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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和变化成为了可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很多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可能暗示着某种新的人类活动的规律，其中蕴含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英国学者维克托说，大数据就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也包括深刻的洞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意见领袖悄然发生着变化，而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联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我们要占领宣传思想的阵地。
意见领袖的内涵和类型划分
“意见领袖”一词，其实由来已久。1940年，传播学理论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意见领袖”又被称为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他们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具有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在某些社交场合比较活跃，与受其影响者同处一个团体并有共同爱好，通晓特定问题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相关信息。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中，意见领袖往往由家族族长担任。时过境迁，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网络意见领袖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重要中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意见领袖由最初的BBS意见领袖、SNS意见领袖发展到了微博意见领袖。微博意见领袖与前两种有所不同，不再受限于一个小的群体，而是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实现发布消息的迅速扩散。所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壮大，意见领袖也逐渐为人所熟知，成为一大热词。
微博意见领袖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2011年学者于建嵘号召的“微博打拐”、邓飞呼吁的“免费午餐”、2012年的“表哥”杨达才事件，在全社会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这些网络事件中，自媒体的运用使得事件传播呈现出了犹如核裂变的效果，而意见领袖却是真正左右微博舆论导向的一个群体。据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研究，实际能操控微博舆论导向的仅是300余个微博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倾向将主导微博舆论，这也是在一些事件中微博舆论日趋偏激和极端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概括起来，当前的微博意见领袖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娱乐界人士。他们拥有大量粉丝，而且在粉丝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借助微博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生活、事业情况，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和宣传，目的是为了满足粉丝的窥私欲，其中不乏商业运作和炒作。第二种，商业界人士。一些财经界人士热衷于分析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为大众提出相应的理财建议。另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家经常对各类公共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第三种，知识分子。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也都纷纷开通了微博，借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时也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剖析，提出相应的建议。第四种，媒体微博。当前，各个报纸、杂志也都相继开通了微博。他们往往有传统媒体的基础，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巨大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事件的报道和信息的发布。第五种，政府微博。一般是由一些政府部门发布的，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公安微博等。由于其官方的背景，成为信息公开和电子政务的窗口、桥梁。这些政府微博可以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正视听，并且对于一些突发的社会事件可以迅速表态和处理。这五种类型中，前三种类型的意见领袖往往是社会各界的某些知名人士，后两种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出现的。这五种意见领袖对于社会思潮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思潮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而思潮旗手，顾名思义，就是那些社会思潮的“举旗”之人。他们不仅是某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表达自己对某些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有意地传播这些观点，这一系列的此类观点就可以形成社会思潮。这其中，思潮旗手的作用显而易见。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即使一些人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也是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从社会身份来看，能被称为思潮旗手的人，以作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居多。很多思潮旗手，在自媒体的时代也开通自己的微博，凭借自身的已有的名声或学术地位，在互联网上也迅速成为“意见领袖”。所以，一些人拥有“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的双重身份。
但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领袖”都称得上是“思潮旗手”。第一，“意见领袖”的类型决定了不是所有的“意见领袖”都能成为“思潮旗手”。当前，很多“意见领袖”并非就某一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表达个人的情感情绪，甚至是揣着商业目的的自我营销。他们在自媒体中的自我展示，其中可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思潮的动向，但这样的“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二，是否是思潮旗手，其實是与社会思潮自身有关。社会思潮并非只是一次观点的表达、情绪的表露，而是一系列观点的阐述。而“意见领袖”往往由于篇幅的限制，很难系统、全面地阐述某种观点。尤其，今天的“微博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发短短140个字，是难以阐述清楚一系列的观点。碎片化的信息，也使得很多观点被肢解，很难形成社会思潮。第三，作为“思潮旗手”一定是自己对于某种思潮极为赞赏和推崇的，才会主动地去宣传某种思潮，以扩大其影响。而“意见领袖”经常可以充当某种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因为其未必了解自己的观点是否与某种思潮不谋而合。这种可能已经沾染某种社会思潮而不自知的“意见领袖”，只能成为某种社会思潮推波助澜者，而无法成为某种思潮的领军人物。
