定义
生物安全的定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物安全指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应用产生的负面影响。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指转基因技术，负面影响包括威胁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对人体健康构成危险或潜在风险。狭义的生物安全将焦点放在防范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但并不足以概括生物安全所包含的内容。当然，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应符合“立足大安全时代的现实安全需求”[12]。广义的生物安全则泛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和威胁，即生物安全面临的风险与问题，以及保持安全的状态和维护安全的能力。广义的生物安全中，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生物技术、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实验室、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因素的外溢效应。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生物安全的概念也应包括保持安全状态、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就是对危害因素和潜在威胁进行战略管理、风险防范。即广义的生物安全等于生物安全问题加上保持安全的状态、维护安全的能力三个层面的含义。因此，广义的生物安全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人类健康以及国家安全的要求。
生物安全问题则是指生物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与生物有关的风险和威胁。生物安全受到广泛关注，重要原因是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生物安全问题的主体是一切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一切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具体而言包括自然界天然的生物因子、转基因生物和生物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自然界天然的生物因子可能被人为制造成生物武器，人类也可以通过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改造自然。当然，单纯看生物安全问题的主体并不足以说明这一概念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要看它们是否对生物安全问题客体产生负面影响，亦即是否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或潜在风险。从具体案例来看，生物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生物技术滥用的负作用、传染性疾病的风险、生物武器及生物恐怖活动的威胁、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生物安全对其他种类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六种。 从定义看，生物安全有保持安全状态的内涵。安全的特有属性是没有危险，也就是说，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状态。没有危险指的是没有外在威胁和内部风险。没有危险是一种客观状态，作为一种属性，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因而必然要依附于一定的实体，生物安全必须依附于生物这一主体。由此，没有由生物因素导致的外在威胁和内部风险是生物安全的基本内容。这也意味着，生物安全的一大特征是没有外部的威胁，包括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传染性疾病、生物入侵等方面的威胁，也没有内部的风险，包括生物技术滥用、生物实验室安全隐患等。不过，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生物安全作为一种状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生物安全面临的威胁、风险并不可能绝对地消失，而是与预防、防御能力处于动态平衡，威胁和风险均处于可控范围。一旦威胁和风险超出可控范围，预防、防御能力不足以应对威胁和风险，生物安全就无从谈起，也就是生物不安全。
当然，生物安全的内涵还包括维护安全的能力，即抵御外部威胁、防范内部风险的能力。维护生物安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3]。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的。维护生物安全的能力主要包括监测、跟踪、预警、检测、鉴别、处置、恢复及全过程风险管理能力。生物安全关系到国家公共卫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加快构建系统全面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14]，包括积极的国际参与、有效的国际合作、良好的国际环境氛围、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行标准、跨部门协调政策、应急措施与平时管理程序。生物安全面临的不止现实的威胁，也包括潜在的风险。因此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不仅要兼顾严密性和系统性，还要兼顾预见性。与生物安全状态类似，生物安全能力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能力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成不变。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生物安全面临的威胁和风险越来越大，对抵御外部威胁、防范内部风险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以发展的眼光，不断发现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与缺陷，适时予以调整，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能力维护生物安全。
（二）生物安全的范畴
在传统社会，人们所关注的风险基本上是与生命健康直接联系的，且大多是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体间的利益纠葛[6]。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具有更多的系统性、环境意味和生态特点[15]，与生物有关的因素包括生物技术、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实验室、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因素的外溢效应。相应地，人类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有生物技术滥用带来的负作用、传染性疾病产生的风险、生物武器及生物恐怖活动的威胁、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隐患、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生物安全对其他种类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六种。根据生物安全的定义，生物安全的范畴应当包括防止滥用生物技术、防控传染性疾病、预防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活动、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保护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障与生物有关的其他安全。
生物技术是指人类发展的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改造、利用技术。为了更加科学规范，生物技术除了以生物学作为基础，也结合其他基础学科的原理。不过，从本质上而言，生物技术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术。生物技术旨在通过对生物体的研究、改造、加工，实现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利用，进而为提升人类健康水平、生存环境作出贡献。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以及生化工程等一系列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在科研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不过，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尖端技术，生物技术可以被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滥用，进而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生存。比如生化工程，具有传统化工工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弥补化工工业的缺陷，通过生物转化制造传统化工手段无法生产的产品。不过，生化工程同样能够被用于制造生化武器，不同于一般武器，生化武器杀伤力大、影响范围远、持续时间长，一旦被用于实战，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同样地，基因重组技术的出现，为人类改善生存环境创造了可能，转基因作物极大提升了粮食种植效率。不过，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基因污染等问题也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基于对科学因素的考虑，也反映了政治乃至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动向[16]。此外，生物技术也被广泛應用于医学、制药等领域。