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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普通人一样，我没有见过哈维尔。
可这个事实，不妨碍我走近他、阅读他，甚至想象他、感受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更像是自己家里住得很远的父辈，一位可敬而更可亲的远房表叔。
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这种限定或者恩赐，我们只有面对。或者，学鸵鸟是另一种选择。
毫无疑问，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许多厌倦了生命被征用、想要唱出自己的歌、编织自己人生故事的人，许多勇敢的或算不上勇敢、却是敏感的或者钟情的人，内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人生导师。可我更愿意，把他还原成普通人。像他自己说过的，“我是个捷克土包子，我将继续是”。
对他的这一印象，来自对他的阅读。他在自己的《狱中书》里，一再承认自己的木讷、自己的怯场、自己的动不动就发窘。他说自己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是个过于反恭自省的“死脑筋”。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跟普通人的你我一样。此外，这种印象也来自见过他的友人北明所寄来的相当细致的、近距离观察文字。
我观察，哈维尔基本不是个场面上的人物。那天乔治城大学演讲，从礼堂最后方的记者席远远望去，哈维尔竟是个小个子……哈维尔不是想象中那般潇洒。他人在台上不仅说话很慢，时而结巴，而且讲话时用手势帮忙。这说明他下意识地想弥补词语表达的不足。轮到开口时他身体前倾，离开靠背，双肘撑着上身重心，支在膝盖上比画，在自己思想的树林中寻觅表达的语汇，紧张而专心；说完立即靠回椅背，两腿摞起来，显得格外轻松。……“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话语表达能力跟许多厚道、甚而迟钝的男人一样，不那么好。哈维尔说话时，表情专注却不丰富，语调平缓几乎无变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仁者而不是智者。用传统的比喻，他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北明由此发感慨：遍览西方诸国元首政要，潇洒机敏或沉稳坚定、含蓄深沉或圆滑阴沉，没有一个是这种风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怀韬略，个个腹引机谋的中国，无论极权体制下还是民主争斗中，恐怕不用三两个回合，就把这种庄稼人排除在外了。”
细想想，也确实是。或许也就是捷克，或者说，也就是该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怎样有意思的国家啊。如果说历史的展开经常像戏剧，那么捷克的历史剧在我心中像元宵夜的灯谜。都说捷克人没有热情，我想未必。那表面上热的，有时内心很冷；表面上冷的，会浪漫得一塌糊涂。别的不说，仅我所知的捷克的开国总统、哈维尔尊称“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就是个道德至上的哲学家。据说“要耶稣，不要凯撒”，就是他的精神遗产。
有了这个发现，不会遮掩哈维尔的光芒，而是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确实有很多共同的课题，也有太不一样的故事。作为一个遥远的中国人，在纪念哈维尔时，我确实难免“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表叔，但愿不唐突您。
先说一个问题，哈维尔是谁？
在一般人来看，有两个哈维尔，或者说他有两重身份：一为著名的异议人士、良心犯、“前总统”；二为诗人、剧作家和善思的写作者。相对于前者的传奇性而言，后者更多普通人的色彩。我以为后者，才是哈维尔的底色。当然两重身份，在他是结合起来的。
哈维尔自己，当然意识到自我的丰富或暧昧。他曾感叹，“基本上是一个社交型的人，而写作是一件最孤独的事”。大致说来，两样东西他处理得很好。他的被世界所接受，也与它关系密切。基本来说，他的“道德文章”相互给力，行为为话语加注释，更让它获得了生命。可哈维尔不可能没话语。如果没有话语，世界知道他是谁？
面对哈维尔的“成功”，我们只好感慨：“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未有真知而不行者也”。是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为什么那么说？是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原谅他们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问题变成了：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或者彼拉多的难题：“真理是什么？”
我觉得说远了。哈维尔其实也曾在内心的十字路口徘徊。他说自己不够自信，这样的人哪来的“英雄主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特质都发源于我本性中的缺乏自信，发源于我一直对我是否被周围的人所接受没有把握。”那怎么有后来？他坦白是：我并未做出“牺牲”，也不是玩世不恭，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特定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自己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样做，力争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日常的决定，是一种“存在的实践”。因为正如一个人每天都有不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都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
