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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双循环”热度极高。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提交了一份相关建议——《关于支持中国企业强化双循环、加速全球化的建议》。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亟待“走出去”，将竞争力优势扩展到全球市场。
为什么制造业必须“走出去”？李东生的观点是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比较竞争优势”，要去全球市场实现价值。
尽管这几年里，中国在贸易、科技等方面受到一些限制，但海外市场仍然是中国制造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出口仍然保持40%的增长。以TCL为例，2020年，TCL海外营收取得持续增长，同时出口额达到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李东生建议的核心是，由于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规模，国内企业亟待加强全球化经营能力和全球产业供应链建设，打破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产业制造优势扩展到全球，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TCL22年的全球化经验
李东生提出这一建议，是基于TCL全球化的探索，TCL本身就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探索的一个标杆。
1978年，李东生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他对这份技术充满痴迷和热爱。毕业后，他放弃机关单位的铁饭碗，加入一家生产磁带的小公司——TTK公司（TCL前身），成为该公司第43名员工。
别人说他学习学傻了，李东生说他“不想荒废这份技术”。
TCL成立于1981年，一开始做磁带，后来做电话机，一度被称为“中国电话机大王”，1992年又进入彩电行业。
第一次探索全球化是在1999年，TCL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自有品牌海外彩电生产基地。
2001年，中国宣布加入WTO，那时的TCL已经成为中国电视一哥，一直对国际化有执念的李东生，希望能够通过并购来打破发达国家的壁垒，实现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最开始的全球化探索充满风雨，走得十分艰辛。
最著名的一次经历就是收购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汤姆逊集团是全球第四大消费类电子生产商，旗下的RCA品牌电视，创立者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而阿尔卡特则是全球通讯行业的老巨头。这两项大动作，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轰动。但由于技术方向预判出现问题，再加上管理问题拖累了TCL，这次收购陷入很大被动。
那时候TCL内焦外困，国内业务也出现一些转折，全年亏损3.2亿，股价也一泻千里。那段日子，是李东生和TCL的至暗时刻。
而在那段时间里，国际巨头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TCL收购汤姆逊主要是看重CRT显示技术，这一技术曾令日本企业风靡一时，索尼、松下、夏普、日立等都靠这一技术称霸全球。
但是也正因为固守这一技术，目本企业掉入了“技术的诅咒”，错失了液晶屏的重要发展机会。而松下等企业因对行业误判，错误地选择了价格高昂的等离子技术。
这给了韩国企业巨大的可乘之机，三星、LG等，加快布局上游产业链条，掌握了LCD面板的高端技术，在中游制造业领域，三星和LG也大大加强了质量管理，在下游消费端加大市场营销，通过全产业链的整合，韩国企业逐步占领日企的市场份额，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很早之前，对技术痴迷的李东生就意识到上游核心技术是产业链突破的关键点。韩国取代日本的过程，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这也让李东生更加坚定了必须走自主研发之路的想法。
2009年，经过几年整顿，TCL恢复元气。李东生拍板上马TCL华星，专注于半导体显示技术，成为当时深圳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
都说中国“缺芯少屏”，TCL华星就是要解决“少屏”的问题。李东生下决心投资，一是看到韩国企业靠“液晶面板 电视制造”的垂直整合模式成功，认识到不向高投入、重资产的上游关键组件进军，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还是加工组装型的企业。
另外，TCL本身有电视业务，可以消化华星光电的部分产能。再加上李东生坚定走全球化道路，随着TCL对海外市场的探索，将来TCL华星的产能会更多释放出来。
2011年TCL华星投产后，很快成了TCL的“奶牛”。
2014年TCL的财务报表显示，TCL集团（即现在TCL科技）当年利润42亿元，其中TCL华星贡献了24亿元。当年，TCL华星的产能达到160万片，在中国六大彩電厂商面板采购份额中占到21.4%，超过中国台湾群创和韩国LG位列第一，很多同行都来采购。
李东生此时乘胜追击，继续扩大TCE华星的产能和优势。
华星光电上到第三期项目时，TCL持有华星光电85%的股份，全球面板巨头三星更是看好这一项目，通过持股9.2%，保持在面板业务里的参与与活跃。
坚持“长期主义”是一件很难的事，要耐得住前期的寂寞、同行的快速赚钱和外界的各种质疑。
李东生忍住了。
2014年，长期主义的技术优势开始凸显，TCL率先推出了革命性的量子点电视，比行业霸主三星还早了半年。
2017年，TCL全年销售2200万台，位居全球第三。
自2019年起，TCL超越韩国巨头LG，李东生带领TCL站稳了全球第二。时至今日，TCL在全球的优势不断筑牢、不断扩大。随着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崛起，TCL率先开始布局OLED、Mini-LED、Micro-LED等，准备在新一代产业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探索，到如今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工业制造企业之一。TCL用二十多年探索，换来了4个字的宝贵经验——技术自立。
