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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实施已久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决定》指出，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社会议论多年的“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实施。
生育政策 因时而变
光明网2013年11月17日的题为《计划生育40年回顾》的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鼓励，也曾出台过一些禁止节育、堕胎的规定。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总人口达8.3亿。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农村群众可以生二胎。
1988年3月，中央指出，“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
自2002年开始，湖北、甘肃、内蒙古实行“双独二胎”政策。到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实行了“双独二胎”政策。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凤凰网2013年11月26日的题为《“单独二胎”政策：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文章提到，2013年11月1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单独二胎”政策将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实际上，“单独二胎”的概念并不准确，人口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单独二孩”，意思是第一胎是双胞胎、多胞胎不在政策范围之内。“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新京报》2013年11月28日发表的题为《舟山破冰“单独二胎”政策》的文章称，“符合双方或一方为舟山户籍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双方合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要求再生育的，经批准，可再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19日，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率先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舟山也成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单独二胎”政策后，率先实施“单独二胎”的地区。
“单独两孩” 解禁之因
中经网2013年12月6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正式解禁》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实行这一政策不作调整，也对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的确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提高了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具有高储蓄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建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这个政策实施30多年后，却在朝反面转化，原来是利多弊少，现在已非常明显是弊多利少。”王建铆指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一系列后果，从短期看，不仅导致消费不足，而且从长期看是透支未来的政策，如导致不可持续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失衡，“中国目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费应该占更高比例。如果不调整政策，中国必然未富先老，还可能未富先衰，经济的高增长率就没办法持续下去。”
《京华时报》2013年11月19日发表的题为《生育政策科学化就是对民族负责》的文章指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有很多学者更是给出了调整的最佳时机，就是2012年。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越大。事实上，就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越往后减少得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
《陕西日报》2013年11月25日的文章《“单独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性调整》称，对单独二胎进行调整，具有战略性意义。 首先对基本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情感获得了满足，不失为一种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政策昭示了公平，在计划生育对权贵者有时失去约束的情况下，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无疑让他们获得了更为公平的保障。
其次是对整个人口政策调整起着前哨站的作用。单独二胎的放开，也可以作为检验生育愿望，试探入口增长情况的前哨站，如果公众的生育愿望不强，像有的试点地方那样，即便全面放开也不会导致增长的话，那么就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的放开，最终实现生育自由的格局。
再次，离婚率的居高不下、男女比例的失衡、养育成本的增长、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可能影响到实际的生育情况。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与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和放开移民等政策，都说明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切合有利的节点。现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啻为未雨绸缪之举。
最后，放开二胎将使失独家庭的概率变得更小，既顾及了亲情伦理，又纾解了社会隐忧。事实上，无论从个人权利、社会福祉还是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单独二胎启动都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利在当代，功在长远，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
解禁之策 意义深远
新华网2013年11月18日的文章《“单独二胎”启动后每年或多生100万人》指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广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丽萍等研究人员，对“单独二胎”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一、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
光明网2013年11月21日的题为《有多少“单独”家庭选择生育二胎》的文章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牵头组织的一项样本数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中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此前上海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常州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显示，2011年符合条件的已经生育一胎的妈妈明确表示愿意再生一个的，只有26.9%。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说，生二胎的意愿除了城乡之间有差别外，还与思想观念、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有关。
影响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则是生育成本。上海白领周小姐的女儿不到3岁，虽然符合“单独”生二胎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她望而生畏。“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是300元一次，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一年的奶粉钱差不多需要1万元；孩子上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兴趣班的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中新网2013年11月29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放开将拉动上万亿元消费》提到，据相关部门统计，“单独二胎”放开后出生的新生儿在2015～2019年将拉动上万亿元的市场消费。奶粉市场有望年扩容70亿元。婴童玩具市场将增长10%。中高端童装品牌也将迎来利好。“单独二胎”的开放还将刺激现代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每个孩子预计花费超过30万元的教育费用。从政策影响的先后时间来看，首先是母婴医药，其次是奶粉、尿不湿等初生婴儿用品相关产业，再次是儿童服饰、家具、童车、玩具，最后是动漫、钢琴、文具等文化教育相关产业。
链接：国外生育政策一览
中工网2013年11月22日发表的题为《各国生育政策一览》的文章列举了一些亚洲国家的生育政策：
韩国：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至20世纪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日本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及有力的公共保健政策所致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出生率就已降至40年代末的一半。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而实施奖励生育的措施，以应对快速的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问题。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8月26日的题为《国外生育政策》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
美国：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人口政策，但各州都有自己的政策。美国现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实际上旨在使人口增长受到一定控制，最终使美国人口达到静止目标。
德国：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政府首先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政府在2010年前就建立了23万个托儿所，并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俄罗斯：俄罗斯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俄政府还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至1000卢布。责编/玉坤
生育政策 因时而变
光明网2013年11月17日的题为《计划生育40年回顾》的文章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鼓励，也曾出台过一些禁止节育、堕胎的规定。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极大改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总人口达8.3亿。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的“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晚、稀、少”（“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农村群众可以生二胎。