一种“存在的实践”，并非天降大任于斯人。
而且生怕人会误会，他反复解释过，“不想做一个专职的殉道者，我走到这一步，不论是从形势的发展，从我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还是从我的个人气质看，都是再自然不过了。简而言之，我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什么叫“非如此不可”呢？有另外一个说法：“我甚至想说，我掉入了情网，虽然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网。”
———或许你会说，对于世界的有情态度，对一个诗人来说只是本分。可我要问，为什么哈维尔是诗人？其实，诗人不诗人不打紧。哪怕普通人也要审美。未必普通人内心，就不需要有爱。
如果你有爱的体验，如果你在爱中，当然“非如此不可”。
所以，哈维尔其实跟我们一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跟哈维尔也一样，都要面临存在的难题。未必所有的人，都像哈姆雷特那般提问。可活着对任何人，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我说的“活着”，肯定跟中国语境中单一的限定不同。不光肉身，还有精神，或者灵性。
生命不是侥幸的事，总是需要发问、交卷。或许有极少的人能有特权，就像驻外大使能够获得某些“豁免”。可对一般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连想象起来都难。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像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征战。当然你可以回避“征战”等词，说自己每天不是冲锋陷阵的。也不妨用“存在与虚无”之类时尚话语，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 ———顺带讲，哈维尔很多时候，就是那样干的。
所有的人，都在并非自己选定的语境或氛围中活动。但是我想，只有比较少的人才能冲破迷雾，找到自己的生命话语。只有较少的人才能真正活着，抗拒标准化、虚无化的氛围，为生命开路。
———慢着！当我这样讲，似乎看到哈维尔皱起眉头对我。就算话没说错，某些人群动不动就出现的伪精英，是他要避免的。
事实上，哈维尔只是普通人。真正的人，不是先知。
不知是否有人想当然？我想强调说，哈维尔不是“哲学王”。那是他最痛恨的。有梦想不等于乌托邦。善思者也不是哲学王。哪怕这个人，凑巧当过总统什么的，———我有点欣赏，“客串”一词。
上面就是我对哈维尔的理解。或者说，自己对这位伟大人物的认同。因此，假如有人问：“如果没有人鼓掌，是否还勇敢登场？”想来在哈维尔，那是不成问题的。他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
现在来说，瓦茨拉夫·哈维尔跟我的关系。
如果他只是“前总统”，我想说跟自己没关系。中国有句老实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总统生涯与我何干？当然我关心“转型”的问题。纵然如此，“前总统”跟我还是没关系。至于他当政13年，国内支持率如何变高变低，更是有心人士才感兴趣的。
如他只是写作者，跟我的关系也不会深。据说他起初写诗，由于对“当众脱衣”的畏惧，转向了写戏剧。戏剧相对来说，社会化比较高。对于这位“总是怯场”的人，表面上看是“迎着困难上”（我们这边的词，怎么全豪言壮语？），或许算急中生智吧。好像吹着口哨走夜路，又好像人太羞怯了，藏身人群中反而有安全感？……且打住吧，都成乱说了。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机会找到他的诗歌、戏剧来读。
剩下的关系，就是善思者或公民哈维尔与我的关系了。像我这样万万千千的中国草民，能够读到《哈维尔文集》，实在是拜时代之赐。
我不想自作多情地谈论“哈维尔与我”。在潜水者比发言者多的万千读者中，我这个打酱油的算什么。可问题是，更不能代表一个“我们”发言，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就只能勉为其难地谈。尚请表叔原谅，你自己也说起，“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作为普通人，只好带着普通人的傲慢与偏见，说哈维尔就是为我辈写的。无权势者有甚历史，我们普通人没故事。作为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和螺丝钉，老实说，我从肉身到灵魂都被征用了。是无偿征用，既然是主人么。像“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假如这些所指的，不是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而是别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我也太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嗯，未免太那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了。
