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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形容他的父亲白崇禧在“二二八”之后的台湾之行，是在“敏感、尖锐、躁动”的特殊环境里，“善后灭火、止痛疗伤”
每年的2月28日，已经变成了台湾的政治秀场。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近年来每逢“二二八”就唾面自干的形象几乎在公众心中定型，而在去年以政治黑马姿态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则以“二二八”受难者后代的身份自居，虽然一面说“要学着放下仇恨”，但也强调“二二八还是要有真相”。
台湾作家白先勇却正在试图为“二二八”纷纭的历史叙述补上一块属于自己的拼图：因为他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在68年前，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受命于蒋介石，在事件中亲临台湾，用16天的时间走访台湾各地，对各阶层民众进行“宣慰”。但这段历史的详情，却在台湾后来的岁月里，出于政治的原因，始终被掩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悲剧的开端
“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3月20日，在北京，白先勇说。去年3月，他顶着压力，在台湾出版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一年之后此书在大陆出版。白先勇为了完成这本书，与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一起，寻访经历过“二二八”的耆老，搜集湮没的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将各项已经解密的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果。
与白先勇合著此书的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将1945年台湾“光复”后到1947年“二二八”发生前的台湾时局总结为：派系倾轧、政经失序。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延迟的行程
在台湾事态激化的1947年3月7日，身兼全国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白崇禧还在寒冷的太原，计划与山西绥靖区公署主任阎锡山讨论工作。次日，南京急电将他召回，蒋介石两次召见，告知其要作为“中央大员”去“宣慰”台湾，对“二二八”进行善后。
对于白崇禧会成为“宣慰”的人选，白先勇认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蒋介石的考量：一方面，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又是抗日名将，对于军警有管束力，对于台湾民众有良好声望。白崇禧作为新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拥有多年治理民生的经验，曾将广西省治理为“模范省”，作为“国防部长”，他熟悉边疆事务和民族事务，对于台湾的历史、地理都有了解，“如果换一个文官去台湾，很难制约陈仪一派”。
白崇禧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自述：
“我自己的原则是中国有句俗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本着这样的态度，他只用了一天就拟出了“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草案，这份文件就是后来3月17日他在台湾甫一落地就宣布的“国防部”
《宣字第一号布告》的雏形。
在南京的短短几天里，白崇禧高效率地接见了诸多台湾旅沪人士，以及熟谙政法、经济的学者，对台湾时局心中已经大致有数。不过，原本定在3月12日起程的白崇禧，却最终“因故”推迟了五天出发。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尚未有定论。根据廖彦博的分析，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在为即将改设的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暗中博弈；另一方面，陈仪此时并未甘心因为“二二八”而断送仕途，与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一起，以台湾时局尚未得到有效掌控为由，阻挠宣慰团的起程。
白崇禧并未空等，另组了一个低规格的“台湾慰问团”于3月11日飞抵台湾。但陈仪将慰问团直接滞留在指定的旅社，以安全为由限制、监视团员的活动，第二天将全团人员原机遣返。
白崇禧并未气馁，开始寻找能配合自己去台湾宣慰的合适人选。1947年3月16日，蒋经国以“三青团”处长的身份加入白崇禧的宣慰团，“督军”意味明显。次日，宣慰团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关键十六天
