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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圆满落幕了，而那片有着无比绚烂记忆的世博热土又将呈现怎样崭新的面貌呢？人们进行着各种设想并充满着期待。
近日，“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战略专家会议”在上海西郊宾馆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欧·上海市浦东服务经济研究院、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华师大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周小燕国际歌剧中心、《上海文化》联合发起召开。社会发展、城市经济、文化艺术和规划建筑等专业领域内具有广泛社会和专业影响力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进程中，与会各方专家学者就《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为后世博地域的美好明天和建设蓝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
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重要意义
会议初，主办方率先提出了在“后世博地域”打造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建议，并且指出这个世界级文化艺术港应具备“世界的、未来的、创新的”三个维度，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教授）：很高兴看到这么一个宏大的计划。1986年的上海市文化战略研讨会，是当时很重要的关于上海文化发展的重要会议。这个会议使得上海在当时全国有很重要的领先地位。今天的上海，文化产业始终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北京这两年发展非常迅速，就在一两年之间一下子上来，这跟它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前几天刚从西安过来，现在他们政府拨了8000亩的地，准备打造地林公园，类似于迪斯尼的公园，要在那里做一个公园的集群，而且美国方面要参与25%的股份，我现在是他们的顾问。通过这个作为比较，上海似乎没有大动作。我觉得文化艺术港这个策划很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
上海原创文化希望渺茫，举个例子，云南可以用一个先锋作家做形象大使，但是在上海不可能这样做的，请一个比如说韩寒这样的人物做我们的形象大使，没有这样的可能。现在上海有什么文化呢？集市文化，每年搞一次电影节、艺术博览会，留下来的东西不多。现在这个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唯一的可能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向，我倒是很看好文化艺术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项目既能够解决上海没有原创文化的根本性问题，同时又能把现有的集会文化大大推进，把世博这个概念继续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延伸。
吴建中（上海图书馆馆长）：我同意搞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港。我觉得这是我们城市品牌再塑造的很好机会。上海有过城市更新，但是没有形成运动，因为都是小打小闹，且是被动的。现在我们的文化很分散，而且有的已经被淡忘了。比如说徐家汇，查历史徐家汇是上海的历史文化区，现在查字典的话，徐家汇是商业区。我支持这个项目有两方面的想法，一个我觉得上海文化艺术场馆是相当分散的，上海缺乏像华盛顿广场这样一个聚集的区域，也缺少像纽约百老汇这样的区域。像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有好几座，没有一个很好的整合，今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上海需要一个中央文化区，这样可以跟中央商务区遥相呼应。世博园曾经是上海工业的集聚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这一区域转型为文化区奠定了基础。
程麟荪（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如果真的能搞成功的话，应该会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我在美国教书，朋友经常问我，到中国的话，到上海去看什么东西？很难说出来的，看城隍庙，新世界我并不是太欣赏，尽管说是外国人来得最多的地方。如果这次文化艺术港能够做成功的话，确实很让人振奋，希望能够把这一地块做成功。关键是上海有没有魄力搞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港。我儿子住在曼哈顿东城区，这个地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还完全是贫民区。为什么后来发展这么快呢？林肯中心建好以后，整个改观了。有统计数据说，从1963年到2003年40年里面，整个地区地产价格增加26倍，相比较起来，在整个纽约的话，地产增加了5倍。
周小燕（声乐教育家、教授）：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快，但是软件方面，文化方面的紧迫感还不够。我深深的感觉到文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不考虑经济，在上海搞一个迪斯尼乐园，经济效应肯定是非常巨大的，外国人也会去迪斯尼。他们去迪斯尼也好，百老汇也好，这些虽然是文艺，但不是高雅艺术。所以我觉得在世博会这块土地上，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以及现在、今后中国人的文化体现出来。
蔡来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及时，非常精彩，而且有高度，有深度，对上海的后世博园区的发展，对我们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我认为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德民（国家一级美术师、抽象艺术文化学者）：21世纪竞争力首先看国家竞争力，城市综合实力是竞争力之一。城市地标是名片，城市地标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标志或象征。城市地标体现这个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实力，体现一个城市过去、今天、未来的历史精神风貌，是一座城市形象的象征。最有价值的城市地标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性：原创性、审美性、精致性、唯一性。它能够在建筑特征、文化内涵、人气效应、精神象征等诸多方面，都能够代表这个城市。