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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遥远的非洲，人们的印象往往是辽阔的草原，比如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有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有神秘的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附近的非洲热带雨林是世界三大热带雨林之一；有无际的沙漠，除了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还有红沙漠；有分别面向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岸线……
同时，非洲也是被贫困、战乱、疾病等顽疾缠身的大陆，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南非，可随时看到大片的铁皮房、贫民窟；从2014年来，当地频繁爆发大大小小多起因为种族问题引发的热点事件和骚乱；就在2014至2015财年，南非共有17805人被谋杀，相当于每天有49人被谋杀。
对于这片大陆的矛盾与反差，富饶与活力，目前正被派驻非洲的新华社年轻摄影记者孙瑞博、翟健岚和潘思危都有自己的感触，他们担负过不同的报道任务，也分别有机会观察到非洲的不同侧面。我们邀请他们写下自己去年在驻外期间最深刻的体会，分别从不同方面谈在非洲做摄影记者是什么样的体验。
孙瑞博：摄影记者当“独行侠”不容易
形容摄影记者的工作，很多人喜欢用“单打独斗”这个词。独立工作确实是这个职业的特点，不过，在非洲，摄影记者很难做“独行侠”。
首先，这种困难源于当地安全形势。虽然近年来非洲政治形势还算平稳，但恐怖主义却成为新的问题。2015年我刚到肯尼亚不久，就赶上了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西北部的加里萨制造校园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48人死亡，这也是肯尼亚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恐怖袭击。2015年7月，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所在酒店也遭到索马里青年党袭击，我和几名同事来到摩加迪沙进行采访。由于安全问题，我们住在壕沟环绕、四面高墙外加武装岗哨的特殊酒店，外出采访也需要乘坐防弹车辆在安保顾问和武装安保人员护卫下开展。在摩加迪沙，街头常可见背着AK47的武装人员和加装了高射机枪的皮卡车还有非盟维和部队的巡逻装甲车；而同时，又常常可见人们在临街的小店喝茶小憩，面带安静闲适的表情，让人怀疑那个危险的摩加迪沙是不是真实的。
其次，这种困难源于堪忧的经济形势和复杂的社会群体，即使有确切新闻线索，也很难独自完成采访，更别提“扫街”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贫民窟采访。非洲许多国家就业率不高，失业的年轻人不仅可能被极端主义势力招募，也可能成为治安的潜在威胁。我所驻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不少贫民窟，记者进入贫民窟采访时，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外国记者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进入贫民窟采访，就需要动一些脑筋，有时候我们联系警方，跟随在采访区域的警察一同行进；有时候我们需要联系区域内有一定威望的当地人士，在他们的陪同下完成工作。比如有一次为了到内罗毕附近一座非洲最大的城市垃圾场采访，我们甚至联系了当地黑帮提供保护，因为那里是几个当地黑帮的势力交界区，如果警察陪同反而更会引发黑帮势力的警觉。
翟健岚：南非政府欢迎各国媒体，安全防范却要自己负责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虽然我在驻外期间享受南非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开放的媒体环境，但对自己的安全无时无刻不敢掉以轻心。积累安全防范知识也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体验。
南非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2009年，南非各类媒体数量超过了2000家，世界三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此都派有常驻的摄影记者。南非政府对各国媒体也很友善，我现在就和很多政府部门的新闻官成了朋友。和非洲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相比，南非的媒体开放程度确实已然领先一大截。
但是，开放的媒体环境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撒了欢儿地跑。因为在这里，你需要时时刻刻考虑自身的安全。2014至2015财年，南非每10万人中有32.4人遭杀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字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水准。连续两年，在南非的华人都有超过10人遇害。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约翰内斯堡，部长被抢过、外交官被抢过、市长夫人被抢过。