曾经中国制造最大的痛点是“缺芯少屏”，如今在国内，形成了北有京东方、南有TCL华星的“双星闪耀”格局。
李东生当年点燃的一颗火种，正呈现燎原之势。“长期主义”前期走得很慢，但做时间的朋友，享受的是复利的价值，最终实现指数级的爆发。 TCL的全球化是在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意味着全球化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抱有幻想，全球化既需要技术的定力，也需要品牌的耐力和企业家的心力。
全球化没有暂停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宝贵经验，李东生才在这两年的两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议案。
2020年，李东生曾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经济全球化没有“暂停键”》，其中有一個观点就是：中国能够成为经济大国和“世界工厂”，并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通过几代人辛劳付出的结果。但是，现在中国要由“世界工厂”变为在全世界建工厂，从全球销售变为全球采购。
为什么在双循环格局下，全球化如此重要呢？
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都会构建起以国内消费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外循环”，也就是全球化。恰恰相反，此时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战略期。
国际上发达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全球化历程的。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在1962年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随后的四十年里开启日本企业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丰田、三菱、东芝、日立、索尼等群星闪耀，日本在国际上挣足了面子。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指标叫GDP，但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境内和境外所有的生产总值的叫GNP。中国GDP在2012年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仅看GDP，明显低估了日本。
实际上，如今日本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球化布局。近几十年日本几乎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在2017年时，日本的GNP是GDP的1.85倍。
美国的全球化要更早一些。
美国经济的一次重要飞跃是19世纪末，当时完成了国内铁路、交通网的建设，促进了工业经济飞跃。第二次就是全球化，从20世纪初的大萧条中走出来，崛起了一批全球化品牌和企业，最有代表.生的就是迪士尼、可口可乐等，风靡全球。
再到上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微软、沃尔玛、苹果、福特、通用等，在全球开疆拓土。当时有一本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讲企业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也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关键阶段，这是大国实力提升的关键期。所以尽管外部困难重重，但李东生仍然提“全球化没有暂停键”这一观点。
因为中国制造业形成全球产业的“比较竞争优势”之后，就要去全球市场实现价值，否则“比较竞争优势”就没有意义——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规模，以电视为例，全球超过60%的产能在中国，中国人也不可能消费这么庞大数量的电视机。
李东生认为，全球化业务的重点，是在全球各地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地生产、在地销售、在地提供服务。
TCL海外营收取得持续增长，就是在以上体系下完成的。2020年，TCL实现出口额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3.6%。这一数字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成品出口，二是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出口。目前第二种占比较大。
在TCL全球化布局下，海外营收与出口的关系已构成“相互促进”：出口核心器件和材料，有效规避了贸易壁垒，使得海外生产具备成本优势，进而促进海外营收的蛋糕不断做大。而随着蛋糕的做大，反过来不断拉动出口增长，形成放大效应。
在李东生看来，新全球化格局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能够真正贯彻和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要求，是一种可持续的、能够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业务方式。
实际上，美国全球化的成功，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本土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服务、境外风险保护以及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服务，推动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
李东生此次提案，也建言了三点国家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走向全球化：
一是建立国际贸易环境风险的综合防控体系。
二是拓宽企业海外发展的融资渠道，支持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对国际化经营程度高和有潜力的企业采取多种信贷支持。
三是支持企业海外设厂进行本地化经营。
尽管现在逆全球化潮流猛烈，但全球化依然没有退路，需要中国企业家逆流而上。