上海一般性的城市地标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吸引国际“眼球”的不多。外国人现在已经把M50艺术园区当作来上海必去的地方。M50这样一个艺术集聚地，以前是受到打压的，但是在自生自灭的过程中，它突然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城市地标旅游胜地。为什么一个民间自发的艺术区会成为上海的城市地标，这就是意味着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竞争力的转移，最后的中心着落点就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是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M50的命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考。M50它有先天性的缺陷，规模小，等级低，命运莫测，它不能够承载未来，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M50的模式放大一万倍，让它的内涵与精神形成一流的世界模式，来打造上海的新的地标，这将是世界性的文化艺术园区，必将对上海后世博地域带来惊天动地的长久的“奥运”和“世博”效应。在奥运和世博之后，中国新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国际“形象工程”没有了，新的能够引起世界关注和成为国家民族动力的核心话题消失了。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机会，借后世博地域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建立一个堪与“世博会”、“奥运会”媲美的、永久性的世界文化艺术港，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中国近100年是个巨变的年代，从“被打”到“挨饿”，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小康”的边缘。但是，我们在全世界的形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钱来获得尊重，中国也不可能。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艺术底蕴，也有未来千年的梦想，我们的城市经济转轨也需要契机。于是，在上海建立国际文化艺术港就可以为中国的强国梦提供一个持久的平台，也为上海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上海的文化艺术有悠久的历史，上海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是历史赋予上海的使命，上海应该拿出大气魄、大手笔，打造国际文化艺术港这个大舞台，为上海和中国招魂。
王德培（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这个话题是战略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上海的战略，也是国家的战略，甚至是人类工业经济走到当下面临的选择。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时间窗口，怎么样把历史机遇安排进去，这里有一个紧迫性。我们过去都把文化意识当成第二级，在我们经济预测研讨的推导中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第二级变成第一级。比如说贸易中心，商品的贸易在推导中越来越小，21世纪今后的生产将越来越多以人的体验作为生产本身，而物质的生产在减少，人的体验作为生产的本身，这就是由第二性变成第一性。另外，传统的文化定义，好像它是一种历史沉淀。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让历史照亮未来，还是让未来引领今天这样的概念，将会引领21世纪产业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探讨它。
文化艺术港平台如何搭建
文化艺术产业是21世纪真正具有世界级引领能力的产业，建设世界级文化艺术港是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的最佳选项，这已经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那么如何使文化艺术港成为世界级、超大规模、创新性、中西融合、独一无二的呢？如何使之成为世界未来百年、甚至上千年无可争议的全球性文化艺术地标呢？
蔡来兴： 我想谈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这个项目要放在上海作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去认识，去统筹规划和安排。我们国家五到十年以后，特别是十年以后，一定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强国，一定会出来一个世界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必须具有经济的硬实力，还必须具有文化的软实力。第二点意见，打造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港，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首先要高端，我认为高端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引进、充分展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第二展示中国传统文明的最优秀成果；第三放入代表人类科技进步、创新、创造的最新成果。第三点意见，我们还必须走一条建设管理的新路，要把这样一个大项目做好，必须是政府主导。政府要做总体规划、制定重大的政策，还要供应土地。第二必须是企业作为主体，应该招一些大企业或者是超大企业牵头或者是几家大企业联合起来牵头，以它们统筹规划，统一操作。最后是市场化操作，这些项目完全可以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如果通过大家的努力，最后能真正达到2000万的游客、上千亿的销售收入，而且还有几百亿的税收，这对整个上海有巨大的带动。
朱大可：我们要思考，在上海作为一个对外的最重要的窗口，国内的最先进的这些文化元素怎样进行盘点以后呈现出来？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靠真正有实力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的基础，一方面，来自西方的伟大文明提供的重要产品在我们这里进行展出和交流，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发展中国本土的正在风起云涌的原创性的东西。
周小燕：我希望在世博会这块地方建一个世界级的歌剧院，让我们真正跟一流的演员交流。我们现在有世界级的歌唱演员，但没有机会唱。还有年轻的演员，我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世界级的，但是一个歌剧演员跟运动员一样的，必须要在歌剧院里面练功的。
