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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是20世纪的重要人物之一。众所周知，陈立夫曾是国民党元老，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弘扬传统文化
陈立夫在国外留学、生活多年，虽然所学为采矿工程专业，但作为国民党高官，陈立夫是少有的学者型官员，“少时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常浸润于中国士传统的潜移默化”，一直勉励自己以采矿的精神和方法，挖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宝藏。
1927年，27岁的陈立夫便出版了自己第一本研究传统文化的哲学论著《唯生论》，后来共出版过20多本文化著作。其中《四书道贯》可谓代表作，取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将儒学经典“四书”重新归纳诠释为有系统的整体。《四书道贯》的构思和写作共花了陈立夫21年时间，可谓半生心血。该书出版后，成为台湾畅销书。
“穷一生之经历，融全部学识之智慧”，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思考、见解。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国魂之所在，反对毁灭传统文化，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19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后得出结论：历史上没有大禹这个人，大禹是条虫。这个石破天惊的说法，当时便引来世人惊诧。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兼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便请顾颉刚考据大禹的生日，顾颉刚回信说某年6月6日为大禹生日。陈立夫便在中国工程师年会上宣布，大禹不再是虫了，因为顾颉刚考据出他生日来了，与会者哄堂大笑。6月6日后来还成为台湾工程师节，以纪念治水的大禹。多年以后，陈立夫回顾此事说：“历史毁了，我们还有什么自信，我们固然不必依赖祖先而靠自己努力，但是以毁灭祖先来换取他人的尊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在担任国民党高官期间，陈立夫组织成立过中正书局，热衷于对青年进行文化演讲，并于1934年5月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自任理事长，主张“文化建设运动者，恢复民族自信力之运动也”。担任教育部部长时，他建议、确立以孔子诞辰为全国教师节，“使孔子与教育界复归联系”。抗战爆发后，陈立夫组织众多大学内迁，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保存了元气，中华学统得以在战时弦歌不辍。1947年5月26日，陈立夫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在《时代》的报道中，特别强调陈立夫是个对西方文化娴熟且不排斥的人，试图把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融合起来，“他愿意引导中国缓慢地实现某些东西，西方可能称之为民主，而陈可能将之称为儒家”。
1949年以后，陈立夫退出政坛也步入晚年，心态淡泊、豁然，更加潜心于传统文化。乃至有学者认为，陈立夫后半生的信仰逐渐从三民主义转向了儒家。陈立夫曾公开写文章说：“儒家文化是救世良药。”他以此为己任，“20世纪60年代末应召返台定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彰显文化的伦理、民主、科学三大内涵”——1969年返台后的陈立夫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组织出版《孔孟月刊》《孔孟学报》等，召开孔孟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伦理学》课程，被誉为“儒家文化的推手”。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陈立夫不仅在台湾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还主张“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为两岸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幕后首次召开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上，陈立夫领衔34位中央评议委员，向国民党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主张“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这份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的提案虽然落选，但在海内外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也赢得两岸人士的尊敬。台湾《新新闻》杂志评价：“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文化教材的89岁……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同时，大陆《人民日报》则发表社论，称“陈立夫等三十四位老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陈立夫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邓小平请他去谈谈“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问题”，他一定去。
随后，陈立夫提出“三通未通，文化先通”，继续致力于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台独”，被推举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1989年，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收到了陈立夫委托台湾孔学代表团提交的论文《儒家教育思想与我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1994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2000年6月16日，百岁老人陈立夫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又一次提交了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提案，主张加强国共合作，联手打击“台独”，组成统一委员会，开展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
其实早在1970年代，陈立夫就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了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认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1975年，蒋介石病重期间，陈立夫以“总统府谘政”的名義，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赴台湾访问的信息。信息没有得到反馈，陈立夫又在香港报刊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期盼毛泽东、周恩来“以大事小”不计前嫌，能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国共合作重振中华雄风。蒋经国主政台湾后，陈立夫主张两岸“不妨一谈”，与其隔岸喊话不如会面一谈。1987年11月，蒋经国在逝世前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深得陈立夫赞赏、支持。
“国家强大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基于一个中国的立场，我关心台湾，也同样关心大陆，我希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寄希望于文化的伟大复兴”，陈立夫晚年在表达自己夙愿时如此说，并相信“海峡两岸将来总要统一的，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保护中医药