2015年3月10日，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来到约翰内斯堡就医。南非广播公司（SABC）的记者在医院外出镜报道此事时遭到歹徒抢劫，他和摄像师被洗劫一空。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一切都被摄影机录了下来。南非广播公司是南非唯一的国有广播公司，在南非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央电视台。
2015年4月18日，我前往约翰内斯堡老城拍摄排外骚乱，打砸抢烧后的骚乱现场一片狼藉。因为现场有同行，有警察，我自己并不感到害怕。但就在采访结束后，我刚把车开出几十米，就目睹了暴徒在前方哄抢一台货车。想着车上还有相机，相机里还有刚拍的照片，我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因为被抢车辆在我前方，我既不敢靠近，又想立刻加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在歹徒实施抢劫之后一哄而散，我也乘机赶紧离开。回家的路上，紧张的我觉得每个路口的红灯都让我遇到了，恨不得见一个闯一个。一路风驰电掣地开回家后，握紧方向盘的手都出汗了。
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两年，迫使我不得不慢慢积累了一些安全防范的经验，比如：不去危险的地方，减少使用现金；不在车里放任何物品；摄影器材一律放在后备箱；开车时要注意观察车后有没有“尾巴”；如果有可疑车辆尾随，要先将车开到附近的警察局或加油站去；在路上短暂停车时，和前车的距离以能看到前车的车牌未宜，等等。
潘思危：总有错过和遗憾
因为经济发展缓慢，非洲的自然景观保持着相对较为原始的风貌，给摄影记者提供许多可供拍摄的主题；因为不稳定的社会形势和较少的国际事务话语权，非洲吸引的媒体关注并不大多，也给在非年轻摄影记者提供了更多拍摄机会。2015年，我去了非洲10个国家，吹过印度洋的风，经历过亚丁湾的海浪，也在赤道高原被晒暴皮……次次经历都被我视作人生难得的际遇。
不过，在非洲，任何一个活动都不会、也没有能力为媒体设置单独的拍摄环节，拍到什么全靠记者自己发挥。同时，非洲本地媒体的记者数量惊人，一场小活动都能来上百记者。和这些非洲大汉挤来挤去，便成为我学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技能；熟练地在人群中腾挪闪躲，找到自己喜欢的角度，这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都会拍到自己满意的画面。我只能始终用一种初学者的心态面对每一次采访，也会像个“老手”一样要求自己，多走几步寻找更好的拍摄角度。每次采访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哪怕只拍到一张自己喜欢的画面，这趟就不白来。
但在马里、南苏丹的中国维和军营，在留尼汪MH370残骸搜索一线，在刚果（布）的非洲运动会的赛场，在肯尼亚的全非洲第二大的贫民窟……每次难得的采访机会可能都留下了遗憾。我想起一位朋友说“摄影是一场错过”，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无奈吧。
同时，非洲也是被贫困、战乱、疾病等顽疾缠身的大陆，即使在相对富裕的南非，可随时看到大片的铁皮房、贫民窟；从2014年来，当地频繁爆发大大小小多起因为种族问题引发的热点事件和骚乱；就在2014至2015财年，南非共有17805人被谋杀，相当于每天有49人被谋杀。
对于这片大陆的矛盾与反差，富饶与活力，目前正被派驻非洲的新华社年轻摄影记者孙瑞博、翟健岚和潘思危都有自己的感触，他们担负过不同的报道任务，也分别有机会观察到非洲的不同侧面。我们邀请他们写下自己去年在驻外期间最深刻的体会，分别从不同方面谈在非洲做摄影记者是什么样的体验。
孙瑞博：摄影记者当“独行侠”不容易
形容摄影记者的工作，很多人喜欢用“单打独斗”这个词。独立工作确实是这个职业的特点，不过，在非洲，摄影记者很难做“独行侠”。
首先，这种困难源于当地安全形势。虽然近年来非洲政治形势还算平稳，但恐怖主义却成为新的问题。2015年我刚到肯尼亚不久，就赶上了索马里青年党在肯尼亚西北部的加里萨制造校园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48人死亡，这也是肯尼亚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恐怖袭击。2015年7月，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所在酒店也遭到索马里青年党袭击，我和几名同事来到摩加迪沙进行采访。由于安全问题，我们住在壕沟环绕、四面高墙外加武装岗哨的特殊酒店，外出采访也需要乘坐防弹车辆在安保顾问和武装安保人员护卫下开展。在摩加迪沙，街头常可见背着AK47的武装人员和加装了高射机枪的皮卡车还有非盟维和部队的巡逻装甲车；而同时，又常常可见人们在临街的小店喝茶小憩，面带安静闲适的表情，让人怀疑那个危险的摩加迪沙是不是真实的。
