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兹布鲁奇河
　　六师师长报告，沃伦斯基新城今日拂晓拿下。师部从克拉毕夫诺出发。而我们的载重车队便成了吵吵嚷嚷的后卫，稀稀拉拉地走在从布列斯特到华沙，这条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的白骨堆成的公路上。
　　田野里的紫色罂粟花在我们周边怒放，正午的风儿在发黄的麦地里舞动，少女般的莽麦挺立天边，犹如远方修道院的院墙。静静的沃伦河蜿蜓曲折，远离我们，隐入了白桦林珍珠般的雾霭之中，它爬上鲜花盛开的山岗，将疲倦的手儿胡乱地伸进绿草丛中。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温柔之光点燃云缝，晚霞的军旗飘展在我们头顶。昨日的血腥和死马的味道在傍晚的凉爽中滴落。幽暗的兹布鲁奇河喧哗着，急流险滩处泡沫飞溅的浪头打着旋。诸桥已断，于是我们泅渡过河。威严的月亮枕在波浪上。战马瞠进齐胸深的河水，水流哗哗地从上百条马腿之间淌下。有人被河水吞没，就大声诅咒圣母娘娘。河水里泡满了一挂挂黑乎乎的大车，河里嘈杂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回荡在月光蛇影和闪亮浪谷之上。
　　深夜，我们到达沃伦斯基新城。在我分到的那所住宅里，我遇见一位孕妇和两个红发、细脖的犹太人；第三个人正睡觉，他蒙着头，靠着墙。在我被分到的那间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些翻过的柜子，地板上有一些女人皮大衣的碎片，人的粪便和珍贵器皿的把柄，是犹太人一年一度逾越节才用的。
　　“收拾一下，”我对女人说，“瞧你们过得多邋遢，东家……”
　　两个犹太人动起来。他们穿着毡鞋，跳着走路，收拾起地下的脏东西，他们像猴子一样地无声地蹦跳着，就像杂技场上的日本演员，他们的脖子肿胀，不停地转动着。他们往地板上铺了一条撕破了的绒毛褥子，于是，我便倚墙而卧，挨着第三个睡着的犹太人。胆怯的疲惫聚拢在我的地铺上。
　　寂静吞噬了一切，只有月亮用一双青色的手臂搂着它滚圆的、闪亮的、无忧无虑的脑袋在窗外流浪。
　　我揉着肿胀的双腿，躺在撕破的绒毛褥子上睡去，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正骑着一匹高大的公马追赶旅长，把两颗子弹射入他的眼晴。子弹射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在地上。
　　“干吗把你的旅撒回去？”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挂了彩的人喊道。就在这时，我惊醒了，因为孕妇正用手指头摸我的脸。
　　“先生，”她对我说，“您做梦喊叫，还踢蹬，我给您在那个角落里弄了个铺，因为您碰着我爹了……”
　　她支起瘦弱的双腿，挺起滚圆的肚子，揭开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一个死去的老头仰面朝天地躺着，他的喉咙被割开了，脸给劈成两半，他的紫黑的血像铅块一样凝结在大胡子上。
　　“先生，”犹太女人边抖落绒毛褥子，边说，“波兰人劈死他的时侯，他央求他们：“你们到后院去杀我吧，别让我女儿看见。”可他们还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死在这间屋里，还惦记着我……现在我想知道，”突然，女人声嘶力竭地说，“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哪儿还能找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父亲……”
　　一封家信
　　这就是我替我们收发处里的男孩儿库尔久科夫写的一封家信。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为完全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加修饰地把它抄录下来。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要赶紧告诉您：上帝保佑，我活着，并且很结实。我想听到您也跟我一样。我还要给您鞠个大躬……下面他罗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干亲，我们把它省略，从第二段开始。）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我要赶紧告诉您的是，我眼下在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里，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也在這儿，如今当上红军英雄啦。