蔡镇钰（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建筑师、博士）：我们要突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建筑里面也有很多名堂，总的来说，有一些误区，形式讲得太多了。民族不是形式，民族是人和文化，民族没有一种固有的形式。我们建筑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有内涵，在中国的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不仅仅只考虑形式的问题。建筑也是由内涵到形式，我们要实现低碳建筑，第一要转变我们的理念，对城市和建筑的看法应该是看作为环境，我们设计的是环境，是跟人联系起来的环境，我们对低碳城市的设计不能完全用世博会的最先进的技术，这个先进的技术用不起也推广不了，我们要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吴建中：我想提两点建议，一个我们建文化艺术港要做到华盛顿广场这样基本上靠联邦政府投资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希望在管理上改变一些思路，而且能够搭配一些经营型的文化场馆。第二，还是要创新管理。我们不要忽略文化可以被投资的重要概念。这次文化艺术港的计划要做到可持续，就要和科技、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中档的文化场所相对少一些，特别是比较集聚的。我感觉剧场可能不一定要规模很大，但是它要很丰富，有多样的选择。我感觉我们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除了空间集聚外，还要推动繁荣文化创作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创作相对滞后一些，文化人才不光是专业人才，还包括很多业余的人才。我知道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的作家，原来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哈利波特》的作家是在咖啡馆写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如何来推动，在这个园区有没有为创造人才服务的设施，吸引他们来这里创作、交流的设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如果要做文化集聚，还要适当提高容积率，使得产业比较集聚。
施炎平（华东师大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如果我们要为后来考虑，要解决两个前提，一个是着眼于未来的开发，一定要官方、学者、实业家三方的结合，通过不断交流甚至交锋、争论达成一个开发的共识，这三者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第二个，考虑能不能在比较中间对中国开发道路的经验做一点提炼。中国在很长时间曾经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个成功的背后跟中国的一个理念很有关系，中国人讲的经济是“经世济人”，非常强调人际关系，才能搞成礼仪之邦，这条经验才能转成中国人长期主张的“生财有道”。可惜这个传统在后来就慢慢失去了，如果不找到的话，我们的中国道路很难持续。所以在文化艺术港开发之中，能不能在关于如何总结出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开发、设计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也许对于后世博的发展规划能够贡献我们的见解。
陈家海（上海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我提四个建议，第一，要进一步扩展文化艺术的战略价值。现在我们说上海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航运中心、是国际贸易中心。但是它本身也应该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这个不是为前面配套的，如果没有这个目标，那上海的转型，它的持续发展是没有根基的。第二，要强调多元化。功能要多元，参与主体要多元，运营模式也要多元。第三，就是系统性，因为人来了人走了，有非常多的相关互动的产业支撑和人流流动的所有伴生的需求都要做系统性的规划。第四是预留的概念，未来你看不清的，必须要预留，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功能上的预留。
毛时安（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文艺评论家）：首先，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文化来振作精神，让大家的精神世界丰富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提出这个口号以后，我自己感觉到现在全国不少地方不是在搞扎扎实实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在搞文化大跃进。比如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大剧场，可是那么多大剧场演什么装什么。我觉得世博园的开发也有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就是文化和其他的设施怎么样协调？怎么样吸引人？实际上不仅是上海的创作，全国的文艺创作，我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疲软，都是维持着一个表象的繁荣，都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都在软件上质量很差。所以我概括进入新世纪的文艺创作、文化发展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数量的膨大和质量的低下的矛盾，第二是形式的辉煌和内容贫乏的矛盾。这是要引起在座的领导和专家高度重视的。
陈夑君（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关于如何规划，第一要考虑后世博的世博规律，第二要考虑后世博的上海机遇。我们很多问题要冷思考，冷思索。后世博的上海应该说有那么集聚效应的地块对上海来说是百年不遇的。上海人总算可以在比较从容的空间当中想一些事情。第三个要考虑上海文化城市功能的补缺。关于如何定位上海这座城市，还是要有全球视野，要拓展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内涵。关于如何启动，第一，政府还是要引领的。第二，资本是有觉悟的。第三，民营是有活力的。
徐培华（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要打造这样一个世界文化艺术港，它里面体现的灵魂是什么？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灵魂，美国的基因是冒险，它的灵魂是创新，而带来它的目标是做强。德国的基因就是守时，它的灵魂就是严谨，它的目标就是一丝不苟，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人的精神不是单一的，中国人的灵魂实际上变当中求和，和当中求变。比如说我们的世博会，世博会体现的是文化，但是展示出来的“和”字留在我们心中。文化需要物质的载体，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所以打造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港，要使它能够体现出我们上海的文化，体现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点，一定失败。