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随着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生物技术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也逐渐显现，生物技术滥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传染性疾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爆发过多次严重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大量的伤亡。公元542年，地中海地区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持续五六十年，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多次出现大规模流感。进入21世纪以后，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并没有减少。SA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影响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传染性疾病不仅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对社会、经济也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既是世界各国优先发展的领域，也是生物安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也是生物安全的重要范畴。
生物武器是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各种武器、器材的总称。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包括立克次体、病毒、毒素、衣原体、真菌等。生物恐怖活动则是利用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染或人畜共患的感染媒介物制成的生物制剂，发动攻击，致使疫病流行，人、动物、农作物大量感染，甚至死亡，造成较大的人员、经济损失或引起社会恐慌、动乱。20世纪，国际社会为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出巨大努力，签订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近年来，生物武器的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一方面，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制造生物武器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尽管有一系列的公约限制，研究、发展、制造生物武器的国家仍然可能存在。同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人员流动和技术交流变得频繁、容易，恐怖组织获得生物武器制造技术、发动生物恐怖活动的难度大大降低，各国政府预防生物恐怖活动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保障生物实验室安全自然是基于生物学的生物安全的重要范畴。生物实验室作为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场所，承担科学研究任务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生物实验室中保存着许多有害微生物标本，制度上的漏洞或者人为疏忽都可能造成有害微生物泄漏。有害微生物泄漏，不仅可能造成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乃至大规模的人员感染。同时，生物实验室排放物的处理也有较高标准，一旦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危害环境乃至造成人员感染等严重后果。
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在生态系统中，任何一部分的生物资源或多样性受到破坏，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旦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势必恶化，产生灾难性后果。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转基因生物活体的环境释放。外来物种的入侵由来已久，也是现代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威胁。外来物种的入侵是指迁入的外来生物物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外来生物物种的迁入既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也可能是人为因素所致。不过，外来生物物种必须在当地生存繁衍，才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如今，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入侵外来生物物种达到700百余种，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2 000亿元人民币。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材料，也蕴藏着丰富的基因信息。如今，生物资源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我国尽管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生物资源流失风险。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部分生物资源濒临枯竭。短期内，我国作为生物资源的流失国和提供国的现状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成熟和转基因作物的试验、种植，转基因生物活体的环境释放导致的基因污染、物种入侵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现实威胁。
（三）生物安全的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的过程[7]。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从本质上而言，其兼具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特征。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分来看，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但也具备传统安全的一些特征。传统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避免外来侵略和内部动乱。生物武器可被用作外来侵略的武器，生物恐怖活动则可能造成内部混乱。此外，传染性疾病、生物技术的滥用、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问题、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都可能引起社会动荡。
当然，生物安全也具有非传统安全的典型特征。首先，生物安全风险来源具有复杂性。生物安全风险既可能来源于国内，也可能来源于国外，还可能国内国外交叉。这是由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所决定的，不管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还是生物技术的滥用，抑或是生物恐怖活动，传统国界的限制逐渐消失，跨国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安全威胁的传播具有跨国性，防范生物安全的难度大大提升。其次，生物安全威胁形式具有多样性。生物安全威脅既可能来源于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也可能是生物实验室的泄漏等事故造成，还可能是生物恐怖活动乃至生物武器的使用。当然，生物安全威胁既可能是现实的危害，也可能是潜在的风险。与现实的危害相比，潜在的风险往往更具破坏性，因为潜在的风险往往并不为人所熟知，防范难度更大。再次，生物安全事件具有潜伏性、连带性、外溢性、灾难性特点。如生物技术新成果，其副作用往往不是立马显现的，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跟踪、观察。由于跟踪、观察需要一定的时间，影响出现以后，很可能已经错失了最佳的防范时间，这也大大增加了防范的难度。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看，生物安全事件的影响不是独立的。生物安全事件的发生，会威胁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国家安全战略、国民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等。生物安全事件也有显著的外溢性。诸如传染性疾病的爆发、生物恐怖活动、生物入侵、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等生物安全事件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同时，生物安全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持续性，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根除。由此，生物安全事件的灾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维护生物安全的思考
