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公退民进”现象，民办学校异军突起，公办学校却疲软乏力。原因何在？难道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办学积淀的公办学校就那样脆弱，那样不堪一击，竞争不过办学十几年甚至才三五年的民办学校？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办学的体制机制问题，那就是公办学校几乎是“戴着脚镣跳舞”。比如招聘教师，作为用人单位，不仅没有参与招聘的权利，甚至连作为“大众评委”的资格都未必有，等新教师进了校门，校长方知他们是男是女。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校想要人的进不来，学校不想要的却站在了你面前；生均公用经费，学校可支配的大概在60%，其他诸如電教费、仪器费、维修费、图书费、师训费等都由相关部门“统筹”了，再统一给学校配置教学资源，而每个学校资源现状不一样，需求也不同，结果就是想要的资源没有，没用的资源反倒来了，从而造成严重浪费；学校没有绩效工资分配的权力，教师“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或许你会说，不对呀，不是给了学校30%的自主权了吗？但现实是怎样的呢？你只要深入一线，就会明白被误读了的“绩效工资”制度何以谬之千里？安排教师外出参加教研活动、学习培训，需报教育局批准；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是连班级如何安排座位都要教育局发文规定。
　　有学者撰文连发三问：在一个没有人事权的学校，没有经费自主权的学校，校长负责制谈何落实？面对教师的职业倦怠，校长有何应对策略？学校最大的财富是教师队伍，而决定教师队伍的人事权和绩效分配制度没有给学校，校长何谈提升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不无道理！因此，教育行政部门放权，还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现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指出，学校享有以下九项权利：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在这一背景下，有的地方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山东青岛，下放给学校14项自主管理权限，包括：校长在核定的副校长职数内，按规定程序聘任副校长；学校在核定的内设机构和干部职数内，按规定程序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选任中层干部；经人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在核准的用编进人计划内，自主招聘紧缺、特色专业人才和重点院校优秀毕业生；在教师统一招聘工作中，试点开展由学校组织面试前置工作；自主安排人员参加国内外学习培训；学校按部门预算要求进行预算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对学校预算内开支的具体事项进行审批。
　　或许有人要担心了，把这些权力都给了学校，学校办学不规范怎么办？其实，这种担心虽有道理，但是可以克服的。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回归其实是责任的回归，就是将学校办学责任由“上面”回归到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责权一致，以往“听命办学”，你怎么指挥我怎么行动，你怎么布置我怎么落实，校长便很少去思考学校办学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改革创新，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思想也没用。当然，出了问题责任也不在我，因为我是完完全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如果自主权回归，就意味着责任回归，校长必须在思想上从“奉旨办学”向“主动变革、积极作为”转变，用好手中的权力，盘活校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激发学校发展的活力。
　　当然，单靠人的自觉也是不够的。所以，从“上面”及外部来讲，要按照“管理权放下去，评价权收上来”的理念，依“管办评分离”原则，通过专业的“第三方评价”对学校办学行为和质量作出专业的、科学的评价，面向社会定期发布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