与此同时，在南京，“宣字一号布告”正式向台湾发布，宣布台湾即将进行政治制度调整（长官总署改组为省政府）、地方人士调整（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政府职位尽量选用本省人士等）、经济政策调整（公营经济范围缩小）、恢复地方秩序（从宽处理相关人员）——讽刺的是，如此重要的文件，却没有得到台湾长官公署的配合，根据李翼中后来的回忆，布告在宣布数天后，台湾各地还是没有见到。直到后来
“国防部”人士从南京带来，经过驻台空军的协助散发，才算昭告台湾各地。
第一次与陈仪的拜会结束后，回到台北宾馆的白崇禧就遇到了当地群众的陈情请求，来者为矿业巨子、瑞芳镇镇长李建兴和他八十岁高龄的母亲李白娘。因为小儿子被军警带走，李白娘便为台湾人向白崇禧请命。
根据白先勇的回忆，后来他们父子曾对“二二八”事件有过交流，“父亲一开始就是对台湾本省人持同情态度的”，李白娘的请求正符合白崇禧来台善后的目的，自然当即允诺。当得知老人娘家也姓白时，白崇禧更加尊敬，干脆当场结下通家之好，成为后来的一段佳话。
随后，白崇禧又通过关系，会见当时“台湾头号士绅”、国民参政员兼台湾省参议院议员林献堂。林氏是“日据时期”台湾体制内抗日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对台湾事务极有见地，“二二八”初期，甘冒风险庇护外省人。在后来的16天里，林氏成了白崇禧重要的“眼线”。
当晚6时，白崇禧第一次对全省同胞进行广播，宣布“从宽免究”的处理原则。后来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中记述：“三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钟，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阵。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
从3月18日起，白崇禧带领着宣慰团，马不停蹄在台湾全岛开启了高强度的“宣慰”行程。在白崇禧重点安抚的人群中，学生、外省籍公务员、原住民和军警是重中之重。而在白崇禧16天的行程里，与当地原住民迅速建立起来的情谊同样令人惊讶。当他听说台东县在原住民的维持下成为唯一没有处决犯人的地方、原住民还保护了一批外省籍官员、眷属时，就主动要求接见台东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在3月26日的合影中，白崇禧故意让马智礼和陈仪分坐自己的左右，以示对马的尊敬。而马也依白崇禧之请，往返屏东山地多次，安抚本地部落，让很多原住民交出了武器。 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白崇禧在“二二八”之后的台湾之行，用白先勇的话形容，是在“敏感、尖锐、躁动”的特殊环境里，“善后灭火、止痛疗伤”。不过在当时派系倾轧的政治气氛里，白崇禧也深知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从目前的资料看来，白崇禧在台湾的行踪，同时受到蒋介石和陈仪的双重监视，白本人每天巡视结束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向蒋发一封长电报，报告所见所闻和自己处置的想法；从目前所有解密的关于“二二八”的档案文件里可见，“中统”和“军统”每天都会向南京发送电文报告白崇禧的举动；而陈仪为了阻止白崇禧接触基层民众，也悄悄设了一张“保护网”。
白崇禧深知，自己虽然作为“中央大员”，却没有公告中所谓的“全权负责”的授权。他到达台湾初期并未与陈仪发生龃龉，但随着宣慰行程的深入，与陈仪、柯远芬的冲突终于爆发。
1947年3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柯远芬论述处置涉案人犯的态度时，声称“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了”。白崇禧当即拍了桌子，驳斥柯远芬。当天，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命令陈仪不得滥捕滥杀，逮捕人犯需造册呈报“国防部”，实质上取消了警备总部的军法终审权。
这个命令或许是白崇禧“宣慰”之行最具人文关怀意义上的实际举措，间接让很多人在枪口下保住了性命。“他后来放了很多人，他们涉及到的案子也不过是抢劫，台湾那时民生很苦，很多人就趁机作乱，抢点东西。现在我们发掘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在‘国史馆’里，13个案子，29人判刑，18人死刑，他（白崇禧）把他们全改了，说他们罪不至死。”白先勇说。
在白崇禧完成“宣慰”任务返回南京后，他写给蒋介石的处理意见也影响了台湾官员的命运：陈仪最终被撤职，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柯远芬因为是黄埔系，虽遭撤职，但没有实质处分。
随着三大战役的进程，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的信任破裂，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需要制造自己的威信，一方面将“二二八”的责任捏造给中共，一方面对白崇禧在暴乱后做的善后工作只字不提。
不过，就像白崇禧选择留在台湾时所说，“要给历史一个交代”，历史也给了他一个交代。在1966年12月白崇禧过世时，数千名从未谋面的台籍人士自发来到追悼会，献上挽联、挽诗。一切典故辞藻，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暴乱的基隆杂货店老板廖文英的白话更加明白：
