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变得安静了。站在高楼的阳台上眺望远处,是影影绰绰的中心城区的高楼群,错落有致,灯光点点,还有斑斓的霓虹灯闪烁。俯视马路,依然有不少车辆在来往飞驰,一辆辆小汽车的尾灯甩下了一条条红色的光柱。记忆中的满天繁星已经看不到了,儿时数星星的乐趣也已不复存在,广袤的天空少了让人遐想的神秘;记忆中的那种暖暖的、柔柔的邻里情谊,也似乎被居室外的那扇门给挡住了。从开着空调的室内传出电视机里播放的声音,也许是哪部电视剧正演到紧要关头,只听到声嘶力竭的一声喊叫,心就揪了一下。不知为何,忽然就涌出了一种淡淡的寂寞,浓浓的思念。搬离老弄堂已有好些年了,因为新居离原来居住的地方仅一区之隔,所以还是会常常路过那里。车经过时,总会深情地望上一眼。不管它的外貌发生了多少变化,我心中的老弄堂都始终亲切而温馨。
　　
　　老弄堂称百乐新邨,位于静安寺附近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交叉口上,属新式里弄,有五条依次排列的短弄堂组成,我们住的那一条弄堂里连着五栋楼,“文化大革命”前住着五户人家,都是三层半的独门独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我咿呀学语时就住进了那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房子的外墙是米色的,各家钢窗的玻璃一般都擦得很明亮,弄堂口有两扇大铁门把关,白天开一扇小门,晚上就关上了。可惜,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铁门不见了,被拆下来送去炼钢了。弄堂整洁而安静,管理弄堂的清扫工会在清晨和傍晚很勤快地把弄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每逢居委会组织大扫除,各家也会自觉地派一名代表参与清扫冲洗弄堂的劳动,有的用橡皮水管接水冲洗,有的负责疏通阴沟下水道,每次都干得热火朝天,绝不马虎。
　　弄堂里各家邻里之间的交往不算多,但进进出出遇见时,彼此都会友善地打个招呼,有时也会站住问候几句,说上一会儿话。平日里,哪家做饭烧菜起油锅时,忽然发现油盐酱醋没了,一时又来不及出去买,就会到邻居家去要一点应应急;过春节了,孩子们随父母到邻居家去拜个年,聊聊天也是常事;而平时各家之间倒是很少串门的,即使是孩子之间也一样。五六十年代,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基本都在上小学或念中学,由于各家的孩子年龄十分接近,因此,弄堂便成为我们这伙人碰头玩耍的好地方。虽说家家户户管教孩子都很严,到弄堂里玩耍的时间实在也算不上多,但有时完成回家作业,或是星期天,或是暑假夕阳西下后,我们还是会互相约好一起到弄堂里放松一阵子。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课余培训班,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没有那么诱人的电脑游戏,但弄堂里的闲谈交流、游戏玩乐照样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欢乐时光。女孩子常玩的是跳绳、跳橡皮筋、“造房子”、踢毽子,都是很健身的游戏,大家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男孩子则喜欢下军棋、打扑克,什么司令、军长、师长、工兵、地雷,每盘棋都精心地排兵布阵,然后是小心翼翼地斗智出棋,下棋的俨然是战场上的指挥者,围观的总忍不住要出谋划策;有时,大家也会玩“斗鸡”,用手抱住一条腿,用另一条腿跳来跳去地将别人斗败。弄堂里的游戏经常让我们乐此不疲,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往往要到天色转暗、落日的余辉已被厚重的云层遮掩,大人们在家门口喊我们回家吃饭时,大家才依恋不舍,却又很有些无奈地互道再见各自回家。
　　我们这群孩子的性格不一,爱好有别。有的安静,有的活跃,有的善思索,有的动手能力强。这些人中有少先队的“三道杠”、“两道杠”,显然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但在弄堂里却不一定唱主角;也有多才多艺者,总会几手别人不会或不知道的玩艺儿,弟弟可以算上一个,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似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还能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有消息灵通人士,从他嘴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不管是真是假是国家大事还是学校趣谈,凡经他嘴里说出,就形象生动、就真像有那么回事,总能引起大家的辩论和笑声。一个共同点是:大家在课余时间里都喜爱阅读各式各样的课外读物,有时凑到一起,不知不觉中就会将话题转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中去。有一阵子,大家似乎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浓浓,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滸传》、《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炫耀各自阅读水平的一杆尺子,至于究竟看懂了多少,理解了多少,自另当别论了。我们尤其喜欢玩互相接对口的游戏,比如甲说“及时雨宋江”,乙接“花和尚鲁智深”,丙马上就得报出“黑旋风李逵”等等,自然也常常接成语,连诗词句子,依次轮流接口,直到有谁卡住了,就得出局,算是输了。这类与阅读相关的游戏,既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也满足了大家的求胜欲,是弄堂游戏里的一个保留节目。
　　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弟弟与隔壁邻居家的男孩都迷上了做矿石、晶体管收音机,两人碰到一起就有滋有味地谈论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的两极管、三极管、电阻和喇叭之类的东西。邻居家的男孩手特别巧,总是能做出很好看的机外壳,让弟弟好生羡慕。但弟弟也不甘示弱,省下平时的零用钱,买来有关的书籍兴趣浓浓地钻研,再生式的、来复式的,总想能不断地提高收听质量。我被这样好玩的事情吸引了,也参与到男孩的队伍中去了,居然自己动手也做成了一个。当一个个细小的零部件被我焊接到线路板上,第一次接收到自己做的晶体管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时,那份高兴、那份得意、那份自豪真是发自内心。