他把我弄到他这儿，政治部收发处，我们从那往阵地上分发书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和家乡的铁面无私的红色骑兵报，瞧了它以后，就带着一股子英雄劲头，砍杀下贱的波兰人，我有尼孔·瓦西里奇关照过得非常好。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尽您的能力给我邮点东西来吧。请您把那只小花猪宰了，给我往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里邮个包裏来，写瓦西里·库尔久科夫收。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没吃，没啥衣服盖，冻得够呛。替我的斯乔帕打一封信来吧，它还活着还是死了吗？求您照看照看它，替它给我打封信一一它的腿还瘸不瘸？还是已经好啦？还有些腿上的疥疮，给它钉掌了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笑多基娅·费得罗芙娜，用肥皂常给它洗洗前腿，肥皂我放在圣像后面了，要是爸爸把肥皂用光了，那您就到克拉斯诺达尔再买一块吧，上帝不会亏待您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地方太穷，庄户们都躲着我们这些红色的鹰，牵着马钻进树林子里去了，很少看到麦子，麦穗小得很，我们瞧着都好笑。当地人种黑麦，还种咱们那儿的燕麦。这块儿的啤酒花是用木棍儿架起来的，所以长得特别齐，他们用它做自酿酒。
　　我急着在这封信的下面两段给您说说爹干的事儿，一年前，他砍死了哥哥费得尔·季英菲伊奇·库尔久科夫。我们帕弗利钦科的红色騎兵旅攻打罗斯托夫市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发生了叛变。那阵子，爸爸在邓尼金的军队里当连长。有人瞧见了他，说他戴着不少奖章，像旧制度时候样，因为那次叛变，我们都给抓了俘虏，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哥哥落在爸爸手里。爸爸就刀割费佳（菲德尔的爱称，译注），嘴里边骂：白眼狼，红狗子，狗娘养的。还骂其他的脏话，一直割到天黑，直到费得尔·季莫菲伊奇断气。我那时写信告诉您，您的费佳的坟头上还没立十字架呢。可爸爸搜出了那封信，骂道：你们都是你娘的孩子，是她的种，浪货的种，你娘的肚子是我搞大的，我以后还要搞，我这辈子算毁啦，我为了真理要把自己的骨肉统统干死。还骂了别的话。我在他那儿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受过的一样。我有幸很快就从爹手里逃出来了，跑回帕弗利钦科同志的部队。
　　我们旅奉命到沃龙涅什补充人员，还补充了战马、背包、枪支和应该发给我们的一切。有关沃龙涅什我可以说说，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这是座非常棒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大一点，这儿的人长得特别俊，河水清得能洗澡。我们每人每天发两磅面包、半磅肉和不少糖，所以，大家一起床就喝甜茶，吃晚饭的时候也喝甜茶，已经忘掉挨饿是怎么回事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油煎饼或烤鹅肉，吃完就躺下歌着。那阵子，谢苗·季莫菲伊奇打仗特别勇敢，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就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好军服、一辆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我成了他兄弟了。如今，哪个街坊再敢欺负您，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就能把他宰了。后来，我们开始追击邓尼金将军，杀了他们几千人，把他们赶到黑海里去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到处找，搜遍了所有阵地，因为他太想念费佳哥哥了。可是，亲爱的妈妈，您知道爹，知道他性子犟，亏他干得出来——真不要脸，把红胡子染成黑色儿，换了便服躲在迈科普市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旧制度下的恶典狱。可是，纸包不住火。