1988年3月，中央指出，“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
自2002年开始，湖北、甘肃、内蒙古实行“双独二胎”政策。到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实行了“双独二胎”政策。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凤凰网2013年11月26日的题为《“单独二胎”政策：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的文章提到，2013年11月1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单独二胎”政策将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时间。但各地启动实施的时间不宜间隔得太长。
实际上，“单独二胎”的概念并不准确，人口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单独二孩”，意思是第一胎是双胞胎、多胞胎不在政策范围之内。“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新京报》2013年11月28日发表的题为《舟山破冰“单独二胎”政策》的文章称，“符合双方或一方为舟山户籍且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双方合计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要求再生育的，经批准，可再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19日，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率先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舟山也成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单独二胎”政策后，率先实施“单独二胎”的地区。
“单独两孩” 解禁之因
中经网2013年12月6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正式解禁》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实行这一政策不作调整，也对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的确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因为它提高了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具有高储蓄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王建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这个政策实施30多年后，却在朝反面转化，原来是利多弊少，现在已非常明显是弊多利少。”王建铆指出，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一系列后果，从短期看，不仅导致消费不足，而且从长期看是透支未来的政策，如导致不可持续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失衡，“中国目前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费应该占更高比例。如果不调整政策，中国必然未富先老，还可能未富先衰，经济的高增长率就没办法持续下去。”
《京华时报》2013年11月19日发表的题为《生育政策科学化就是对民族负责》的文章指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与必要性，近年来坊间已经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开信中即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水平；如果还不调整，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有很多学者更是给出了调整的最佳时机，就是2012年。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越大。事实上，就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越往后减少得越多。相对应的则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显然，这是未来中国的一个超级难题。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
《陕西日报》2013年11月25日的文章《“单独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性调整》称，对单独二胎进行调整，具有战略性意义。 首先对基本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情感获得了满足，不失为一种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政策昭示了公平，在计划生育对权贵者有时失去约束的情况下，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无疑让他们获得了更为公平的保障。
其次是对整个人口政策调整起着前哨站的作用。单独二胎的放开，也可以作为检验生育愿望，试探入口增长情况的前哨站，如果公众的生育愿望不强，像有的试点地方那样，即便全面放开也不会导致增长的话，那么就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的放开，最终实现生育自由的格局。
再次，离婚率的居高不下、男女比例的失衡、养育成本的增长、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可能影响到实际的生育情况。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与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而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和放开移民等政策，都说明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切合有利的节点。现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啻为未雨绸缪之举。
最后，放开二胎将使失独家庭的概率变得更小，既顾及了亲情伦理，又纾解了社会隐忧。事实上，无论从个人权利、社会福祉还是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单独二胎启动都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国家长远发展，利在当代，功在长远，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
解禁之策 意义深远
新华网2013年11月18日的文章《“单独二胎”启动后每年或多生100万人》指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王广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丽萍等研究人员，对“单独二胎”方案进行过测算，得出的结论是：一、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左右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因此，以估计值的均值计算，如果只放开“单独二胎”，则中国人口最高值比不放开此项政策多出约900万人，增幅仅为0.65%。
光明网2013年11月21日的题为《有多少“单独”家庭选择生育二胎》的文章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牵头组织的一项样本数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中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此前上海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常州市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显示，2011年符合条件的已经生育一胎的妈妈明确表示愿意再生一个的，只有26.9%。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说，生二胎的意愿除了城乡之间有差别外，还与思想观念、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有关。
影响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则是生育成本。上海白领周小姐的女儿不到3岁，虽然符合“单独”生二胎的条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让她望而生畏。“花钱从怀孕就开始了，每次产检若想少排队，挂个特需号就是300元一次，产检加上生产住院的费用，接近2万元；请月嫂一个月8000元；一年的奶粉钱差不多需要1万元；孩子上幼托班，一个月至少2000元；未来兴趣班的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笔……”
中新网2013年11月29日的文章《“单独二胎”放开将拉动上万亿元消费》提到，据相关部门统计，“单独二胎”放开后出生的新生儿在2015～2019年将拉动上万亿元的市场消费。奶粉市场有望年扩容70亿元。婴童玩具市场将增长10%。中高端童装品牌也将迎来利好。“单独二胎”的开放还将刺激现代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每个孩子预计花费超过30万元的教育费用。从政策影响的先后时间来看，首先是母婴医药，其次是奶粉、尿不湿等初生婴儿用品相关产业，再次是儿童服饰、家具、童车、玩具，最后是动漫、钢琴、文具等文化教育相关产业。
链接：国外生育政策一览
中工网2013年11月22日发表的题为《各国生育政策一览》的文章列举了一些亚洲国家的生育政策：
韩国：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至20世纪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印度：印度是第一个将人口控制作为国家计划主要内容的发展中国家。到了上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开始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断。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该项人口政策并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颁布了《国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点是转变生育观、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限制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的国家。日本国会在1948年通过了《优生保护法》，以应对战后婴儿激增及有力的公共保健政策所致死亡率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至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的出生率就已降至40年代末的一半。但是，近年来，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持续多年的人口政策，转而实施奖励生育的措施，以应对快速的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问题。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3年8月26日的题为《国外生育政策》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
美国：美国没有直接干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的全国性人口政策，但各州都有自己的政策。美国现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实际上旨在使人口增长受到一定控制，最终使美国人口达到静止目标。
德国：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政府首先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政府在2010年前就建立了23万个托儿所，并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俄罗斯：俄罗斯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实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认为是解决人口危机的关键。俄政府还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至1000卢布。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