　　以后,在弄堂里一起玩、一起长大的伙伴们都陆续到了上初中、升高中的年龄。离家不远的市重点学校市西中学便成了各家家长和孩子们升学考试的一致目标。逢升学考试发榜的日子,邮递员的车铃声就成了敲击大家神经最敏感的声音。弄堂里各家之间有着默默的关注、暗暗的攀比,还有着丝丝的羡慕和失意。家里有孩子考进重点学校的决不张扬,互通消息时,若彼此的孩子都进的是好学校,自然是互相由衷地祝贺一番;但若对方的孩子进的是一般的普通学校,那一定是会十分顾及到对方的情绪,并发自内心地将邻居间的关怀和情谊传递过去,连孩子间也是这样,也许这与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分不开,要谦虚、要礼貌,这是从小就熟记在心的。事实上,考进重点学校的实在也没什么可了不起的,弄堂里在重点学校就读的人有得是。
　　倒是上中学以后,课余见面的时间似乎少了起来,常常好些天也难得在弄堂里聚一聚。也许学校布置的回家作业量在增加;也许家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也许弄堂里的孩子之间本身就在有意无意地暗暗较劲,未考上重点中学的可不想在以后的升学考上再失“面子”。但那时我们的学习肯定没有今天学生的负担重、压力大,也肯定没有那么多的课余作业或者家教辅导,只有功课跟不上课程进度的差生,才需要请课外辅导老师呢。如今独生子女多了,家长对孩子的前途和期望值都大幅提升,往往都把希望和梦想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使他们面临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等等,比我们那时要激烈得多。不过,课内课外的学习负担过重,是否会从一个侧面限制住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的空间拓展呢?是否会剥夺掉孩子应享有的生活乐趣和个性爱好的张扬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背景和生活形态,反映在教育上,由于理想追求、学习内容、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种种不同,自然也会面对不同的矛盾,引出不同的思考,产生不同的体验的。
　　
　　1966年初夏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了十年的浩劫,也彻底颠覆了我们这条弄堂的平静和秩序。弄堂里居住的各家基本上都是祖上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和知识阶层家庭,运动初期的扫“四旧”,先是使各家伯伯、姆妈的穿着和发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日常可见的布旗袍、烫发、带跟的皮鞋等一概不再露面,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格式化”了,基本是蓝、灰、白的统一服装;常在弄堂里时隐时现的钢琴声也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人心慌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进出弄堂基本都是脚步匆匆,到了家门口人一闪就进去了,似乎是怕招惹麻烦,又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学校里的各派红卫兵异常活跃,可我们弄堂里能当上红卫兵戴上红袖章的实在是屈指可数,毕竟不是“红五类”的子女,想风光也缺少资格。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抄家风刮了起来,只要听见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进弄堂,听见狂热造反的歌曲声和口号声在弄堂里的哪家门口响起,那准是这户人家被抄家了。每逢这时候,其他各家总是将大门紧闭,生怕招惹是非。我相信家长们早已警告过自家的孩子千万别添乱,大家的境遇基本是半斤八两,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了你家。隔壁的邻居家、对面的邻居家都不止一次地遭遇了“革命行动”,我和姐姐、弟弟一边心里恐惧着,一边忍不住地躲在窗帘后面,小心翼翼地从窗口往邻居家窥视几眼。不断传来的喊叫声、打骂声、翻箱倒柜声、摔东西碎裂声,让我们心惊肉跳,手脚冰凉。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之间邻居家就变成了坏人,被戴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们也极其害怕这恐怖的场景会忽然之间降临到我们家来。那一时期,一批又一批来抄家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一车又一车被查抄的家具物资从弄堂里搬运出去。弄堂里有批斗的场面,有贴上墙面和门上的大字报,有烧毁书籍的灰烬,还有一双双充满戒备和惊恐的眼睛。但即使在那样的氛围下,老邻居之间也未曾发生过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事情,只是尽量避免见面打招呼,既不想因所戴的“帽子”影响别人,也不想让彼此之间难堪,以维持住一份起码的自尊。孩子之间有在同校甚至于同班的,自然免不了要碰头,但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也许是因为人性深处的良知和同情,发生在弄堂里的倒霉事情,是不会通过我们的嘴巴传到学校里去的。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回想起当年的那一段段往事,真是恍若隔世,感慨万千。我想,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真理被扭曲、人性遭践踏的年代,存在于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朴素的人情、人性和善良是格外值得珍惜。