您的亲家尼孔·瓦西里奇有一次在别人家里被发现，他们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写了封信。我们骑上马，跑了两百俄里——我、先卡（谢苗的爱称，译注）哥哥和镇上自告奋勇的小伙伴们都骑马去了。 　　我们在迈科普市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后方压根儿就不同情前方，市里到处都在叛变，住满了犹太佬，像旧制度时那样。谢苗·季莫菲伊奇跟犹太佬吵得很凶，那帮人就是不肯把爸爸交出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上了锁，还说，托洛茨基同志下了命令，不杀停虏，他们自己来审判他。别发火，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谢苗·季莫菲伊奇的话管事，他证明他是团长，还有布琼尼同志发的所有红旗勋章，还吓唬人说，谁再跟他争爸爸的事，不交人，就劈死谁。镇上的弟兄们也这么吓唬他们。谢苗·季莫菲伊奇一抓到爸爸，就用鞭子抽他；还?全体战士在院子里排成队形。这时，先卡往季莫菲伊·罗焦内奇的胡子上波了点儿水，颜色就顺着胡子淌了下来。先卡问季莫菲伊·罗焦内奇。
　　“落到我手里，你好受吗，爹？”
　　“不好受，”爹说，“我不好受。”
　　先卡又问
　　“那费佳呢，他落到您的手里，您用刀割他的时候，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佳不好受。先卡又问：“那您想过没有，爹，您也会不好受？
　　接着，先卡又对大伙说：
　　“我寻思，我要是落到您手里，您也饶不了我。爹我这就宰了您。
　　这时，季莫菲伊·罗焦内奇便骂开了娘，骂开了圣母娘娘，还打先卡的嘴巴，先卡把我支到院子外面去了，所以，亲娘啊，我就没法给您形容他们是怎么杀死爹的了因为把我支出院子了。
　　这以后，我们駐扎在新罗西斯克。我还能说说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后头一点儿陆地也没有，都是水，是黑海，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五月，直到我们开往波兰前线，狠狠地教训资产阶级为止……
　　您的爱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就此搁笔。娘，请照料好斯乔帕，上帝不会亏待您。
　　这就是库尔久科夫的信，一个字儿也没改。我写完之后他拿起这张写满字的纸，贴身揣进了怀里。
　　“库尔久科夫，”我问男孩道，“你父亲厉害吗？
　　“我父亲是条恶狗，”他哭丧着脸说。
　　“母亲好些吧？”
　　“母亲还不错。您要是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他递给我一张撕破的照片。上面有季莫菲伊·库尔久科夫，一位宽肩膀，戴着制式警帽的警察，一把大胡子梳理得很平整，笔直地站在那儿，高高的额骨，没有表情的脸上淡色眼睛很有神。他身旁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小个子村妇，上衣没有扎进腰带里，一脸孱弱之光和羞怯之情。在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外省照相馆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一副蠢里蠢气的样子，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德尔和谢苗。
　　意大利的太阳
　　昨天我又坐在艾丽扎太太家下房，那被烤得微热的、绿松枝编成的花环下面。我坐在暖烘烘、火势旺和噼啪作响的火炉旁，直到夜深人静，方才回家。平静的兹布鲁奇河在陡崖下泛起玻璃般幽暗的细浪。灵魂充满着难以忍受的幻想，不知在向谁微笑，就像那盲目幸福的娘儿们，犹如眼前的七月浓雾一样冉冉升腾。
　　焚毁的城市——残垣断壁，如同老太婆很狠地抠进土里的小手指似的铁钩——我觉得它仿佛正飘向空中，舒适而缥缈，宛若梦勾。一轮皓月永无穷尽地把它那纯净的光辉酒在城市身上。废墟上蒙了一层霉菌，好似剧院长椅上的大理石花纹。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罗密欧从乌云后面出现，他的肌肤滑如丝缎。他正在歌唱爱情，而这时，幕后无精打采的灯光师的手指正按在月亮的开关上。
