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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唱是我国古老的曲艺艺术，道情是道家传道表情所使用的一种曲艺说唱形式。洪洞道情原为说唱艺术，后汲取当地民歌小调逐步发展成道情剧种，在漫长的文化过程中不断与眉户剧、蒲剧、晋南民间歌舞等高度融合，持续繁衍生息，走向新生。
【关键词】说唱音乐；道情；洪洞道情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五千余年，而音乐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我国的民间音乐主要分为五大类：民歌、说唱音乐、民族舞蹈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其中，说唱音乐是根据主奏乐器、地域风格、历史渊源、音乐特征等因素组合演化而来，大约划分为弹词、道情、鼓子词、牌子曲、琴书（琴剧）五大类。
说唱音乐是适用于讲唱历史、民间传说及演绎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融文学、音乐、艺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以叙述为主，兼有抒情性。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以来，说唱音乐发展成为几种不同的曲种，如“道情”“宣卷”“莲花落”等。道情戏是在说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黄河流域的民间小戏，起源于唐代道士所唱的“经韵”，宋代发展成为唱白相间的曲艺形式——道情鼓子词。[1]
道情是我国地方戏曲剧中里曲种最多的艺术品种，据统计，目前大约有110多种，是我国道教音乐的说唱种类。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讲到：“三教所长，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礼。”因道家崇尚唱情，以传播道教思想，表达受教之情，且用渔鼓、简板为伴奏乐器，因而被称之为“道情”。同时，由于每个地方的声腔语言习惯和音乐特色不同，道情与当地风俗融合，产生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其中，由于晋南的平阳一带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的故里，所以这一地区的道教和道情艺术都比较兴盛。[2]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写到：“道家所唱，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民道情”，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不断更新发展，流传至今。渔鼓为道情特定伴奏乐器，演唱时自击渔鼓、简板，因此，此类曲种有的称为“道情”，也有的称之为“渔鼓”，如：山西洪洞道情、临县道情、内蒙道情、浙江道情、山东渔鼓、河南渔鼓坠、四川竹琴等。随着时代的进步，道情发展成为了道情剧，如临县道情、神池道情（山西神池县）、陕北道情、晋北道情（山西右玉县）、皮影戏等。
其中的洪洞道情发端于明代，清咸丰年间出现其班社的详细记录，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流行于洪洞以及晋南地区的山西地方戏曲剧种，原为说唱艺术，后汲取当地民歌小调逐步发展成道情剧种。洪洞道情原称“道腔”，1961年，著民剧作家田汉在洪洞观看《郭巨埋儿》和《龙虎山》后，连声称赞：“仙乐妙曲，枯木逢春”，并说到“道腔”二字不确切。返京后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写信给剧团，建议将其改称“道情”，“洪洞道情”由此得名。它集“法曲道情”（法曲大约指大型歌舞音乐，形成于大唐开元年间，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与“民间歌谣”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佛家唱性，儒家唱礼”的特点，以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为主。音乐唱腔属曲牌体，分高调、宫调、平调三大类，统称“三大调”。平调的旋律较为平稳流畅，以叙事为主；高调节奏活跃，旋律起伏较大，以表现激动、悲壮的情绪为主；宫调就是宫调式，是调式体系，在旋律进行和调式调性上与平调和高调形成对比。[3]此外，民歌小调，如三月三、大观灯、道士闹元宵等也对它的形成、发生、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音乐结构上，既是联曲体，又具板腔体的音乐成分，如唱腔中引子、起板、二性板、流水等板腔体的作用。道情的主奏乐器是渔鼓、简板、碰钟、四胡、高音七眼串竹笛。1960年以后逐步加入小唢呐、二胡、中胡、三弦、扬琴等乐器，传统剧目有《安安送半》《三英卷》《断双钉》等。
洪洞道情在表演上融入了秧歌技法：走三步、退兩步、摆臂扭腰。在表演技艺上，深受蒲剧、眉户剧的影响，表演技艺明显提升，如《断乌盆》中的跷功，《送茶》中的裙子功，《林英降香》中的扇子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是由于这样的交融互渗，包容开放，洪洞道情从怀抱渔鼓、手摇简板，一路从“走唱”“坐唱”，到设置角色、演绎故事，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始终与区域民间艺术相伴相生，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从音乐唱腔来看，它与道教音乐（其中也有黄庙音乐与青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民间歌舞，民歌等）、地方戏曲（蒲剧、眉户剧、碗碗腔中“流水”“介板”“滚白”“哭板”等）广泛融合。因此，老腔老调发生了自然的流变。正如民间所说：“道情九弯十八调，几个调调一大套。套套里头有弯弯，弯弯里头有调调”，其多姿多彩的风韵得以充分展现，而这一特征也是它永葆生命力的源头和保证。
我国许多戏曲演唱都有衬字虚腔淹没唱词的怪象，令观众“只知唱的好，不知唱什么”，从而失去了大批的观众，但洪洞道情却突出唱词功能，淡化、弱化了衬字的作用，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演唱效果。1960年，洪洞道情剧团成立。1964年，剧团创作了现代剧《彩礼》，参加了山西现代戏会演。1970年剧团解散。1980年恢复。2000年，洪洞县文化馆成立道情剧团，恢复抢救了这一传统剧种，经挖掘整理，保留了19个本戏和6个折子戏。2000年后，洪洞道情秉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理念，在恢复传统剧目的同时积极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
