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血流成了河——河水滔滔，血映碧空，而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一名抗战时期山东的八路军老兵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虽然岁月的痕迹早已深深的镌刻在了在这些老兵的脸上，但是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往事就仿佛是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令人记忆深刻。刘传欣和魏光明，是无数抗战老兵中的代表。
　　刘传欣：从少年团到宣传队
　　酷夏难耐的7月，午后，记者来到刘传欣老人家中。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头顶的风扇吱嘎吱嘎响着，桌子上摆放着用来招待记者的西瓜和水。
　　年近90的刘传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双目炯炯有神。屋外并不刺眼的阳光透过窗外的树叶洒射进来，照在老人的脸上。
　　这些年由于疾病缠身，老人说话异常迟缓。但即便如此，刘传欣的家人说，听说记者要来采访关于他抗战时期的故事时，老人还是非常高兴。
　　刘传欣出生于菏泽鄄城刘家楼村的一户农民家庭，1942年进入当地的魏庄小学就读高小。在那个时期，共产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都曾到校内与师生交谈。
　　当时共产党县长给他们讲抗日战争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后来因为日伪扫荡，学校停办，刘传欣被迫进入到了日伪创办的刘寺学校，学校鼓吹“中日友好”、“大东亚共荣圈”等口号并教授日语。
　　刘传欣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原籍东北的教师曾对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
　　他曾亲眼看到因反抗奴化教育而被日本人和日伪汉奸刺杀、坑杀的年轻人。“鬼子杀红眼了，才不管你是不是良民，我亲眼见到很多无辜的人被抓去用来让鬼子新兵练刺刀！”
　　在此期间，刘传欣加入过一个名叫“鲁西吼声”的少年团，宣传抗战口号，搜集抗日情报。后来日军扫荡村落，当时的少年团团长王焕因为汉奸告密遭到追捕，藏在床下没有被搜出，侥幸逃过一死。
　　1944年毕业后，刘传欣经本家中共地下党员刘玉森的介绍，去了黄河北的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继续学习。
　　因为敌人封锁，边区的生活非常清苦，但是大家的干劲依然十足，学习之余，刘传欣加入了宣传队，除了“八路军之歌”这样的必备曲目之外，还经常编演讽刺鬼子汉奸以及军阀土匪的话剧。
　　魏光明：艰难险恶的1942
　　与刘传欣不同，年逾90的魏光明则经历了差不多整个抗战。
　　“他们除了杀人还是杀人！”这是魏光明在谈起日本鬼子时所发出的感慨。
　　因为日军的扫荡，生活在冀鲁豫交界处的魏光明无家可归。在游击战中，他经历过的生死战役数不胜数，以至于将多年后的那本回忆录定名为《生存者》。意为在这场事关民族大义的决战中为数不多的活下来的人。
　　根据魏光明的回忆，有一次他与村干部一起去看望八路军伤员，结果被日军包围，日军为了抓捕伤员命令百姓将遮盖视线的枣林全部伐光，魏光明混入百姓群中侥幸没被发现。
　　正当他感到自己快要“脱离虎口”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鬼子因为没有搜到八路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下令杀光所有百姓。在填尸坑前，前面的人还没有完全倒下，后面的人就已经被撂倒，转眼间，五六百人倒在了日军的机枪之下，魏光明最终从死人堆里奇迹般爬了出来。
　　类似这样的悲壮事件，曾多次发生，那一年因为鬼子扫荡，八路军很多干部被抓住后以极不人道的手段被杀害。
　　在魏光明看来，1942年可以算作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最后的疯狂”，因为兵力吃紧，日军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再也没能组织起像样的“扫荡”来。
　　“幸存者”的相会
　　解放战争后，刘传欣被安排到地委工作，几年后担任了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秘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刘传欣与时任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秘书的魏光明相识。
　　上世纪90年代，二老还经常相聚。而此后的十几年间，很多老兵相继去世。刘传欣告诉记者，很多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都客死他乡了。
　　2007年，魏光明回忆录《幸存者》出版，他将刚拿到手的书第一时间送给刘传欣一本，书的左侧扉页印着：“我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右侧则亲笔签有“赠与刘传欣、陈月华（夫人）留念”，时间一晃已有八年，刘传欣珍藏至今。
　　当记者离开刘传欣家中时，他专门叮嘱：“老魏听力不太好，你要是有机会采访他的话，说话一定要慢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