“二二八事件错的是陈仪，救人的是白崇禧。”
每年的2月28日，已经变成了台湾的政治秀场。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近年来每逢“二二八”就唾面自干的形象几乎在公众心中定型，而在去年以政治黑马姿态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则以“二二八”受难者后代的身份自居，虽然一面说“要学着放下仇恨”，但也强调“二二八还是要有真相”。
台湾作家白先勇却正在试图为“二二八”纷纭的历史叙述补上一块属于自己的拼图：因为他的父亲、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在68年前，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受命于蒋介石，在事件中亲临台湾，用16天的时间走访台湾各地，对各阶层民众进行“宣慰”。但这段历史的详情，却在台湾后来的岁月里，出于政治的原因，始终被掩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悲剧的开端
“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3月20日，在北京，白先勇说。去年3月，他顶着压力，在台湾出版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一年之后此书在大陆出版。白先勇为了完成这本书，与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一起，寻访经历过“二二八”的耆老，搜集湮没的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将各项已经解密的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果。
与白先勇合著此书的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将1945年台湾“光复”后到1947年“二二八”发生前的台湾时局总结为：派系倾轧、政经失序。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延迟的行程
在台湾事态激化的1947年3月7日，身兼全国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白崇禧还在寒冷的太原，计划与山西绥靖区公署主任阎锡山讨论工作。次日，南京急电将他召回，蒋介石两次召见，告知其要作为“中央大员”去“宣慰”台湾，对“二二八”进行善后。
对于白崇禧会成为“宣慰”的人选，白先勇认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蒋介石的考量：一方面，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又是抗日名将，对于军警有管束力，对于台湾民众有良好声望。白崇禧作为新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拥有多年治理民生的经验，曾将广西省治理为“模范省”，作为“国防部长”，他熟悉边疆事务和民族事务，对于台湾的历史、地理都有了解，“如果换一个文官去台湾，很难制约陈仪一派”。
白崇禧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自述：
“我自己的原则是中国有句俗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本着这样的态度，他只用了一天就拟出了“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草案，这份文件就是后来3月17日他在台湾甫一落地就宣布的“国防部”
《宣字第一号布告》的雏形。
在南京的短短几天里，白崇禧高效率地接见了诸多台湾旅沪人士，以及熟谙政法、经济的学者，对台湾时局心中已经大致有数。不过，原本定在3月12日起程的白崇禧，却最终“因故”推迟了五天出发。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尚未有定论。根据廖彦博的分析，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在为即将改设的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暗中博弈；另一方面，陈仪此时并未甘心因为“二二八”而断送仕途，与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一起，以台湾时局尚未得到有效掌控为由，阻挠宣慰团的起程。
白崇禧并未空等，另组了一个低规格的“台湾慰问团”于3月11日飞抵台湾。但陈仪将慰问团直接滞留在指定的旅社，以安全为由限制、监视团员的活动，第二天将全团人员原机遣返。
白崇禧并未气馁，开始寻找能配合自己去台湾宣慰的合适人选。1947年3月16日，蒋经国以“三青团”处长的身份加入白崇禧的宣慰团，“督军”意味明显。次日，宣慰团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关键十六天
与此同时，在南京，“宣字一号布告”正式向台湾发布，宣布台湾即将进行政治制度调整（长官总署改组为省政府）、地方人士调整（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政府职位尽量选用本省人士等）、经济政策调整（公营经济范围缩小）、恢复地方秩序（从宽处理相关人员）——讽刺的是，如此重要的文件，却没有得到台湾长官公署的配合，根据李翼中后来的回忆，布告在宣布数天后，台湾各地还是没有见到。直到后来