诚如李东生2020年的呼吁：“中国企业要有担当，积极适应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强中国制造竞争力，并将产业链优势扩展到全球。中国制造业不仅要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开疆辟土，打开更广阔的空间，还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引擎。”
为什么制造业必须“走出去”？李东生的观点是中国制造已经形成了“比较竞争优势”，要去全球市场实现价值。
尽管这几年里，中国在贸易、科技等方面受到一些限制，但海外市场仍然是中国制造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出口仍然保持40%的增长。以TCL为例，2020年，TCL海外营收取得持续增长，同时出口额达到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李东生建议的核心是，由于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规模，国内企业亟待加强全球化经营能力和全球产业供应链建设，打破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产业制造优势扩展到全球，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TCL22年的全球化经验
李东生提出这一建议，是基于TCL全球化的探索，TCL本身就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探索的一个标杆。
1978年，李东生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他对这份技术充满痴迷和热爱。毕业后，他放弃机关单位的铁饭碗，加入一家生产磁带的小公司——TTK公司（TCL前身），成为该公司第43名员工。
别人说他学习学傻了，李东生说他“不想荒废这份技术”。
TCL成立于1981年，一开始做磁带，后来做电话机，一度被称为“中国电话机大王”，1992年又进入彩电行业。
第一次探索全球化是在1999年，TCL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自有品牌海外彩电生产基地。
2001年，中国宣布加入WTO，那时的TCL已经成为中国电视一哥，一直对国际化有执念的李东生，希望能够通过并购来打破发达国家的壁垒，实现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最开始的全球化探索充满风雨，走得十分艰辛。
最著名的一次经历就是收购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汤姆逊集团是全球第四大消费类电子生产商，旗下的RCA品牌电视，创立者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而阿尔卡特则是全球通讯行业的老巨头。这两项大动作，引起了国际财经界的轰动。但由于技术方向预判出现问题，再加上管理问题拖累了TCL，这次收购陷入很大被动。
那时候TCL内焦外困，国内业务也出现一些转折，全年亏损3.2亿，股价也一泻千里。那段日子，是李东生和TCL的至暗时刻。
而在那段时间里，国际巨头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TCL收购汤姆逊主要是看重CRT显示技术，这一技术曾令日本企业风靡一时，索尼、松下、夏普、日立等都靠这一技术称霸全球。
但是也正因为固守这一技术，目本企业掉入了“技术的诅咒”，错失了液晶屏的重要发展机会。而松下等企业因对行业误判，错误地选择了价格高昂的等离子技术。
这给了韩国企业巨大的可乘之机，三星、LG等，加快布局上游产业链条，掌握了LCD面板的高端技术，在中游制造业领域，三星和LG也大大加强了质量管理，在下游消费端加大市场营销，通过全产业链的整合，韩国企业逐步占领日企的市场份额，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很早之前，对技术痴迷的李东生就意识到上游核心技术是产业链突破的关键点。韩国取代日本的过程，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这也让李东生更加坚定了必须走自主研发之路的想法。
2009年，经过几年整顿，TCL恢复元气。李东生拍板上马TCL华星，专注于半导体显示技术，成为当时深圳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
都说中国“缺芯少屏”，TCL华星就是要解决“少屏”的问题。李东生下决心投资，一是看到韩国企业靠“液晶面板 电视制造”的垂直整合模式成功，认识到不向高投入、重资产的上游关键组件进军，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还是加工组装型的企业。
另外，TCL本身有电视业务，可以消化华星光电的部分产能。再加上李东生坚定走全球化道路，随着TCL对海外市场的探索，将来TCL华星的产能会更多释放出来。
2011年TCL华星投产后，很快成了TCL的“奶牛”。
2014年TCL的财务报表显示，TCL集团（即现在TCL科技）当年利润42亿元，其中TCL华星贡献了24亿元。当年，TCL华星的产能达到160万片，在中国六大彩電厂商面板采购份额中占到21.4%，超过中国台湾群创和韩国LG位列第一，很多同行都来采购。
李东生此时乘胜追击，继续扩大TCE华星的产能和优势。
华星光电上到第三期项目时，TCL持有华星光电85%的股份，全球面板巨头三星更是看好这一项目，通过持股9.2%，保持在面板业务里的参与与活跃。
坚持“长期主义”是一件很难的事，要耐得住前期的寂寞、同行的快速赚钱和外界的各种质疑。
李东生忍住了。
2014年，长期主义的技术优势开始凸显，TCL率先推出了革命性的量子点电视，比行业霸主三星还早了半年。
2017年，TCL全年销售2200万台，位居全球第三。
自2019年起，TCL超越韩国巨头LG，李东生带领TCL站稳了全球第二。时至今日，TCL在全球的优势不断筑牢、不断扩大。随着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崛起，TCL率先开始布局OLED、Mini-LED、Micro-LED等，准备在新一代产业技术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探索，到如今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工业制造企业之一。TCL用二十多年探索，换来了4个字的宝贵经验——技术自立。
曾经中国制造最大的痛点是“缺芯少屏”，如今在国内，形成了北有京东方、南有TCL华星的“双星闪耀”格局。