　　一条条幽蓝的路从我旁边流过，月光犹如从无数只乳房里喷出的一股股乳汁。在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阵阵地感到害怕，怕见到我的同屋西多罗夫，怕他那满怀的愁绪，夜夜都如毛瓜子似的揪着我。幸运的是，在这个被月光乳汁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夜晚，西多罗夫竟没说一句话，他正埋头书堆——在写东西。桌上一支弯曲的蜡烛冒着烟——这是幻想家不祥的篝火。我坐在一旁打瞌睡，睡梦像群小猫围着我蹦蹦跳跳。直到深夜，我才被召唤西多罗夫到司令部去的传令兵吵醒。他们一起走了。我跑到西多罗夫写东西的桌前，翻看他的书。原来那是一本意大利语自学课本，插图画的是罗马广场和罗马市平面图。整个平面图上画着又又点点。我那朦胧的醉意一扫而光。我的心蓦地缩紧了，我俯身看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把手指骨节掰得格吧作响，一口气读完了别人的信。西多罗夫，这个悲情杀手，把我粉红色棉絮般的想象撕成了碎片，将我拖到正常人思维的疯狂的走廊上。信是从第二页开始的，我没有勇气去找它的开头：
　　……他的一叶肺被打穿，多少有点发疯了，或者如谢尔盖所说的，癫狂了。其实他这个傻瓜，也疯不了。闲话少说，还是让我言归正传吧，我的朋友，维克多丽娅……
　　我们征讨了三个月马赫诺，令人厌倦的欺骗，仅此而已……只有沃林还待在那儿。沃林摇身一变，披上袈裟从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列宁主义者。真可怕。首领对他唯命是从，一边捋着沾满灰尘、硬如网丝的卷发，并从那嘴烂牙的牙缝里挤出一串粗野的冷笑。我现在搞不懂，这里是否都是掺着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粮，我们是否要擦净你们万事如意的鼻子，自封契卡的契卡队员，在自封的首都，由哈里科夫生产。你们那些直率的年轻人们，不喜欢回忆他们无政府主义的青春时代所犯下的罪孽，還从国家智慧的高度嘲笑他们——滚他们的蛋吧……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我是怎么到莫斯科的？弟兄们因为强征和别的事欺负一个人，我这个没用的出来打抱不平。被人臭揍一顿——活该。伤势一点都不重，可是在莫斯科，唉，维克多丽娅，在莫斯科遇到的不幸吓呆了我。医院的护理员每天端给我一点粥来，她们因为崇拜我，就用大托盘把粥端进来，我恨透了应急粥，恨透了计划外供应和计划供应的莫斯科。后来，我在苏维埃碰到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是轻浮子弟，就是半疯老头。于是，我便带上近期工作计划去了克里姆林宫。那儿的人夸奖了我一顿，假如我能修改计划，他们答应给我副职。但我没修改。后来呢？后来便是前线，骑兵军，散发着血腥味和尸骨味的“丘八”们。 　　救救我吧，维克多丽娅。国家智慧令我疯狂，寂寞沉闷使我陶醉。您不救，我就没办法，只好一死。可谁想让工作人员随便死去呢？您肯定不想，维克多丽娅，永远不能成为妻子的未婚妻。看，我又多愁善感吧。去他妈的多愁善感吧……
　　现在我谈正事儿。我在军队里憋闷得慌。我受伤不能骑马了，就是说我不能打仗了。请您动用您的影响力，维克多丽娅，让他们把我送到意大利去吧。我正在学意大利语，再过两个多月就能对话了。意大利的土地火星遍布万事俱备。就差两枪了。其中一枪将由我来打响。要把那儿的国王送去见祖宗。这很重要。他们的国王是一位可敬的大叔，他追求名望，同顺从的社会党人合影，是为了把照片登载在畅销杂志上。
　　您别在中央委员会，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谈论“开枪”、谈论国王啊。他们肯定会一边夸奖您，一边慢吞吞地说：“浪漫主义者。”您就直说，他病了，易怒，心烦酗酒，他需要意大利的太阳和香蕉。他是够资格的，也许不够格？算啦，就说去治病好了。要是不行，就把他送到救德萨的契卡……那儿合适……
　　我写得多傻，多不得体，多愚蠢啊，我的朋友维克多丽娅……
　　意大利啊，它像妖术一样迷惑了我的心。一想起这个从未见过的国家，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柔情蜜意，就像想起一个女人的名字，如您的名字一样，维克多丽娅……
　　我读完这封信，便躺在我那塌陷的和不干净的床上，没有一丝睡意。隔壁，怀孕的犹太女人在嚶嚶哭泣，回应她的是身子瘦长的丈夫呻吟般的嘟哝声。他们在回想起被掠走的家什，为这件倒霉事吵架。后来，天快亮的时候，西多罗夫回来了。桌上的蜡烛即将燃尽熄灭。西多罗夫从靴筒里又摸出一个蜡烛头，心事重重地把它按在淌油的烛心上。我们的房间黑暗、阴森，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夜间潮湿的臭味儿，唯有那扇酒满月光的扇户闪闪发亮，仿佛是一种摆脱。
