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总写不出理想的开场白，最后是从“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始的。对此，我们除了看出一名作家对于作品开头的重视之外，引起我们更多思考的是，一个作品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同样的问题，在散文创作中，在我们下笔将要开始写作时，一般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几乎没有人做过认真的思考。假如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是对的话，我们对此的漠视是不是就是对自己散文创作的蔑视，因此我们在写作之初要知道创作的一个基本常识，这就是，文学作品包括散文作品中的任何开头都是从中间开始写起的，也就是说，任何散文的内容都是从一个大的生活中任意切割下来的一个片段。
　　明确了这一点，对我们的散文创作大有裨益，因为有很多散文创作者在写作时总是瞻前顾后，唯恐遗漏了什么，总觉得前面还有无数需要写的内容没有写，于是就不自觉地硬拽着文章的开始，往更前面的那些内容走，于是越是往前拽，作品的开头越是成了一团糨糊，一团乱麻，使得散文作品的开始总是拖拖拉拉，一点也不干脆清爽。
　　对此，在诸多文学前辈的一些诗论中是有所论述的，只是被我们后辈给忽视或者忘记了。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中，有一节谈到怎样的开头才算好，举出了两种好的开头，一种是“极苍苍莽莽之致”，即意境深远阔大；一种是“突兀”，像“高山坠石，不知其来”，即出人意外。并举到了曹植的《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一句，以及岑参的《陕州月城楼送辛判官入秦》中“送客飞鸟外，城头楼最高”一句，来加以说明。我想其中的第二种其实就暗含了“任何开头都是从中间开始写起”的意思，否则诗文中怎么也不会有突然坠下的高山之石。
　　在古代的散文名篇中，也有很多从时间或者事件中间开始写起的例子，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篇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那么如果像现在某些作家的写法，就要往前推究了，永和九年之前，作者怎么认识的那些毕至的群贤，咸集的少长的呢？但在此文中却并不去多说，否则追溯一下估计要一万字也不为过，但如果继续推究下去，一万字之前估计还会有一万字的之前，如果一直往前追溯，是不能穷尽的，因此，此文就从“永和九年”而不是“八年”“七年”开始了，可见文章确实是从中间开始写起的；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的开头也是，其开篇是“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文章的这个开始确实是干脆利落，一下就进入了作者要写的内容中去了，而不是生怕读者读不明白，交代了后七日，又后六日，或者又后五日等等；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同样也是，一开始就写“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而并不多去涉及太行的内容，否则又会将文章摊成一张大煎饼，比如太行在哪里，太行之阴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开头从中间写起的例子，也都是中国传统散文的经典篇目。
　　中国现代散文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郁达夫的《还乡记》，开始是这样写的，“大约是午前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的过敏的神经忽而颤动了起来。张开了半只眼，从枕上举起非常沉重的头，半醒半觉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见一层白色的云丛，密布在微明空际，房里的角上桌下，还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荡着，满屋沉沉，只充满了睡声，窗外也没有群动的声音。”文章是从“午前四五点钟”这个时间点开始的，其他的时间并没有进入到文章要写的内容中去；巴金的《爱尔克的灯光》的开篇是这样的，“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文章的开头是限定在“傍晚”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点肯定不是一个事件的开始点，只是文章写作的开始点罢了；胡适《庐山游记》的开篇所写到的，“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这个开头也都是从一个事件的中间开始写起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每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选取的节点才不会一样，才使得每个作家所写出的开头是不一样的，才使得作品有了更加不同的特色，如果不顾这个，只是一味地往前推，推到的源头可能几乎是一样的，雷同的情况就有很大的概率，所以在写作散文时，开头从中间开始才是必须遵循的道理之一。
　　我们知道，在散文创作中，对于散文的总体结构总要有一个设计，这就必然要首先要有个开始，有了这个开始，然后将其他的因素加以固定，使之美观和有序，如此才能使整个创作机制开始运动，像一股水流一样直奔而下，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文章的开始部分不是这个事件作为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散文创作就很难开始了。记得白居易在其《金针诗格》中谈到，写作要讲究“破题”，要“欲似狂风卷浪，势欲滔天”，落句要“欲似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唐代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中，也提到“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两者讲到的意思也都是，好的文章需有一个好的开头。这是共识，开头开不好，估计接下去的文字也很难出彩。如果一个作家在开头用的功夫很多，捉摸半天，删改几次，总不满意，总觉得开头之前还有要写的东西，于是文章就会被不断地往前推，开头就很容易就变成了无头，任何故事的开头都是从中间开始叙述，明白了这点，很关键。
　　古代诗歌也有很多这样的例证，比如《诗经》中四言开头的“关关雎鸠”，五言开头的“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六言开头的“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后世七言开头的“嗟君此别意如何，驻马衔杯问谪居”，等等，都是这样的例证。否则，以诗歌这么样的体量，如果没有一个从中间开始写起的开头，几十字的诗歌就很容易写成动辄万言的诗史了。其实，巨大的诗史其实也是从中间开始的，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也是，其开头就是从希腊大军和特洛伊人的战斗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开始写起的。《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也是从中间开始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我们看到，它并没有从一月开始写起吧，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些。
　　就像前面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涉及的是一个散文写作的结构问题，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一书提出了结构的封闭性、整体性问题。我的理解是，文章要有一个必要的起点和完满的终点，这个起点不可避免地总会是一个事件的中间部分，否则就不能划成一个封闭性的圆圈，很难产生好的文本。我们知道，大凡为诗作文，乃是积字以成词，缀词而成句，累句而成章，就要有一个能够开始的开头，《故事开始了》的作者阿摩司·奥兹说：“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你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因此，不管怎样，散文的开头就是一个门槛，是分隔现实世界与散文家虚构的世界的界线，而这个开头应该就是那个可以“把我们引进门”的那个中间点。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有诗曰：“文章看落笔，议论驰后先，破石出至宝，决高泻千川。”明朝诗人谢榛也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他们都看中文章的开头，也应该都明白，任何开头都从中间开始的。因此，文章要写的不是一个内容的全部，而是这个内容的一个部分，是整个要写的时间、事件或者世界的一个部分，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能够开始自己的写作，否则任何文章都永远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