其次，这种困难源于堪忧的经济形势和复杂的社会群体，即使有确切新闻线索，也很难独自完成采访，更别提“扫街”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贫民窟采访。非洲许多国家就业率不高，失业的年轻人不仅可能被极端主义势力招募，也可能成为治安的潜在威胁。我所驻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不少贫民窟，记者进入贫民窟采访时，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外国记者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进入贫民窟采访，就需要动一些脑筋，有时候我们联系警方，跟随在采访区域的警察一同行进；有时候我们需要联系区域内有一定威望的当地人士，在他们的陪同下完成工作。比如有一次为了到内罗毕附近一座非洲最大的城市垃圾场采访，我们甚至联系了当地黑帮提供保护，因为那里是几个当地黑帮的势力交界区，如果警察陪同反而更会引发黑帮势力的警觉。
翟健岚：南非政府欢迎各国媒体，安全防范却要自己负责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虽然我在驻外期间享受南非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开放的媒体环境，但对自己的安全无时无刻不敢掉以轻心。积累安全防范知识也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体验。
南非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2009年，南非各类媒体数量超过了2000家，世界三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此都派有常驻的摄影记者。南非政府对各国媒体也很友善，我现在就和很多政府部门的新闻官成了朋友。和非洲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相比，南非的媒体开放程度确实已然领先一大截。
但是，开放的媒体环境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撒了欢儿地跑。因为在这里，你需要时时刻刻考虑自身的安全。2014至2015财年，南非每10万人中有32.4人遭杀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字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水准。连续两年，在南非的华人都有超过10人遇害。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约翰内斯堡，部长被抢过、外交官被抢过、市长夫人被抢过。
2015年3月10日，赞比亚总统埃德加·伦古来到约翰内斯堡就医。南非广播公司（SABC）的记者在医院外出镜报道此事时遭到歹徒抢劫，他和摄像师被洗劫一空。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一切都被摄影机录了下来。南非广播公司是南非唯一的国有广播公司，在南非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中央电视台。
2015年4月18日，我前往约翰内斯堡老城拍摄排外骚乱，打砸抢烧后的骚乱现场一片狼藉。因为现场有同行，有警察，我自己并不感到害怕。但就在采访结束后，我刚把车开出几十米，就目睹了暴徒在前方哄抢一台货车。想着车上还有相机，相机里还有刚拍的照片，我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因为被抢车辆在我前方，我既不敢靠近，又想立刻加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在歹徒实施抢劫之后一哄而散，我也乘机赶紧离开。回家的路上，紧张的我觉得每个路口的红灯都让我遇到了，恨不得见一个闯一个。一路风驰电掣地开回家后，握紧方向盘的手都出汗了。
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两年，迫使我不得不慢慢积累了一些安全防范的经验，比如：不去危险的地方，减少使用现金；不在车里放任何物品；摄影器材一律放在后备箱；开车时要注意观察车后有没有“尾巴”；如果有可疑车辆尾随，要先将车开到附近的警察局或加油站去；在路上短暂停车时，和前车的距离以能看到前车的车牌未宜，等等。
潘思危：总有错过和遗憾
因为经济发展缓慢，非洲的自然景观保持着相对较为原始的风貌，给摄影记者提供许多可供拍摄的主题；因为不稳定的社会形势和较少的国际事务话语权，非洲吸引的媒体关注并不大多，也给在非年轻摄影记者提供了更多拍摄机会。2015年，我去了非洲10个国家，吹过印度洋的风，经历过亚丁湾的海浪，也在赤道高原被晒暴皮……次次经历都被我视作人生难得的际遇。
不过，在非洲，任何一个活动都不会、也没有能力为媒体设置单独的拍摄环节，拍到什么全靠记者自己发挥。同时，非洲本地媒体的记者数量惊人，一场小活动都能来上百记者。和这些非洲大汉挤来挤去，便成为我学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技能；熟练地在人群中腾挪闪躲，找到自己喜欢的角度，这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都会拍到自己满意的画面。我只能始终用一种初学者的心态面对每一次采访，也会像个“老手”一样要求自己，多走几步寻找更好的拍摄角度。每次采访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哪怕只拍到一张自己喜欢的画面，这趟就不白来。
但在马里、南苏丹的中国维和军营，在留尼汪MH370残骸搜索一线，在刚果（布）的非洲运动会的赛场，在肯尼亚的全非洲第二大的贫民窟……每次难得的采访机会可能都留下了遗憾。我想起一位朋友说“摄影是一场错过”，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