近日，“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战略专家会议”在上海西郊宾馆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欧·上海市浦东服务经济研究院、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华师大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周小燕国际歌剧中心、《上海文化》联合发起召开。社会发展、城市经济、文化艺术和规划建筑等专业领域内具有广泛社会和专业影响力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进程中，与会各方专家学者就《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思想碰撞，为后世博地域的美好明天和建设蓝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
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重要意义
会议初，主办方率先提出了在“后世博地域”打造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建议，并且指出这个世界级文化艺术港应具备“世界的、未来的、创新的”三个维度，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教授）：很高兴看到这么一个宏大的计划。1986年的上海市文化战略研讨会，是当时很重要的关于上海文化发展的重要会议。这个会议使得上海在当时全国有很重要的领先地位。今天的上海，文化产业始终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北京这两年发展非常迅速，就在一两年之间一下子上来，这跟它对于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我前几天刚从西安过来，现在他们政府拨了8000亩的地，准备打造地林公园，类似于迪斯尼的公园，要在那里做一个公园的集群，而且美国方面要参与25%的股份，我现在是他们的顾问。通过这个作为比较，上海似乎没有大动作。我觉得文化艺术港这个策划很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
上海原创文化希望渺茫，举个例子，云南可以用一个先锋作家做形象大使，但是在上海不可能这样做的，请一个比如说韩寒这样的人物做我们的形象大使，没有这样的可能。现在上海有什么文化呢？集市文化，每年搞一次电影节、艺术博览会，留下来的东西不多。现在这个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唯一的可能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向，我倒是很看好文化艺术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项目既能够解决上海没有原创文化的根本性问题，同时又能把现有的集会文化大大推进，把世博这个概念继续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延伸。
吴建中（上海图书馆馆长）：我同意搞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港。我觉得这是我们城市品牌再塑造的很好机会。上海有过城市更新，但是没有形成运动，因为都是小打小闹，且是被动的。现在我们的文化很分散，而且有的已经被淡忘了。比如说徐家汇，查历史徐家汇是上海的历史文化区，现在查字典的话，徐家汇是商业区。我支持这个项目有两方面的想法，一个我觉得上海文化艺术场馆是相当分散的，上海缺乏像华盛顿广场这样一个聚集的区域，也缺少像纽约百老汇这样的区域。像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有好几座，没有一个很好的整合，今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上海需要一个中央文化区，这样可以跟中央商务区遥相呼应。世博园曾经是上海工业的集聚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这一区域转型为文化区奠定了基础。
程麟荪（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如果真的能搞成功的话，应该会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我在美国教书，朋友经常问我，到中国的话，到上海去看什么东西？很难说出来的，看城隍庙，新世界我并不是太欣赏，尽管说是外国人来得最多的地方。如果这次文化艺术港能够做成功的话，确实很让人振奋，希望能够把这一地块做成功。关键是上海有没有魄力搞成一个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港。我儿子住在曼哈顿东城区，这个地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还完全是贫民区。为什么后来发展这么快呢？林肯中心建好以后，整个改观了。有统计数据说，从1963年到2003年40年里面，整个地区地产价格增加26倍，相比较起来，在整个纽约的话，地产增加了5倍。
周小燕（声乐教育家、教授）：现在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快，但是软件方面，文化方面的紧迫感还不够。我深深的感觉到文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不考虑经济，在上海搞一个迪斯尼乐园，经济效应肯定是非常巨大的，外国人也会去迪斯尼。他们去迪斯尼也好，百老汇也好，这些虽然是文艺，但不是高雅艺术。所以我觉得在世博会这块土地上，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以及现在、今后中国人的文化体现出来。