作为普通人能说什么，要说就说自知之明。———不，不是清醒。老实说不必要清醒。如果没了梦想及苟欢，谁好意思继续作普通人。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好像比那些人上人累。不是打悲情牌，是经验的事实。别人很轻松应付的，像我就很难过去；有道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耳朵都听起茧了的“好日子”，至今不愿平均到我头上。
活着问题很具体，不能不全力以赴。于是看到类似的话，就觉得是针对自己讲的：“一般的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提到的精神病像我全有。
哈维尔还说：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读到这里，我觉得内心针扎一样。看到自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虽然我也很无奈，虽然我也没法子，但我干工作也尚称积极。从小到大那宝贵的上进心一直没有失去。很多时候感到时代列车跑得快，气喘吁吁跟不上，可也不想退出场外、放弃游戏。什么“放下即实地”，我做不到。但是遭遇多了，感受深了，有些道道要琢磨。于是看到这样的话，就照单接收———“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是啊，真的很失败。感受到失败是我的病。哈维尔的文字像精神分析、又像病情诊断。我觉得他不像那些谋财害命的“专家”，更不像那些把“黄金世界”许诺给我、他们自个儿却“痛并快乐”的人。哈维尔的文字不仅让我疼，让我觉得自个儿尚未不朽，也帮助我看清了一切是多么荒诞。荒诞戏不荒诞，遮掩荒诞才荒诞。什么是温水煮青蛙，一种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看到所谓死亡、所谓熵，就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自己被病毒攻陷和征用，反过来心甘情愿、传播它推动它。真是致命啊。我突然想要喊救命了。
“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哈维尔有两重身份。而我们中国普通人，容易看其中一重身份。如果说两样都接受的话，也难免是看在一样份上，接受另一样。一部中国历史，虽然“政统”与“道统”说法很多，稍懂事一点的人都明白，“国情”是什么，以及“血酬定律”“潜规则”为何。少说什么“道尊于势”，真相是“治教无二，官师合一”。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如用老的现成话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一代代的人都想反抗，有时想要树立“道尊于势”的权威。总的情势让人沮丧。在别的层面上，人们也做类似的努力，譬如在所谓“知识分子”那里，强调“尊德行”与“道问学”并举，———或用顾炎武的话讲，强调“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情况是让人沮丧的。一直没有“道”对于“政”的独立，一直没有奥古斯丁“两个城”的思想。说什么“神权”啊，只见真实不虚的皇权自我加冕。易言之，只有一个真实的恺撒。对于这种结构性现象，高尔泰先生称之为宝座崇拜。他说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陈迹飘零读故宫》）
我们太懂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所以谈论哈维尔时，我把他当成表叔而不是前总统。有些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认识清楚，能剥离时就剥离，该澄清时就澄清。我想作为人，对一个“哲学王”或“诗人总统”的故事，容易发生兴趣。古今中外的我等，都容易陷入一种试探。消费这样的故事，同时为它所辖制。我想作为中国人，对与权力有关的一切有更浓厚的兴趣。可如果不是足够清醒，不是抓住问题主干的话，谈论哈维尔时，究竟谁在谈论、又在谈论谁？
为了让哈维尔还是哈维尔，我只好说表叔不是总统。否则，只有花费更大的力气，解释面包不是馒头、总统不是主席等。
宝座崇拜是一种崇拜。哈维尔不需要崇拜。
为了说明这点，容我讲讲哈维尔的一则故事。那是崔卫平先生分析过的、围绕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争论。
哈维尔在总统任上的1993年4月，他在一篇题为《后××主义恶梦》的演讲中，讲述了一段过去的故事：曾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对此分析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针对他的善意解释，经历相似的布罗茨基发表公开信，大泼冷水反驳他。
布罗茨基反对“不便”之说，提出在担心可能的迫害外，更有几种可能的情形：人们不认可他、压根儿瞧不起；或觉得自己算什么哟：“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因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不是什么便不便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人心之粗俗”。相对来说，把事情归结为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本源，可以提供道德慰藉，实际上是认识上的简单化和自我美化。事实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远不是以一个什么主义就能勾销的。