陈立夫认为，“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他是中国近代中医药学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矢志不渝。
弘扬传统文化
陈立夫在国外留学、生活多年，虽然所学为采矿工程专业，但作为国民党高官，陈立夫是少有的学者型官员，“少时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常浸润于中国士传统的潜移默化”，一直勉励自己以采矿的精神和方法，挖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宝藏。
1927年，27岁的陈立夫便出版了自己第一本研究传统文化的哲学论著《唯生论》，后来共出版过20多本文化著作。其中《四书道贯》可谓代表作，取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将儒学经典“四书”重新归纳诠释为有系统的整体。《四书道贯》的构思和写作共花了陈立夫21年时间，可谓半生心血。该书出版后，成为台湾畅销书。
“穷一生之经历，融全部学识之智慧”，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思考、见解。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国魂之所在，反对毁灭传统文化，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件趣事。19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后得出结论：历史上没有大禹这个人，大禹是条虫。这个石破天惊的说法，当时便引来世人惊诧。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兼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便请顾颉刚考据大禹的生日，顾颉刚回信说某年6月6日为大禹生日。陈立夫便在中国工程师年会上宣布，大禹不再是虫了，因为顾颉刚考据出他生日来了，与会者哄堂大笑。6月6日后来还成为台湾工程师节，以纪念治水的大禹。多年以后，陈立夫回顾此事说：“历史毁了，我们还有什么自信，我们固然不必依赖祖先而靠自己努力，但是以毁灭祖先来换取他人的尊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在担任国民党高官期间，陈立夫组织成立过中正书局，热衷于对青年进行文化演讲，并于1934年5月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自任理事长，主张“文化建设运动者，恢复民族自信力之运动也”。担任教育部部长时，他建议、确立以孔子诞辰为全国教师节，“使孔子与教育界复归联系”。抗战爆发后，陈立夫组织众多大学内迁，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保存了元气，中华学统得以在战时弦歌不辍。1947年5月26日，陈立夫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在《时代》的报道中，特别强调陈立夫是个对西方文化娴熟且不排斥的人，试图把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融合起来，“他愿意引导中国缓慢地实现某些东西，西方可能称之为民主，而陈可能将之称为儒家”。
1949年以后，陈立夫退出政坛也步入晚年，心态淡泊、豁然，更加潜心于传统文化。乃至有学者认为，陈立夫后半生的信仰逐渐从三民主义转向了儒家。陈立夫曾公开写文章说：“儒家文化是救世良药。”他以此为己任，“20世纪60年代末应召返台定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彰显文化的伦理、民主、科学三大内涵”——1969年返台后的陈立夫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组织出版《孔孟月刊》《孔孟学报》等，召开孔孟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伦理学》课程，被誉为“儒家文化的推手”。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陈立夫不仅在台湾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还主张“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为两岸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幕后首次召开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议上，陈立夫领衔34位中央评议委员，向国民党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主张“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这份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的提案虽然落选，但在海内外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也赢得两岸人士的尊敬。台湾《新新闻》杂志评价：“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文化教材的89岁……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同时，大陆《人民日报》则发表社论，称“陈立夫等三十四位老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陈立夫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邓小平请他去谈谈“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问题”，他一定去。
随后，陈立夫提出“三通未通，文化先通”，继续致力于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台独”，被推举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1989年，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收到了陈立夫委托台湾孔学代表团提交的论文《儒家教育思想与我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1994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志成”。2000年6月16日，百岁老人陈立夫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又一次提交了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提案，主张加强国共合作，联手打击“台独”，组成统一委员会，开展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
其实早在1970年代，陈立夫就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了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认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1975年，蒋介石病重期间，陈立夫以“总统府谘政”的名義，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赴台湾访问的信息。信息没有得到反馈，陈立夫又在香港报刊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期盼毛泽东、周恩来“以大事小”不计前嫌，能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国共合作重振中华雄风。蒋经国主政台湾后，陈立夫主张两岸“不妨一谈”，与其隔岸喊话不如会面一谈。1987年11月，蒋经国在逝世前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深得陈立夫赞赏、支持。
“国家强大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基于一个中国的立场，我关心台湾，也同样关心大陆，我希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寄希望于文化的伟大复兴”，陈立夫晚年在表达自己夙愿时如此说，并相信“海峡两岸将来总要统一的，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保护中医药
陈立夫认为，“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他是中国近代中医药学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