蔡来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及时，非常精彩，而且有高度，有深度，对上海的后世博园区的发展，对我们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我认为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许德民（国家一级美术师、抽象艺术文化学者）：21世纪竞争力首先看国家竞争力，城市综合实力是竞争力之一。城市地标是名片，城市地标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标志或象征。城市地标体现这个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实力，体现一个城市过去、今天、未来的历史精神风貌，是一座城市形象的象征。最有价值的城市地标应该具有这样的特性：原创性、审美性、精致性、唯一性。它能够在建筑特征、文化内涵、人气效应、精神象征等诸多方面，都能够代表这个城市。上海一般性的城市地标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吸引国际“眼球”的不多。外国人现在已经把M50艺术园区当作来上海必去的地方。M50这样一个艺术集聚地，以前是受到打压的，但是在自生自灭的过程中，它突然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城市地标旅游胜地。为什么一个民间自发的艺术区会成为上海的城市地标，这就是意味着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竞争力的转移，最后的中心着落点就是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是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M50的命运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思考。M50它有先天性的缺陷，规模小，等级低，命运莫测，它不能够承载未来，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M50的模式放大一万倍，让它的内涵与精神形成一流的世界模式，来打造上海的新的地标，这将是世界性的文化艺术园区，必将对上海后世博地域带来惊天动地的长久的“奥运”和“世博”效应。在奥运和世博之后，中国新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国际“形象工程”没有了，新的能够引起世界关注和成为国家民族动力的核心话题消失了。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机会，借后世博地域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建立一个堪与“世博会”、“奥运会”媲美的、永久性的世界文化艺术港，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中国近100年是个巨变的年代，从“被打”到“挨饿”，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小康”的边缘。但是，我们在全世界的形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钱来获得尊重，中国也不可能。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艺术底蕴，也有未来千年的梦想，我们的城市经济转轨也需要契机。于是，在上海建立国际文化艺术港就可以为中国的强国梦提供一个持久的平台，也为上海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上海的文化艺术有悠久的历史，上海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这是历史赋予上海的使命，上海应该拿出大气魄、大手笔，打造国际文化艺术港这个大舞台，为上海和中国招魂。
王德培（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这个话题是战略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上海的战略，也是国家的战略，甚至是人类工业经济走到当下面临的选择。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时间窗口，怎么样把历史机遇安排进去，这里有一个紧迫性。我们过去都把文化意识当成第二级，在我们经济预测研讨的推导中越来越发现所谓的第二级变成第一级。比如说贸易中心，商品的贸易在推导中越来越小，21世纪今后的生产将越来越多以人的体验作为生产本身，而物质的生产在减少，人的体验作为生产的本身，这就是由第二性变成第一性。另外，传统的文化定义，好像它是一种历史沉淀。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让历史照亮未来，还是让未来引领今天这样的概念，将会引领21世纪产业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探讨它。
文化艺术港平台如何搭建
文化艺术产业是21世纪真正具有世界级引领能力的产业，建设世界级文化艺术港是后世博地域规划与发展的最佳选项，这已经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那么如何使文化艺术港成为世界级、超大规模、创新性、中西融合、独一无二的呢？如何使之成为世界未来百年、甚至上千年无可争议的全球性文化艺术地标呢？
蔡来兴： 我想谈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这个项目要放在上海作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去认识，去统筹规划和安排。我们国家五到十年以后，特别是十年以后，一定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强国，一定会出来一个世界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必须具有经济的硬实力，还必须具有文化的软实力。第二点意见，打造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港，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首先要高端，我认为高端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引进、充分展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第二展示中国传统文明的最优秀成果；第三放入代表人类科技进步、创新、创造的最新成果。第三点意见，我们还必须走一条建设管理的新路，要把这样一个大项目做好，必须是政府主导。政府要做总体规划、制定重大的政策，还要供应土地。第二必须是企业作为主体，应该招一些大企业或者是超大企业牵头或者是几家大企业联合起来牵头，以它们统筹规划，统一操作。最后是市场化操作，这些项目完全可以市场化运作的，这个项目如果通过大家的努力，最后能真正达到2000万的游客、上千亿的销售收入，而且还有几百亿的税收，这对整个上海有巨大的带动。
朱大可：我们要思考，在上海作为一个对外的最重要的窗口，国内的最先进的这些文化元素怎样进行盘点以后呈现出来？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要靠真正有实力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的基础，一方面，来自西方的伟大文明提供的重要产品在我们这里进行展出和交流，另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发展中国本土的正在风起云涌的原创性的东西。
周小燕：我希望在世博会这块地方建一个世界级的歌剧院，让我们真正跟一流的演员交流。我们现在有世界级的歌唱演员，但没有机会唱。还有年轻的演员，我们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世界级的，但是一个歌剧演员跟运动员一样的，必须要在歌剧院里面练功的。