　　他走过来，收起信，我这位焦虑的同屋。他弓着背，坐在桌前，翻开罗马画册。装帧精美，烫着金边的画册在他那毫无表情的橄榄色的面孔前推开。卡皮托利尼山丘上的齿形废墟和タ阳辉映下的竞技场，在他弓圆的脊背上闪耀。皇室的合影夹在光滑的大开本画页之间。在扯下的一张日历上，印着和蔼、孱弱的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菜二世和他的黑发妻子、皇储翁贝托及一群公主的合影。
　　……
　　那夜，整宿回荡着悠远和恼人的钟声，潮湿的黑暗中现出一方光亮，西多罗夫死人般的面孔就在其中，它是悬挂在昏黄烛火上一副毫无生命的面具。
　　我的第一只鹅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看见我，便站起身来，他魁伟、健美的身材令我惊讶。他站起身来，深紫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小屋子隔成两半，就像骑兵军的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香水味儿和甜爽的肥皂味儿。他的两条长腿，就像姑娘们发亮的马靴一直紧包到膝盖的腿。
　　他对我笑了笑，往桌上抽了一鞭子，接过参谋长刚刚口授的命令。这是给伊万·切斯诺科夫下达的命令：命他所属团沿丘贡诺夫——多布雷诺沃德卡方向进发，歼灭接触之敌……
　　“特将歼敌任务，”师长写起来，涂满了一整张纸“交给切斯诺科夫负责，直到处以极刑，就地枪决，您，切斯诺科夫同志，跟我同在前线已非一月，所以，对此您将不会怀疑……”
　　师长在命令上龙飞凤舞地签了个字，将它扔给传令兵，便把那双跳跃着快乐的灰眼睹转向我。
　　我将调来师部的调令递上。
　　“你说吧！”他喊了一声，用马鞭子在空中一劈。接着，他读了一遍那份暂时把我调到师部工作的命令。
　　“执行命令，”师长说道，“执行命令，除了前沿，你想到哪个单位都行。你识字儿吗？”
　　“我识字儿，”我一边回答，一边羡慕他那钢铁般的身躯和他身上的青春气息，“我是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
　　“嗬，你还是个书生哪，”他笑着喊叫道，“鼻子上还夹着一副眼镜，瞧你那份儿讨厌劲儿……不征求我们意见就把你这号人给派来了，在这儿，冲这副眼镜，就能宰了你。在我们这儿住一阵儿？”
　　“住一阵儿，”我应了一声，便跟着设营员到村里找住处去。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背在肩上，乡村街道展现在我们面前，環形的黄土街道，看上去像个南瓜，天空垂死的太阳正吐出最后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到一幢挂着花环的小屋跟前，设营员收住脚步，突然抱歉地笑着说：“我们尽找戴眼鏡的麻烦，劝不住。再好的人在这儿也得完蛋。您要是搞一个本地的女人，最有味儿的，那战士就对你好啦……”
　　他背着我的小箱子不知该往哪儿放，走到我跟前来，又很绝望地跑开，跑进头一个院儿。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互相刮脸。
　　“瞧，战士们在这儿呢，”设营员说，把我的小箱子放到了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把这个人安顿在这儿，不许对他无理，因为这个人念书受过罪……”
　　设营员的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手向哥萨克们敬了个礼。一个披散着亚麻色头发、长着一副漂亮的梁赞（俄罗斯城市）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小箱子面前，提起来，把它扔到大门。然后他又把屁股对着我，特别熟练地发出一串下流的声音。
　　“○○号大炮，”一位岁数较大的哥萨克喊了一句，笑了起来，“向逃兵开炮……”
　　小伙子的本事并不高明，施展完便走了。我便蹲在地上，收拾起从小箱子里散出来的手稿和破衣烂衫。我装好东西，把小箱子提到院子另一头。小屋旁边的砖灶上坐了口锅，锅里煮着猪肉，热气腾腾，仿佛遥远乡村故里的炊烟，而这锅肉勾起了我的饥肠辘辘和孤独无助感，我把干草铺在摔坏的箱子上当枕头，打算躺在地上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阳光从锯齿般的小山丘后面照到我身上，哥萨克在我的腿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开心，报上那些我爱不释手的文字，沿着判棘小路朝我走来，但怎么也走不到。于是，我放下报纸，朝正在台阶上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房东，”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太婆那双半瞎眼晴的凸眼珠抬起看了我一下，又垂下来。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一提这些事，我就想上吊。”