“国防部”人士从南京带来，经过驻台空军的协助散发，才算昭告台湾各地。
第一次与陈仪的拜会结束后，回到台北宾馆的白崇禧就遇到了当地群众的陈情请求，来者为矿业巨子、瑞芳镇镇长李建兴和他八十岁高龄的母亲李白娘。因为小儿子被军警带走，李白娘便为台湾人向白崇禧请命。
根据白先勇的回忆，后来他们父子曾对“二二八”事件有过交流，“父亲一开始就是对台湾本省人持同情态度的”，李白娘的请求正符合白崇禧来台善后的目的，自然当即允诺。当得知老人娘家也姓白时，白崇禧更加尊敬，干脆当场结下通家之好，成为后来的一段佳话。
随后，白崇禧又通过关系，会见当时“台湾头号士绅”、国民参政员兼台湾省参议院议员林献堂。林氏是“日据时期”台湾体制内抗日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对台湾事务极有见地，“二二八”初期，甘冒风险庇护外省人。在后来的16天里，林氏成了白崇禧重要的“眼线”。
当晚6时，白崇禧第一次对全省同胞进行广播，宣布“从宽免究”的处理原则。后来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中记述：“三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钟，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阵。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
从3月18日起，白崇禧带领着宣慰团，马不停蹄在台湾全岛开启了高强度的“宣慰”行程。在白崇禧重点安抚的人群中，学生、外省籍公务员、原住民和军警是重中之重。而在白崇禧16天的行程里，与当地原住民迅速建立起来的情谊同样令人惊讶。当他听说台东县在原住民的维持下成为唯一没有处决犯人的地方、原住民还保护了一批外省籍官员、眷属时，就主动要求接见台东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在3月26日的合影中，白崇禧故意让马智礼和陈仪分坐自己的左右，以示对马的尊敬。而马也依白崇禧之请，往返屏东山地多次，安抚本地部落，让很多原住民交出了武器。 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白崇禧在“二二八”之后的台湾之行，用白先勇的话形容，是在“敏感、尖锐、躁动”的特殊环境里，“善后灭火、止痛疗伤”。不过在当时派系倾轧的政治气氛里，白崇禧也深知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从目前的资料看来，白崇禧在台湾的行踪，同时受到蒋介石和陈仪的双重监视，白本人每天巡视结束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向蒋发一封长电报，报告所见所闻和自己处置的想法；从目前所有解密的关于“二二八”的档案文件里可见，“中统”和“军统”每天都会向南京发送电文报告白崇禧的举动；而陈仪为了阻止白崇禧接触基层民众，也悄悄设了一张“保护网”。
白崇禧深知，自己虽然作为“中央大员”，却没有公告中所谓的“全权负责”的授权。他到达台湾初期并未与陈仪发生龃龉，但随着宣慰行程的深入，与陈仪、柯远芬的冲突终于爆发。
1947年3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柯远芬论述处置涉案人犯的态度时，声称“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了”。白崇禧当即拍了桌子，驳斥柯远芬。当天，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命令陈仪不得滥捕滥杀，逮捕人犯需造册呈报“国防部”，实质上取消了警备总部的军法终审权。
这个命令或许是白崇禧“宣慰”之行最具人文关怀意义上的实际举措，间接让很多人在枪口下保住了性命。“他后来放了很多人，他们涉及到的案子也不过是抢劫，台湾那时民生很苦，很多人就趁机作乱，抢点东西。现在我们发掘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在‘国史馆’里，13个案子，29人判刑，18人死刑，他（白崇禧）把他们全改了，说他们罪不至死。”白先勇说。
在白崇禧完成“宣慰”任务返回南京后，他写给蒋介石的处理意见也影响了台湾官员的命运：陈仪最终被撤职，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柯远芬因为是黄埔系，虽遭撤职，但没有实质处分。
随着三大战役的进程，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的信任破裂，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需要制造自己的威信，一方面将“二二八”的责任捏造给中共，一方面对白崇禧在暴乱后做的善后工作只字不提。
不过，就像白崇禧选择留在台湾时所说，“要给历史一个交代”，历史也给了他一个交代。在1966年12月白崇禧过世时，数千名从未谋面的台籍人士自发来到追悼会，献上挽联、挽诗。一切典故辞藻，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暴乱的基隆杂货店老板廖文英的白话更加明白：
“二二八事件错的是陈仪，救人的是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