蔡镇钰（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建筑师、博士）：我们要突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建筑里面也有很多名堂，总的来说，有一些误区，形式讲得太多了。民族不是形式，民族是人和文化，民族没有一种固有的形式。我们建筑也是一样的，首先要有内涵，在中国的世界级文化艺术港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不仅仅只考虑形式的问题。建筑也是由内涵到形式，我们要实现低碳建筑，第一要转变我们的理念，对城市和建筑的看法应该是看作为环境，我们设计的是环境，是跟人联系起来的环境，我们对低碳城市的设计不能完全用世博会的最先进的技术，这个先进的技术用不起也推广不了，我们要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吴建中：我想提两点建议，一个我们建文化艺术港要做到华盛顿广场这样基本上靠联邦政府投资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希望在管理上改变一些思路，而且能够搭配一些经营型的文化场馆。第二，还是要创新管理。我们不要忽略文化可以被投资的重要概念。这次文化艺术港的计划要做到可持续，就要和科技、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中档的文化场所相对少一些，特别是比较集聚的。我感觉剧场可能不一定要规模很大，但是它要很丰富，有多样的选择。我感觉我们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除了空间集聚外，还要推动繁荣文化创作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创作相对滞后一些，文化人才不光是专业人才，还包括很多业余的人才。我知道全世界有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的作家，原来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哈利波特》的作家是在咖啡馆写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如何来推动，在这个园区有没有为创造人才服务的设施，吸引他们来这里创作、交流的设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如果要做文化集聚，还要适当提高容积率，使得产业比较集聚。
施炎平（华东师大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如果我们要为后来考虑，要解决两个前提，一个是着眼于未来的开发，一定要官方、学者、实业家三方的结合，通过不断交流甚至交锋、争论达成一个开发的共识，这三者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第二个，考虑能不能在比较中间对中国开发道路的经验做一点提炼。中国在很长时间曾经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个成功的背后跟中国的一个理念很有关系，中国人讲的经济是“经世济人”，非常强调人际关系，才能搞成礼仪之邦，这条经验才能转成中国人长期主张的“生财有道”。可惜这个传统在后来就慢慢失去了，如果不找到的话，我们的中国道路很难持续。所以在文化艺术港开发之中，能不能在关于如何总结出关于中国软实力的开发、设计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也许对于后世博的发展规划能够贡献我们的见解。
陈家海（上海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我提四个建议，第一，要进一步扩展文化艺术的战略价值。现在我们说上海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航运中心、是国际贸易中心。但是它本身也应该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这个不是为前面配套的，如果没有这个目标，那上海的转型，它的持续发展是没有根基的。第二，要强调多元化。功能要多元，参与主体要多元，运营模式也要多元。第三，就是系统性，因为人来了人走了，有非常多的相关互动的产业支撑和人流流动的所有伴生的需求都要做系统性的规划。第四是预留的概念，未来你看不清的，必须要预留，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功能上的预留。
毛时安（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参事、文艺评论家）：首先，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文化来振作精神，让大家的精神世界丰富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提出这个口号以后，我自己感觉到现在全国不少地方不是在搞扎扎实实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在搞文化大跃进。比如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大剧场，可是那么多大剧场演什么装什么。我觉得世博园的开发也有一个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就是文化和其他的设施怎么样协调？怎么样吸引人？实际上不仅是上海的创作，全国的文艺创作，我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疲软，都是维持着一个表象的繁荣，都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都在软件上质量很差。所以我概括进入新世纪的文艺创作、文化发展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数量的膨大和质量的低下的矛盾，第二是形式的辉煌和内容贫乏的矛盾。这是要引起在座的领导和专家高度重视的。
陈夑君（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关于如何规划，第一要考虑后世博的世博规律，第二要考虑后世博的上海机遇。我们很多问题要冷思考，冷思索。后世博的上海应该说有那么集聚效应的地块对上海来说是百年不遇的。上海人总算可以在比较从容的空间当中想一些事情。第三个要考虑上海文化城市功能的补缺。关于如何定位上海这座城市，还是要有全球视野，要拓展后世博上海文化的内涵。关于如何启动，第一，政府还是要引领的。第二，资本是有觉悟的。第三，民营是有活力的。
徐培华（复旦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要打造这样一个世界文化艺术港，它里面体现的灵魂是什么？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灵魂，美国的基因是冒险，它的灵魂是创新，而带来它的目标是做强。德国的基因就是守时，它的灵魂就是严谨，它的目标就是一丝不苟，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人的精神不是单一的，中国人的灵魂实际上变当中求和，和当中求变。比如说我们的世博会，世博会体现的是文化，但是展示出来的“和”字留在我们心中。文化需要物质的载体，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所以打造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港，要使它能够体现出我们上海的文化，体现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点，一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