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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的茅屋里,捧读卞之琳先生著的、用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桂林明日出版社,1942),爱不释手。事隔近半个世纪,今天我重读他题赠给我的、用讲究的山茶纸精印的《十年诗草》(台湾大雁书店,1989)和《雕虫纪历》(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1982),我仍然感到当年初读时的强烈喜悦。这就使我向自己提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