　　“×你妈的，”我嘴里骂着，一拳打在老太太胸口，看我跟你没完……”
　　我转身看见旁边扔着一把别人的马刀。一只凶巴巴的鹅正在院里散步，悠闲地梳理着羽毛。我追上去，一脚踩住它，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吧一声断了，鲜血冒了出来。雪白的鹅脖子踩进牲口糞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来回扑棱。
　　“×你妈的，”我边骂，边用马刀拨弄鹅，“你把它给我烤了，房东。”
　　老太婆那双半瞎的眼睛和戴着的眼镜闪闪发光，她拎起死鹅，把它裹在围裙里，拿到厨房去了。
　　“同志，”她停了一下说道，“我真想上吊。”说罢便带上了门院里的哥萨克们已经围坐在锅前。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挺直腰板，活像一群祭司，看都不看鹅一眼。
　　“这个小伙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位议论我说，他挤挤眼睛，舀了一匙汤。
　　哥萨克们斯文地吃起晚饭来，就像一群彼此客客气气的庄稼汉，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疲惫不堪地回来。月亮像一只廉价的大耳环，悬挂在院子上空。
　　“兄弟，”哥萨克的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道，“在你的鹅烤熟以前，先坐下跟我们一块吃点东西吧……”
　　他从靴筒里摸出一把备用汤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熬的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说什么？”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问，给我腾出一块地儿来。
　　“列宁在报上写，”我说着掏出《真理报》，“列宁写，我们什么都缺……”
　　我像个得意的聋子似的，大声给哥萨克念完了列宁讲话。
　　夜晚将我裹进凉爽的黄昏被单中，夜晚将慈母般的手掌按在我滚烫的额头。
　　我读着报，欣喜若狂，万分激动地捕捉着列宁那直率的讲话中的潜台词。
　　“真理让每个鼻孔都痒痒。”我念完报，苏罗夫科夫说，“从一堆乱七八糟里面找真理多难，可他就像鸡啄食儿，一敲一个准儿……”
　　参谋部骑兵连排长苏罗夫科夫，这番话说的是列宁，后来，我们便到干草棚里睡觉去了，我们六个人睡在起，大伙挤成一堆取暖，腿压着腿，顶棚上尽是洞，可漏进星星。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女人，只是那颗为杀生的鲜血染红的心，却一直在低号，在滴血。
　　多尔古绍夫之死
　　战斗帷幕向市里伸展。正午，身披黑毡斗篷的科罗恰耶夫飞也似的从我们身边掠过——他是被撤了职的四师师长，孤身奋战，竭力成仁。他边跑边冲我高喊：
　　“我们的交通线被突破啦，拉特济维洛夫和勃罗德交火啦！”
　　他纵马而去——毡斗篷向后飘扬，浑身上下一团黑，连眸子也黑如煤炭。
　　各骑兵旅在木板一样光滑的平原上重新编队。太阳在血红色的雾霭里西下。伤员们在壕沟里吃东西。女护士们躺在草地上轻声唱歌。阿丰卡的侦察兵们在战场上搜寻尸体和军服。阿丰卡骑马从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驰过，头也不回地说：“抽我们的嘴巴了。明摆着吗。对师长要追责要撒职。军心要涣散哪……”
　　波兰人进逼树林，仅据我们三俄里，他们在附近架起了机枪。子弹厉声啸叫。它们的怨声越来越响，令人难忍受。子弹射在地上，打出一条沟，无可忍受的料动。团长维佳卡伊琴科正在太阳地里打呼噜，他在睡梦中大喊一声醒了过来。他翻身上马，朝先头骑兵驰去，他的脸皱巴巴的，因为睡姿不适压出了一道道红杠，满口袋塞满了李子。
　　“狗娘养的，”他气哼哼地说，从嘴里吐出几个李子核，“真他妈×蛋。季莫什卡，拔旗！
　　“要开拔是怎么着？”季莫什卡从马镫上解下旗子问道，旗上画着一颗星并写着“第三国际”的字样。
　　“走着瞧吧。”维佳卡伊琴科道。突然，他粗野地大声喊道：“小妞儿们，上马！各骑兵连，招呼人吧！……”
　　司号兵们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各骑兵连排成纵队。这时，从壕沟里爬出一个伤员，他手搭凉棚，对维佳卡伊琴科说：“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我是代表。看来，我们要留下了……”