反过来讲，思潮旗手有可能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一些作家、学者在作品走红之后，也纷纷加入了“意见领袖”的队伍。这时，线下的读者变成了线上的粉丝。所以，在这种粉丝的围观和簇拥下，作家在网上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觑。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他们同样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大数据时代对“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这是大数据的核心。当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据来表达时，数据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对于“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而言，亦是如此。“意见领袖”的标准不再是主观的判断，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参数，如发帖、回帖、转发、评论、粉丝的数量等，精确地计算出来。
在大数据时代，人是数据的媒介。社交网络、微信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是通过人的关系网完成传播的。当前社交网络和微信都会与真实的社会身份挂钩，使得“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可以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很短时间实现网络聚集，并达到临界值。网络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叠加，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实现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资源的相互融合贯通。而此时，“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之间的联系也会日益密切，更容易发生身份转化和叠加。
大数据的重要功能就是预测。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发现很多鲜为人知，平时长期被人忽略的潜在规律，从而做出科学的预测。而在大数据时代，一切都可以追踪和预测。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鸡呢？”值不值得去看这只“下蛋的鸡”，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去看這只“下蛋的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甚至通过其下蛋的规律来预测未来下蛋的时间。所以，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占有数据，公布数据，分析数据，预测数据背后的行动，都可能成为“意见领袖”，通过这些数据来表达观点，可以引领社会思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首先，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2012年，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同时，它的负面效应也已经显现。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在大数据时代，是否有隐私可言，人们对此有着颇深的怀疑。其次，对于大数据的不同态度，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而谁可以掌握全部数据，谁就能够掌握先机，占有主动权。在未来，只要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权力机构主动公布公众关心的事件信息，加入“意见领袖”的行列，那么这些来自权威机构的信息发布，无疑将是最好的网络谣言的“终结者”。在现实生活，人们往往并非是因为鸡蛋的味道好，而去追溯“下蛋的鸡”，更多是因为鸡蛋的味道不好，更渴望知道“下蛋的鸡”的一切信息。因此，如果政府可以将舆情服务与社会调查相互贯通，那么网络谣言可以止步于“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所谈到的，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大数据时代，只有在巩固壮大传统媒体阵地的同时，加强互联网媒体的管理，打通线上线下两个舆论阵地，实现数据的整合、资源的融通，掌握主动权，才能在大数据时代中抢占先机，研判精准，传播正能量。
（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责任编辑：郑 建
意见领袖的内涵和类型划分
“意见领袖”一词，其实由来已久。1940年，传播学理论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意见领袖”又被称为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媒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他们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具有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在某些社交场合比较活跃，与受其影响者同处一个团体并有共同爱好，通晓特定问题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相关信息。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中，意见领袖往往由家族族长担任。时过境迁，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网络意见领袖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重要中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意见领袖由最初的BBS意见领袖、SNS意见领袖发展到了微博意见领袖。微博意见领袖与前两种有所不同，不再受限于一个小的群体，而是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实现发布消息的迅速扩散。所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壮大，意见领袖也逐渐为人所熟知，成为一大热词。
微博意见领袖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2011年学者于建嵘号召的“微博打拐”、邓飞呼吁的“免费午餐”、2012年的“表哥”杨达才事件，在全社会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这些网络事件中，自媒体的运用使得事件传播呈现出了犹如核裂变的效果，而意见领袖却是真正左右微博舆论导向的一个群体。据2013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研究，实际能操控微博舆论导向的仅是300余个微博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倾向将主导微博舆论，这也是在一些事件中微博舆论日趋偏激和极端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概括起来，当前的微博意见领袖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娱乐界人士。他们拥有大量粉丝，而且在粉丝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借助微博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生活、事业情况，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和宣传，目的是为了满足粉丝的窥私欲，其中不乏商业运作和炒作。第二种，商业界人士。一些财经界人士热衷于分析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为大众提出相应的理财建议。另有一些知名的企业家经常对各类公共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第三种，知识分子。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也都纷纷开通了微博，借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时也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剖析，提出相应的建议。