2018年11月12～15日，洪洞道情剧团赴江苏省昆山市参加了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18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洪洞道情折子戏《送茶》进行了两场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一致好评。《送茶》是“龙虎山”中的一折，本折表现的是吕洞宾为了度化韩湘子成仙，化为一农庄并变身妙龄少女，利用送茶的机会对韩湘子进行挑逗、恐吓，但韩湘子意志坚定，不被美色诱惑，不被恐吓吓倒，最终通过了吕洞宾的考验。在本剧表演中，演员利用身段、手帕功等表演技艺展示了洪洞道情的特点魅力。百余年来，洪洞道情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婉转悠扬的曲调，为洪洞和晋南各地的人民奉上了一台又一台丰富的文化大餐，被称为“洪洞的乌兰牧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洪洞道情目前正面临着衰落甚至消亡的危险。主要的问题是：
1.资金短缺，演员流失，传承无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盛起来，地方戏曲受到了当代文化和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许多戏曲剧种无法获得青年观众的青睐，同时，由于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致使许多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艺人们口传心授的艺术作品，面临失传的危险。
2.剧目流失，风格迷失，严重濒危
由于艺术环境的变化，许多经典作品无法演出，道情戏整体水准下降，造成市场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专业的道情音乐创作者严重缺失。近年来上演的道情剧目中，純正的道情风情、道情音乐的精华渐被淹没，道情戏面临被异质文化同化的危险。
民间戏剧是无数先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之所以能延续几百年之久，充分说明了它不仅有着贴近人民生活反映人民思想情感的内容，而且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及不凡的表现形式，因而极有保护和研究的价值。
对于这些广泛蕴藏于群众中的民族文化遗产，要进行及时、专业的抢救。我们要在继承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改善、发展和创新，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登上更新的台阶，走一条既符合群众的审美取向又符合艺术规律的健康发展道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和昌盛、为后代的健康成长创作出更多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文艺作品。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毋庸置疑，文艺高峰作品就孕育在这个引领之中。真正称得上高峰的文艺作品，正是“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有与时代同步伐的决心，有为人民奉献精品力作的诚心。
参考文献：
[1]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94-96.
[2]周青青.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35.
[3]王付全.晋西北优秀民间戏剧辑[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77-82.
作者简介：刘彩平（1967-），女，山西人，本科，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山西民歌民乐教学、音乐教学法。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规划课题（课题编号：GH–18224）。
【关键词】说唱音乐；道情；洪洞道情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五千余年，而音乐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我国的民间音乐主要分为五大类：民歌、说唱音乐、民族舞蹈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器乐。其中，说唱音乐是根据主奏乐器、地域风格、历史渊源、音乐特征等因素组合演化而来，大约划分为弹词、道情、鼓子词、牌子曲、琴书（琴剧）五大类。
说唱音乐是适用于讲唱历史、民间传说及演绎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融文学、音乐、艺术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以叙述为主，兼有抒情性。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以来，说唱音乐发展成为几种不同的曲种，如“道情”“宣卷”“莲花落”等。道情戏是在说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黄河流域的民间小戏，起源于唐代道士所唱的“经韵”，宋代发展成为唱白相间的曲艺形式——道情鼓子词。[1]
道情是我国地方戏曲剧中里曲种最多的艺术品种，据统计，目前大约有110多种，是我国道教音乐的说唱种类。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讲到：“三教所长，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礼。”因道家崇尚唱情，以传播道教思想，表达受教之情，且用渔鼓、简板为伴奏乐器，因而被称之为“道情”。同时，由于每个地方的声腔语言习惯和音乐特色不同，道情与当地风俗融合，产生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其中，由于晋南的平阳一带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的故里，所以这一地区的道教和道情艺术都比较兴盛。[2]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写到：“道家所唱，飞驭天表，游览太虚，俯视八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间，慨古感今，有乐道徜徉之情，故民道情”，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不断更新发展，流传至今。渔鼓为道情特定伴奏乐器，演唱时自击渔鼓、简板，因此，此类曲种有的称为“道情”，也有的称之为“渔鼓”，如：山西洪洞道情、临县道情、内蒙道情、浙江道情、山东渔鼓、河南渔鼓坠、四川竹琴等。随着时代的进步，道情发展成为了道情剧，如临县道情、神池道情（山西神池县）、陕北道情、晋北道情（山西右玉县）、皮影戏等。