“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者抵制它的人，几乎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我当然认为布罗茨基是对的，他看问题很深。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尔的解释：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于民主、自由的感知因而有所区别，等等。崔卫平据此分析：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于周围世界、周围的人们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于人性的估计更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她从两个人的争论，透视出“某种真正的分歧”。说到这里，问题是谈深了，不过对我的话题有点偏离。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两人侧重点不同，我肯定站在布罗茨基一边。同为受苦受难的人，同为喜欢思考的人，在“充满屎尿的”俄罗斯水泥牢房里，跟在布拉格文明的牢房里，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我想说的是，真实的哈维尔会犯错误，他不需要崇拜。而且，真实的哈维尔到中国来，会面临特殊的困难。如果他是前总统，有人会追星一般、买椟还珠。如果他没有那些，我想毕竟跟他在捷克不同。某种“精神资源”或者“后援力量”，在这里是欠缺的。也不是没有，算不上多。更不要请出孔子、孟子来“对话”，众所周知他们早死了。现在活着的，永远不会说出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哈维尔肯定会犯错的，远房表叔怎么会不犯错？他自己承认：“我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但他确实让我们受惠良多。一是他的一系列思想，说起来卑之无甚高论，做起来实难。二是这位真实的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关心，让人感到有个“人类大家庭”存在。这世界熙熙攘攘、忙名忙利，不是一家人，谁会在乎你？不是有情人，谁会关心你？居然有表叔这样的仁爱者，肯在寒冷中惦念你，在隔绝中伸出手来。内心的感激，怎么能传达万一？就用几句用了无数遍的话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落地的麦子不死。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
可这个事实，不妨碍我走近他、阅读他，甚至想象他、感受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更像是自己家里住得很远的父辈，一位可敬而更可亲的远房表叔。
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这种限定或者恩赐，我们只有面对。或者，学鸵鸟是另一种选择。
毫无疑问，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许多厌倦了生命被征用、想要唱出自己的歌、编织自己人生故事的人，许多勇敢的或算不上勇敢、却是敏感的或者钟情的人，内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人生导师。可我更愿意，把他还原成普通人。像他自己说过的，“我是个捷克土包子，我将继续是”。
对他的这一印象，来自对他的阅读。他在自己的《狱中书》里，一再承认自己的木讷、自己的怯场、自己的动不动就发窘。他说自己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是个过于反恭自省的“死脑筋”。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跟普通人的你我一样。此外，这种印象也来自见过他的友人北明所寄来的相当细致的、近距离观察文字。
我观察，哈维尔基本不是个场面上的人物。那天乔治城大学演讲，从礼堂最后方的记者席远远望去，哈维尔竟是个小个子……哈维尔不是想象中那般潇洒。他人在台上不仅说话很慢，时而结巴，而且讲话时用手势帮忙。这说明他下意识地想弥补词语表达的不足。轮到开口时他身体前倾，离开靠背，双肘撑着上身重心，支在膝盖上比画，在自己思想的树林中寻觅表达的语汇，紧张而专心；说完立即靠回椅背，两腿摞起来，显得格外轻松。……“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话语表达能力跟许多厚道、甚而迟钝的男人一样，不那么好。哈维尔说话时，表情专注却不丰富，语调平缓几乎无变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仁者而不是智者。用传统的比喻，他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北明由此发感慨：遍览西方诸国元首政要，潇洒机敏或沉稳坚定、含蓄深沉或圆滑阴沉，没有一个是这种风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怀韬略，个个腹引机谋的中国，无论极权体制下还是民主争斗中，恐怕不用三两个回合，就把这种庄稼人排除在外了。”
细想想，也确实是。或许也就是捷克，或者说，也就是该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这是一个怎样有意思的国家啊。如果说历史的展开经常像戏剧，那么捷克的历史剧在我心中像元宵夜的灯谜。都说捷克人没有热情，我想未必。那表面上热的，有时内心很冷；表面上冷的，会浪漫得一塌糊涂。别的不说，仅我所知的捷克的开国总统、哈维尔尊称“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就是个道德至上的哲学家。据说“要耶稣，不要凯撒”，就是他的精神遗产。