第四种，媒体微博。当前，各个报纸、杂志也都相继开通了微博。他们往往有传统媒体的基础，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巨大优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事件的报道和信息的发布。第五种，政府微博。一般是由一些政府部门发布的，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公安微博等。由于其官方的背景，成为信息公开和电子政务的窗口、桥梁。这些政府微博可以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以正视听，并且对于一些突发的社会事件可以迅速表态和处理。这五种类型中，前三种类型的意见领袖往往是社会各界的某些知名人士，后两种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出现的。这五种意见领袖对于社会思潮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思潮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而思潮旗手，顾名思义，就是那些社会思潮的“举旗”之人。他们不仅是某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表达自己对某些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观点，有意地传播这些观点，这一系列的此类观点就可以形成社会思潮。这其中，思潮旗手的作用显而易见。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即使一些人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也是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从社会身份来看，能被称为思潮旗手的人，以作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居多。很多思潮旗手，在自媒体的时代也开通自己的微博，凭借自身的已有的名声或学术地位，在互联网上也迅速成为“意见领袖”。所以，一些人拥有“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的双重身份。
但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领袖”都称得上是“思潮旗手”。第一，“意见领袖”的类型决定了不是所有的“意见领袖”都能成为“思潮旗手”。当前，很多“意见领袖”并非就某一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工作、生活状态，表达个人的情感情绪，甚至是揣着商业目的的自我营销。他们在自媒体中的自我展示，其中可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思潮的动向，但这样的“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显然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二，是否是思潮旗手，其實是与社会思潮自身有关。社会思潮并非只是一次观点的表达、情绪的表露，而是一系列观点的阐述。而“意见领袖”往往由于篇幅的限制，很难系统、全面地阐述某种观点。尤其，今天的“微博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发短短140个字，是难以阐述清楚一系列的观点。碎片化的信息，也使得很多观点被肢解，很难形成社会思潮。第三，作为“思潮旗手”一定是自己对于某种思潮极为赞赏和推崇的，才会主动地去宣传某种思潮，以扩大其影响。而“意见领袖”经常可以充当某种社会思潮的传播者，因为其未必了解自己的观点是否与某种思潮不谋而合。这种可能已经沾染某种社会思潮而不自知的“意见领袖”，只能成为某种社会思潮推波助澜者，而无法成为某种思潮的领军人物。
反过来讲，思潮旗手有可能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一些作家、学者在作品走红之后，也纷纷加入了“意见领袖”的队伍。这时，线下的读者变成了线上的粉丝。所以，在这种粉丝的围观和簇拥下，作家在网上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觑。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他们同样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大数据时代对“意见领袖”与思潮旗手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这是大数据的核心。当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据来表达时，数据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对于“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而言，亦是如此。“意见领袖”的标准不再是主观的判断，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参数，如发帖、回帖、转发、评论、粉丝的数量等，精确地计算出来。
在大数据时代，人是数据的媒介。社交网络、微信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是通过人的关系网完成传播的。当前社交网络和微信都会与真实的社会身份挂钩，使得“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可以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很短时间实现网络聚集，并达到临界值。网络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叠加，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实现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资源的相互融合贯通。而此时，“意见领袖”和思潮旗手之间的联系也会日益密切，更容易发生身份转化和叠加。
大数据的重要功能就是预测。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发现很多鲜为人知，平时长期被人忽略的潜在规律，从而做出科学的预测。而在大数据时代，一切都可以追踪和预测。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鸡呢？”值不值得去看这只“下蛋的鸡”，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去看這只“下蛋的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甚至通过其下蛋的规律来预测未来下蛋的时间。所以，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占有数据，公布数据，分析数据，预测数据背后的行动，都可能成为“意见领袖”，通过这些数据来表达观点，可以引领社会思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启示。首先，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2012年，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同时，它的负面效应也已经显现。美国“棱镜门”事件曝光，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在大数据时代，是否有隐私可言，人们对此有着颇深的怀疑。其次，对于大数据的不同态度，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而谁可以掌握全部数据，谁就能够掌握先机，占有主动权。在未来，只要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权力机构主动公布公众关心的事件信息，加入“意见领袖”的行列，那么这些来自权威机构的信息发布，无疑将是最好的网络谣言的“终结者”。在现实生活，人们往往并非是因为鸡蛋的味道好，而去追溯“下蛋的鸡”，更多是因为鸡蛋的味道不好，更渴望知道“下蛋的鸡”的一切信息。因此，如果政府可以将舆情服务与社会调查相互贯通，那么网络谣言可以止步于“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所谈到的，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在大数据时代，只有在巩固壮大传统媒体阵地的同时，加强互联网媒体的管理，打通线上线下两个舆论阵地，实现数据的整合、资源的融通，掌握主动权，才能在大数据时代中抢占先机，研判精准，传播正能量。
（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
责任编辑：郑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