　　“文革”还在继续,不用上学的学生们在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和“大串联”以后,面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弄堂里的孩子不少都是“老三届”的,要走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正是我们这些人。当时我们中有积极要求上进的自告奋勇报名去了黑龙江,而更多的则是已当了好一阵子“逍遥派”、对去农村边疆处于迷茫和好奇的伙伴们。事实上,在学校管不了、家长顾不到的那段“逍遥”日子里,弄堂里的伙伴们已习惯了不去学校上课的放任状态,大家不知从哪儿总能找到、借到一些被划入“封、资、修”的文学名著,各家的孩子在私底下都偷偷地互相借阅、传阅着。记得正是在那一时期,我阅读了《牛虻》、《居里夫人》、《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一大批经典作品,知道了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斯汤达等一大批伟大作家。由于是借阅、传阅,这些书在每人手里可逗留的时间都极有限,大家拿到书后都是分秒必争地躲到屋里埋头阅读,我们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为书中的人物动情,从书中发现不同的世界,在书中得到思想的滋润。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尽管在那个年龄大家对作品的理解很可能是一知半解,或者仅仅只是领略了其中一些最肤浅的表层,但正是这些书开启了我们心中的另一扇窗户,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夺目灿烂。
　　随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到来,弥漫在弄堂伙伴们之间的那种求知、散漫的气息很快就无影无踪地飘飞了。我们中有的人要奔赴北大荒边陲,有的人要去皖南山村,有的人将落脚兵团农场,有的人会到农村插队,留在上海的已属个别。弄堂里又响起了敲锣打鼓声,和着贴在门上的大红喜报,真不知是让人喜还是让人忧?轮到我们一个个地离开老弄堂,迈向社会了,前面的路在各人的想象中,却是真真切切地要面对的现实。那一天,望着老弄堂里一栋栋已显得暗淡斑驳的房子外墙,望着说不清何时在对面天井里乱搭建出来的建筑和已出现裂缝凹凸的水泥板地面,忽然之间,我的心就震颤了: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熟悉的弄堂留下了岁月的印痕,现在,要告别这条陪伴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老弄堂了,要告别上海这座城市了。
　　改革开放以后,弄堂里的我们这代人,不少又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返回了上海,其中有些人上了大学,有些人走出了国门。这些年,城市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成片成片的旧区在改造、在开发,成片成片的老房子被推倒、被拆除,许多旧有的痕迹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然后,就有了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就有了绵延穿越城区空间的高架立体桥,就有了令世人瞩目的无数个奇迹和创举。但老弄堂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弄堂第一排的房子因北京西路的拓宽工程而推倒了,我们住的那排房子成了临街的房子。再后来,老弄堂里的几家老邻居都随着城市的大动迁、大建设而先后搬走了,各栋楼的底层也陆续被出租破墙开店,成了厂家的门市部、酒吧、画廊、美容店等等,店面开开关关,招牌经常在更换。到世纪之交时,居住在这条弄堂已整整50年的我家也搬离了。当年弄堂里的老邻居已换了新面孔,当年弄堂里的旧风景也早已消逝,如今曾经熟悉的邻居已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散落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再难轻易见面了。虽说老弄堂已没了过去的人脉,没了过去的韵味,但它确确实实地见证了时代的巨变。
　　一丝夜风吹拂而来,带着些凉意,夜深了,而感怀的思绪依旧绵绵。在分别多年以后,今年春天,弄堂里的我们这辈人经过多方联络,终于有了一次难忘的、欢乐的聚会。尽管白发已爬上了我们的两鬓,但在声声问候、诚诚交谈中,当年老弄堂里的人和事,一一浮现,清晰可辩。今非昔比了,从老弄堂里走出来的这伙人中,有的在国内生活,有的在国外发展,有的成了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科研人员,有的当起了公司总裁、企业经理,还有从事作曲、会计等各种职业的。不管是仍在工作岗位上忙碌,还是已退休过起了悠闲自在的日子,大家的心情、心态都显得舒畅、乐观。在说起当年的老弄堂岁月时,无不怀着浓浓的深情,怀念当年弥漫在老弄堂里的那种和善、和睦与和谐的氛围,怀念当初崇尚知识、健康向上的那份纯真。有人说,近期在经过老弄堂时,发现老房子的外墙已经修缮粉刷一新,淡淡的奶白色墙面覆盖了曾经的衰败,老弄堂的路面也铺上了浅黑色的砖块,显得整洁多了。弄堂前的万航渡路已经拓宽,道路两边的建筑经过规划,或新建、或整修,已使这一路段的面貌焕然一新了。要再去走走的,要再去用心看看的,大家约定。
　　人是有历史和记忆的,弄堂也是有历史和记忆的,它们总是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其中的一段记录;它们也总是与社会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折射点。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这条老弄堂,只是上海许许多多普通老弄堂中的一条,但它同样连接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成为这座城市记忆中的一个细胞,也永远温馨地印在了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