有了这个发现，不会遮掩哈维尔的光芒，而是觉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确实有很多共同的课题，也有太不一样的故事。作为一个遥远的中国人，在纪念哈维尔时，我确实难免“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表叔，但愿不唐突您。
先说一个问题，哈维尔是谁？
在一般人来看，有两个哈维尔，或者说他有两重身份：一为著名的异议人士、良心犯、“前总统”；二为诗人、剧作家和善思的写作者。相对于前者的传奇性而言，后者更多普通人的色彩。我以为后者，才是哈维尔的底色。当然两重身份，在他是结合起来的。
哈维尔自己，当然意识到自我的丰富或暧昧。他曾感叹，“基本上是一个社交型的人，而写作是一件最孤独的事”。大致说来，两样东西他处理得很好。他的被世界所接受，也与它关系密切。基本来说，他的“道德文章”相互给力，行为为话语加注释，更让它获得了生命。可哈维尔不可能没话语。如果没有话语，世界知道他是谁？
面对哈维尔的“成功”，我们只好感慨：“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未有真知而不行者也”。是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为什么那么说？是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原谅他们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问题变成了：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或者彼拉多的难题：“真理是什么？”
我觉得说远了。哈维尔其实也曾在内心的十字路口徘徊。他说自己不够自信，这样的人哪来的“英雄主义”？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特质都发源于我本性中的缺乏自信，发源于我一直对我是否被周围的人所接受没有把握。”那怎么有后来？他坦白是：我并未做出“牺牲”，也不是玩世不恭，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特定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自己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样做，力争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日常的决定，是一种“存在的实践”。因为正如一个人每天都有不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都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
一种“存在的实践”，并非天降大任于斯人。
而且生怕人会误会，他反复解释过，“不想做一个专职的殉道者，我走到这一步，不论是从形势的发展，从我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还是从我的个人气质看，都是再自然不过了。简而言之，我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什么叫“非如此不可”呢？有另外一个说法：“我甚至想说，我掉入了情网，虽然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网。”
———或许你会说，对于世界的有情态度，对一个诗人来说只是本分。可我要问，为什么哈维尔是诗人？其实，诗人不诗人不打紧。哪怕普通人也要审美。未必普通人内心，就不需要有爱。
如果你有爱的体验，如果你在爱中，当然“非如此不可”。
所以，哈维尔其实跟我们一样。或者说，我们普通人跟哈维尔也一样，都要面临存在的难题。未必所有的人，都像哈姆雷特那般提问。可活着对任何人，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我说的“活着”，肯定跟中国语境中单一的限定不同。不光肉身，还有精神，或者灵性。
生命不是侥幸的事，总是需要发问、交卷。或许有极少的人能有特权，就像驻外大使能够获得某些“豁免”。可对一般人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连想象起来都难。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像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征战。当然你可以回避“征战”等词，说自己每天不是冲锋陷阵的。也不妨用“存在与虚无”之类时尚话语，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 ———顺带讲，哈维尔很多时候，就是那样干的。
所有的人，都在并非自己选定的语境或氛围中活动。但是我想，只有比较少的人才能冲破迷雾，找到自己的生命话语。只有较少的人才能真正活着，抗拒标准化、虚无化的氛围，为生命开路。
———慢着！当我这样讲，似乎看到哈维尔皱起眉头对我。就算话没说错，某些人群动不动就出现的伪精英，是他要避免的。
事实上，哈维尔只是普通人。真正的人，不是先知。
不知是否有人想当然？我想强调说，哈维尔不是“哲学王”。那是他最痛恨的。有梦想不等于乌托邦。善思者也不是哲学王。哪怕这个人，凑巧当过总统什么的，———我有点欣赏，“客串”一词。
上面就是我对哈维尔的理解。或者说，自己对这位伟大人物的认同。因此，假如有人问：“如果没有人鼓掌，是否还勇敢登场？”想来在哈维尔，那是不成问题的。他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我们干事情，不是因为确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看到成功的可能，而仅仅因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应去做”。