世界范围内频发的严重生物安全事件，使得国防已经突破陆、海、空、天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17]。因此，生物安全的影响也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也发生变化。生物安全事关人民健康、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物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可能会影响人民健康，破坏生态平衡，影响经济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稳定。毫不夸张地说，生物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障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之一。国家安全战略是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由此，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并作为支柱之一，既是生物安全重要性的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做好涵盖制度层面到技术层面的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制度层面，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厘清职责、严格执法，捍卫国家生物安全。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涉及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尽管专门的《生物安全法》仍未颁布，但我国已经加快了立法进程。2019年10月21日，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生物安全法（草案）》。除了法律依据，执法层面也要消除权责不清、各自为政等不良现象。生物安全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安全内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相应地，维护生物安全、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涉及的业务内容较多，农业生产、卫生监督、市场监管、安全监察、出入境管理等行业与部门都与生物安全密不可分。我国政府部门中缺乏负责生物安全监管的专门机构，生物安全的防范与治理职责由不同部门分担。因此，要建立跨部门联席机制，协调农业、卫生、市场、出入境、海关等部门统一行动，对于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十分必要。 除制度层面以外，技术层面也应及时适应生物安全的发展形势，不断提升维护生物安全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生物技术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生物技术能够为维护生物安全、防范风险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安全本身就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因此，发展高精尖技术的同时，也要加紧制定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对于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和风险，有针对性地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力度，特别是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种植等重要议题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提高科研水平。同时，要积极防范生物技术、实验室安全、科学伦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漏洞，政府部门和科研部门要联合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有效地规避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带来的负面作用，防范生物实验室引发的潜在风险和避免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要实现理解生物安全、保障和维护生物安全，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认识生物安全、分析生物安全形势、解决生物安全问题。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17]。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的国民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同时也对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文化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肺炎不仅是生物安全面临的问题，也是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面临的问题。认识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要认识新冠肺炎病毒，还要认识新冠肺炎爆发背后的科技、社会、生态问题。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能停留在生物医学研究层面，还必须分析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人民解放军、医疗工作者等向武汉“逆行”展现出的正是新时代的英雄壮举[18]。事实上，我国能在短期内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依靠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只有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中，才能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龙火生，马毅青，向钊，等.生物安全的由来及发展[J].家畜生态，2003（2）：7-10.
[2] 徐友刚.考察美国生物安全立法情况的报告[J].科技与法律，2003（1）：77-79.
[3] 丁晓阳.浅论我国生物安全政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2）：32-33.
[4] 徐友刚.考察美国生物安全立法情况的报告[J].科技与法律，2003（1）：77-79.
[5] 钱迎倩，魏伟.再论生物安全[J].广西科学，2003（10）：126-128+134.
[6] 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25-142+207.
[7] 高祖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不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N].学习时报，2020-04-15（001）.
[8] 陈方，张志强，丁陈君，等.国际生物安全战略态势分析及对我国的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2）：204-211.
[9] 朱磊.积极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建设[N].中国环境报，2020-04-24（003）.
[10] 何建莹，张孝德.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物安全治理短板[J].行政管理改革，2020（5）：21-24.
[11] 程炜.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3-23（002）.
[12] 杨海.习近平国家安全風险防范思想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95-105.
[13]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5.
[14] 朱磊.积极推动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防控体系建设[N].中国环境报，2020-04-24（003）.
[15] 丹尼尔·查尔斯.收获之神———生物技术、财富和食物的未来[M].袁丽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0.
[16] 贺福初，高福锁.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制高点[J].求是，2014（2）：53-54.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1.
[18] 韩云波.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J].探索，2020（2）：172-182.
Abstract： The issue of biosafety has a long history， but the definition of biosafety is not uniform. Academia and official institutions have long focused on biosafety in professional fields such as biotechnology and bi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biosafety is often too one-sided. As 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put forward， understanding biosafety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n more clearly grasp the definition and boundaries of biosafety， and can also m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biosafety. By incorporating biosafety into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sco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osafety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biosaf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enriche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mprov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Key Words： Biosafety; National Security;The histor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责任编辑：许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