其中的洪洞道情发端于明代，清咸丰年间出现其班社的详细记录，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流行于洪洞以及晋南地区的山西地方戏曲剧种，原为说唱艺术，后汲取当地民歌小调逐步发展成道情剧种。洪洞道情原称“道腔”，1961年，著民剧作家田汉在洪洞观看《郭巨埋儿》和《龙虎山》后，连声称赞：“仙乐妙曲，枯木逢春”，并说到“道腔”二字不确切。返京后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写信给剧团，建议将其改称“道情”，“洪洞道情”由此得名。它集“法曲道情”（法曲大约指大型歌舞音乐，形成于大唐开元年间，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与“民间歌谣”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佛家唱性，儒家唱礼”的特点，以演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为主。音乐唱腔属曲牌体，分高调、宫调、平调三大类，统称“三大调”。平调的旋律较为平稳流畅，以叙事为主；高调节奏活跃，旋律起伏较大，以表现激动、悲壮的情绪为主；宫调就是宫调式，是调式体系，在旋律进行和调式调性上与平调和高调形成对比。[3]此外，民歌小调，如三月三、大观灯、道士闹元宵等也对它的形成、发生、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音乐结构上，既是联曲体，又具板腔体的音乐成分，如唱腔中引子、起板、二性板、流水等板腔体的作用。道情的主奏乐器是渔鼓、简板、碰钟、四胡、高音七眼串竹笛。1960年以后逐步加入小唢呐、二胡、中胡、三弦、扬琴等乐器，传统剧目有《安安送半》《三英卷》《断双钉》等。
洪洞道情在表演上融入了秧歌技法：走三步、退兩步、摆臂扭腰。在表演技艺上，深受蒲剧、眉户剧的影响，表演技艺明显提升，如《断乌盆》中的跷功，《送茶》中的裙子功，《林英降香》中的扇子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是由于这样的交融互渗，包容开放，洪洞道情从怀抱渔鼓、手摇简板，一路从“走唱”“坐唱”，到设置角色、演绎故事，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始终与区域民间艺术相伴相生，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从音乐唱腔来看，它与道教音乐（其中也有黄庙音乐与青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民间歌舞，民歌等）、地方戏曲（蒲剧、眉户剧、碗碗腔中“流水”“介板”“滚白”“哭板”等）广泛融合。因此，老腔老调发生了自然的流变。正如民间所说：“道情九弯十八调，几个调调一大套。套套里头有弯弯，弯弯里头有调调”，其多姿多彩的风韵得以充分展现，而这一特征也是它永葆生命力的源头和保证。
我国许多戏曲演唱都有衬字虚腔淹没唱词的怪象，令观众“只知唱的好，不知唱什么”，从而失去了大批的观众，但洪洞道情却突出唱词功能，淡化、弱化了衬字的作用，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演唱效果。1960年，洪洞道情剧团成立。1964年，剧团创作了现代剧《彩礼》，参加了山西现代戏会演。1970年剧团解散。1980年恢复。2000年，洪洞县文化馆成立道情剧团，恢复抢救了这一传统剧种，经挖掘整理，保留了19个本戏和6个折子戏。2000年后，洪洞道情秉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理念，在恢复传统剧目的同时积极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
2018年11月12～15日，洪洞道情剧团赴江苏省昆山市参加了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及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18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洪洞道情折子戏《送茶》进行了两场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一致好评。《送茶》是“龙虎山”中的一折，本折表现的是吕洞宾为了度化韩湘子成仙，化为一农庄并变身妙龄少女，利用送茶的机会对韩湘子进行挑逗、恐吓，但韩湘子意志坚定，不被美色诱惑，不被恐吓吓倒，最终通过了吕洞宾的考验。在本剧表演中，演员利用身段、手帕功等表演技艺展示了洪洞道情的特点魅力。百余年来，洪洞道情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婉转悠扬的曲调，为洪洞和晋南各地的人民奉上了一台又一台丰富的文化大餐，被称为“洪洞的乌兰牧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洪洞道情目前正面临着衰落甚至消亡的危险。主要的问题是：
1.资金短缺，演员流失，传承无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盛起来，地方戏曲受到了当代文化和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许多戏曲剧种无法获得青年观众的青睐，同时，由于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致使许多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老艺人们口传心授的艺术作品，面临失传的危险。
2.剧目流失，风格迷失，严重濒危
由于艺术环境的变化，许多经典作品无法演出，道情戏整体水准下降，造成市场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专业的道情音乐创作者严重缺失。近年来上演的道情剧目中，純正的道情风情、道情音乐的精华渐被淹没，道情戏面临被异质文化同化的危险。
民间戏剧是无数先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之所以能延续几百年之久，充分说明了它不仅有着贴近人民生活反映人民思想情感的内容，而且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及不凡的表现形式，因而极有保护和研究的价值。
对于这些广泛蕴藏于群众中的民族文化遗产，要进行及时、专业的抢救。我们要在继承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改善、发展和创新，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登上更新的台阶，走一条既符合群众的审美取向又符合艺术规律的健康发展道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和昌盛、为后代的健康成长创作出更多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文艺作品。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毋庸置疑，文艺高峰作品就孕育在这个引领之中。真正称得上高峰的文艺作品，正是“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有与时代同步伐的决心，有为人民奉献精品力作的诚心。
参考文献：
[1]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94-96.
[2]周青青.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35.
[3]王付全.晋西北优秀民间戏剧辑[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77-82.
作者简介：刘彩平（1967-），女，山西人，本科，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山西民歌民乐教学、音乐教学法。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规划课题（课题编号：GH–18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