　　“你们退出战斗……”维佳卡伊琴科叨咕了一句，勒马而立。
　　“我们希望，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不退出战斗，”伤员在他身后说。“少啰唆，”维佳卡伊琴科转过身来说，“别担心，我不会扔下你们。”说罢抖了抖缰绳。
　　就在这时，响起了我的朋友阿丰卡·比达像娘儿们那样哭的尖细声音：“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你起步就跑这么快，还有五里地要赶呢。要是咱的马累坏了，你怎么杀敌呀……没啥可急的。你何必呢……”
　　“出发！”维佳卡伊琴科连眼皮都没抬，就下了命令。全团开拔了。
　　“对师长追责要是真的，”阿丰卡叨咕说，停了一下“挨顿臭骂不说，那咱的主心骨就没了。肯定的。”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惊诧地盯着阿丰卡。他像个陀螺似的打了个转儿，他抓着帽子，声音嘶哑地大喊一声便飞驰而去。
　　格里休克驾着他的双马四轮机枪车，我，我们两人掉队了，直到天黑之前仍在火墙之间打转。师部不见了，别的部队不收容我们。波兰人冲进了勃罗德市又被反冲击打出来。我们驰近墓地，墓后面跳出一个波兰骑兵侦察班，端起步枪就朝我们打。格里休克赶紧掉头。双马四轮机枪车的四个轮子吱嘎乱响。
　　“格里休克！”我透过子弹的呼啸声和风声冲他喊。
　　“胡闹啊！”他悲伤地回答道。
　　“我们完蛋啦！”我喊道，全身沉浸在死亡的兴奋中我们完蛋啦，老爹！”
　　“娘儿们辛苦图个啥，”他回答得悲悲切切，“干啥要提亲，成家，亲家们干啥要在婚礼上吃吃喝喝……”
　　天空中玫瑰色的尾巴闪了一下就消失了。银河从繁星中显现。
　　“我真觉得好笑，”格里休克痛苦地说，用马鞭朝坐在路边上的人指了指，“我觉得好笑，婆娘们忙忙叨叨图个啥……”
　　路边上坐着的人，是报务员多尔古绍夫。他伸开两腿，直勾勾地瞧着我们。
　　“我说……”我们来到他跟前，他说，“我不行了……明白吗？
　　“明白。”格里休克勒住马说。“你得为我浪费一颗子弹。”多尔古绍夫说。
　　他靠树坐着。他的两只靴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眼睛盯着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衬衫。他被开了膛，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看得见。
　　“要是碰上波兰人，他们会拿我寻开心。这有证件，给我娘写封信，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说，就用马刺踢马。
　　多尔古绍夫把发青的手掌椎在地上，疑惑地看了看它。
　　“你要跑？”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你要跑，混蛋……”
　　我浑身冒冷汗。机枪嗒嗒响，一阵紧似一阵，发了疯似的扫射。在タ阳的照羅下，头上罩着夕阳光环的阿丰卡·比达朝我们飞驰而来。
　　“我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他快活地喊道，“你们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我将多尔古绍夫指给他看，便将马车拐一边去。
　　他们简单说了几句，我没听清说什么。多尔古绍夫把证件递给排长。阿丰卡把它塞进靴筒，朝多尔古绍夫的嘴开了一枪。
　　“阿丰尼亚，”我苦笑着说，赶车驰到哥萨克眼前，“我可下不了手。”
　　“你滚开，”他说，面色煞白，“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儿，可怜我们兄弟，就像猫可怜耗子……”
　　他扣住枪机。
　　我驾车走开，头也不回，后背感到寒冷和死亡。
　　“比达，”格里休克在我身后喊，“别犯浑！”就抓住了阿丰卡的手。
　　“狗奴才，”阿丰卡喊了一声，“他逃不脱我的手心……”
　　格里休克在拐弯的地方追上了我。阿丰卡不见了。他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瞧见了吧，格里休克，”我说道，“今天我失去了阿丰卡，我最好的朋友……”
　　格里休克从座位下面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苹果。
　　“吃吧，”他对我说，“请吃吧。”
　　我接受了格里休克的施舍，怀着忧郁和崇敬的心情吃掉了他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