李东生当年点燃的一颗火种，正呈现燎原之势。“长期主义”前期走得很慢，但做时间的朋友，享受的是复利的价值，最终实现指数级的爆发。 TCL的全球化是在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意味着全球化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抱有幻想，全球化既需要技术的定力，也需要品牌的耐力和企业家的心力。
全球化没有暂停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宝贵经验，李东生才在这两年的两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议案。
2020年，李东生曾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经济全球化没有“暂停键”》，其中有一個观点就是：中国能够成为经济大国和“世界工厂”，并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通过几代人辛劳付出的结果。但是，现在中国要由“世界工厂”变为在全世界建工厂，从全球销售变为全球采购。
为什么在双循环格局下，全球化如此重要呢？
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都会构建起以国内消费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外循环”，也就是全球化。恰恰相反，此时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战略期。
国际上发达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全球化历程的。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在1962年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随后的四十年里开启日本企业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丰田、三菱、东芝、日立、索尼等群星闪耀，日本在国际上挣足了面子。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指标叫GDP，但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境内和境外所有的生产总值的叫GNP。中国GDP在2012年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仅看GDP，明显低估了日本。
实际上，如今日本企业已经完成了全球化布局。近几十年日本几乎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海外日本”。在2017年时，日本的GNP是GDP的1.85倍。
美国的全球化要更早一些。
美国经济的一次重要飞跃是19世纪末，当时完成了国内铁路、交通网的建设，促进了工业经济飞跃。第二次就是全球化，从20世纪初的大萧条中走出来，崛起了一批全球化品牌和企业，最有代表.生的就是迪士尼、可口可乐等，风靡全球。
再到上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微软、沃尔玛、苹果、福特、通用等，在全球开疆拓土。当时有一本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讲企业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也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关键阶段，这是大国实力提升的关键期。所以尽管外部困难重重，但李东生仍然提“全球化没有暂停键”这一观点。
因为中国制造业形成全球产业的“比较竞争优势”之后，就要去全球市场实现价值，否则“比较竞争优势”就没有意义——国内市场难以完全消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规模，以电视为例，全球超过60%的产能在中国，中国人也不可能消费这么庞大数量的电视机。
李东生认为，全球化业务的重点，是在全球各地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地生产、在地销售、在地提供服务。
TCL海外营收取得持续增长，就是在以上体系下完成的。2020年，TCL实现出口额111亿美元，同比增长23.6%。这一数字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成品出口，二是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出口。目前第二种占比较大。
在TCL全球化布局下，海外营收与出口的关系已构成“相互促进”：出口核心器件和材料，有效规避了贸易壁垒，使得海外生产具备成本优势，进而促进海外营收的蛋糕不断做大。而随着蛋糕的做大，反过来不断拉动出口增长，形成放大效应。
在李东生看来，新全球化格局下，企业的全球化布局能够真正贯彻和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要求，是一种可持续的、能够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业务方式。
实际上，美国全球化的成功，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本土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服务、境外风险保护以及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服务，推动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
李东生此次提案，也建言了三点国家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走向全球化：
一是建立国际贸易环境风险的综合防控体系。
二是拓宽企业海外发展的融资渠道，支持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对国际化经营程度高和有潜力的企业采取多种信贷支持。
三是支持企业海外设厂进行本地化经营。
尽管现在逆全球化潮流猛烈，但全球化依然没有退路，需要中国企业家逆流而上。
诚如李东生2020年的呼吁：“中国企业要有担当，积极适应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增强中国制造竞争力，并将产业链优势扩展到全球。中国制造业不仅要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开疆辟土，打开更广阔的空间，还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