现在来说，瓦茨拉夫·哈维尔跟我的关系。
如果他只是“前总统”，我想说跟自己没关系。中国有句老实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总统生涯与我何干？当然我关心“转型”的问题。纵然如此，“前总统”跟我还是没关系。至于他当政13年，国内支持率如何变高变低，更是有心人士才感兴趣的。
如他只是写作者，跟我的关系也不会深。据说他起初写诗，由于对“当众脱衣”的畏惧，转向了写戏剧。戏剧相对来说，社会化比较高。对于这位“总是怯场”的人，表面上看是“迎着困难上”（我们这边的词，怎么全豪言壮语？），或许算急中生智吧。好像吹着口哨走夜路，又好像人太羞怯了，藏身人群中反而有安全感？……且打住吧，都成乱说了。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机会找到他的诗歌、戏剧来读。
剩下的关系，就是善思者或公民哈维尔与我的关系了。像我这样万万千千的中国草民，能够读到《哈维尔文集》，实在是拜时代之赐。
我不想自作多情地谈论“哈维尔与我”。在潜水者比发言者多的万千读者中，我这个打酱油的算什么。可问题是，更不能代表一个“我们”发言，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就只能勉为其难地谈。尚请表叔原谅，你自己也说起，“事情开始变得棘手和难以对付”。
作为普通人，只好带着普通人的傲慢与偏见，说哈维尔就是为我辈写的。无权势者有甚历史，我们普通人没故事。作为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和螺丝钉，老实说，我从肉身到灵魂都被征用了。是无偿征用，既然是主人么。像“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生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假如这些所指的，不是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而是别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我也太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嗯，未免太那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了。
作为普通人能说什么，要说就说自知之明。———不，不是清醒。老实说不必要清醒。如果没了梦想及苟欢，谁好意思继续作普通人。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好像比那些人上人累。不是打悲情牌，是经验的事实。别人很轻松应付的，像我就很难过去；有道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耳朵都听起茧了的“好日子”，至今不愿平均到我头上。
活着问题很具体，不能不全力以赴。于是看到类似的话，就觉得是针对自己讲的：“一般的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提到的精神病像我全有。
哈维尔还说：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读到这里，我觉得内心针扎一样。看到自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事”。虽然我也很无奈，虽然我也没法子，但我干工作也尚称积极。从小到大那宝贵的上进心一直没有失去。很多时候感到时代列车跑得快，气喘吁吁跟不上，可也不想退出场外、放弃游戏。什么“放下即实地”，我做不到。但是遭遇多了，感受深了，有些道道要琢磨。于是看到这样的话，就照单接收———“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是啊，真的很失败。感受到失败是我的病。哈维尔的文字像精神分析、又像病情诊断。我觉得他不像那些谋财害命的“专家”，更不像那些把“黄金世界”许诺给我、他们自个儿却“痛并快乐”的人。哈维尔的文字不仅让我疼，让我觉得自个儿尚未不朽，也帮助我看清了一切是多么荒诞。荒诞戏不荒诞，遮掩荒诞才荒诞。什么是温水煮青蛙，一种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看到所谓死亡、所谓熵，就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自己被病毒攻陷和征用，反过来心甘情愿、传播它推动它。真是致命啊。我突然想要喊救命了。
“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哈维尔有两重身份。而我们中国普通人，容易看其中一重身份。如果说两样都接受的话，也难免是看在一样份上，接受另一样。一部中国历史，虽然“政统”与“道统”说法很多，稍懂事一点的人都明白，“国情”是什么，以及“血酬定律”“潜规则”为何。少说什么“道尊于势”，真相是“治教无二，官师合一”。 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如用老的现成话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然一代代的人都想反抗，有时想要树立“道尊于势”的权威。总的情势让人沮丧。在别的层面上，人们也做类似的努力，譬如在所谓“知识分子”那里，强调“尊德行”与“道问学”并举，———或用顾炎武的话讲，强调“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情况是让人沮丧的。一直没有“道”对于“政”的独立，一直没有奥古斯丁“两个城”的思想。说什么“神权”啊，只见真实不虚的皇权自我加冕。易言之，只有一个真实的恺撒。对于这种结构性现象，高尔泰先生称之为宝座崇拜。他说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陈迹飘零读故宫》）
我们太懂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所以谈论哈维尔时，我把他当成表叔而不是前总统。有些东西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认识清楚，能剥离时就剥离，该澄清时就澄清。我想作为人，对一个“哲学王”或“诗人总统”的故事，容易发生兴趣。古今中外的我等，都容易陷入一种试探。消费这样的故事，同时为它所辖制。我想作为中国人，对与权力有关的一切有更浓厚的兴趣。可如果不是足够清醒，不是抓住问题主干的话，谈论哈维尔时，究竟谁在谈论、又在谈论谁？
为了让哈维尔还是哈维尔，我只好说表叔不是总统。否则，只有花费更大的力气，解释面包不是馒头、总统不是主席等。
宝座崇拜是一种崇拜。哈维尔不需要崇拜。
为了说明这点，容我讲讲哈维尔的一则故事。那是崔卫平先生分析过的、围绕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争论。
哈维尔在总统任上的1993年4月，他在一篇题为《后××主义恶梦》的演讲中，讲述了一段过去的故事：曾有一段时间，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碰到他时，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他对此分析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便，对不便最好的办法是躲开。”针对他的善意解释，经历相似的布罗茨基发表公开信，大泼冷水反驳他。
布罗茨基反对“不便”之说，提出在担心可能的迫害外，更有几种可能的情形：人们不认可他、压根儿瞧不起；或觉得自己算什么哟：“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因此，“一个刚刚从牢里释放出来的人，不会对有人回避他感到吃惊，也不会指望获得全人类的拥抱。”不是什么便不便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人心之粗俗”。相对来说，把事情归结为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本源，可以提供道德慰藉，实际上是认识上的简单化和自我美化。事实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远不是以一个什么主义就能勾销的。“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者抵制它的人，几乎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我当然认为布罗茨基是对的，他看问题很深。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尔的解释：捷克和俄国有着不同的民主传统，从中形成的对于民主、自由的感知因而有所区别，等等。崔卫平据此分析：撇开民族的民主传统区别的问题，哈维尔和布罗茨基至少还表现出这样的差异：前者对于周围世界、周围的人们似乎抱有更多的信任，更加乐观一些；后者则采取更多的怀疑，更加悲观一些。比较起来，哈维尔对人性估计得稍高一些，而布罗茨基对于人性的估计更低一些。当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充满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和作出结论时，比处于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维尔更加阴郁，所得出的结论更加绝望。
她从两个人的争论，透视出“某种真正的分歧”。说到这里，问题是谈深了，不过对我的话题有点偏离。我想说的是，虽然他们两人侧重点不同，我肯定站在布罗茨基一边。同为受苦受难的人，同为喜欢思考的人，在“充满屎尿的”俄罗斯水泥牢房里，跟在布拉格文明的牢房里，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我想说的是，真实的哈维尔会犯错误，他不需要崇拜。而且，真实的哈维尔到中国来，会面临特殊的困难。如果他是前总统，有人会追星一般、买椟还珠。如果他没有那些，我想毕竟跟他在捷克不同。某种“精神资源”或者“后援力量”，在这里是欠缺的。也不是没有，算不上多。更不要请出孔子、孟子来“对话”，众所周知他们早死了。现在活着的，永远不会说出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哈维尔肯定会犯错的，远房表叔怎么会不犯错？他自己承认：“我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我的错误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缺陷———比如缺少洞察、关注和教育———但不是意识形态的迷误或狂热。”———但他确实让我们受惠良多。一是他的一系列思想，说起来卑之无甚高论，做起来实难。二是这位真实的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关心，让人感到有个“人类大家庭”存在。这世界熙熙攘攘、忙名忙利，不是一家人，谁会在乎你？不是有情人，谁会关心你？居然有表叔这样的仁爱者，肯在寒冷中惦念你，在隔绝中伸出手来。内心的感激，怎么能传达万一？就用几句用了无数遍的话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落地的麦子不死。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