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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美国密苏里大学共同举办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7月19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和会长凌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副主任何芳川、北大副校长吴志攀、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王学珍及国内学者60多人出席了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会长约翰·迪德威勒尔、副会长南希·威尔逊、约翰·菲利普斯、美利坚大学教授哈米德·莫拉那、海伦·斯诺的侄女谢里尔·比绍夫、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埃丝特·索尔森、美国传媒协会执行会长德卡罗、斯诺研究学者罗伯特·法恩斯沃斯以及专程从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朋友20多人。
学术讨论会分四个会场进行,分别就斯诺与中国、斯诺与新闻业务、斯诺与跨国文化传播、全球化与国际传播等四个专题进行讨论。日本的斯诺研究学者吉田旷二发言中展示了斯诺1936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未发表过的记录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谈了斯诺通过姚克(姚莘农)与鲁迅的交往和首次将鲁迅的作品和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情况。中国作家协会金坚范代表姚湘宣读了她专为此次会议写的纪念斯诺和她父亲姚克两人友谊和两人百年诞辰的文章。西安海伦·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安危在会上放映了斯诺夫妇在陕西的录像光盘并作了讲述。正在北大学习的比绍夫的外孙布莱克·安东尼(安磊科)也参加了会议,他表示:“斯诺已经成为我的家庭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变化很大,我想把这些变化以新的方式记录下来。”
19日下午举行“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大会”和圆桌会议。赵启正、邵华泽、凌青、闵维方、约翰·迪德威勒尔、埃丝特·索尔森、谢里尔·比绍夫、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方汉奇等在大会上发言。凌青讲:“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至1941年离开,在中国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作为新闻记者,他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他十分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具有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及刚结束长征的人民革命军队,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风靡全球,成为外国人报道中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问中国。斯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通。他在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斯诺不愧为中国人民的挚友至交。”
迪德威勒尔说:“我代表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对这次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把斯诺看作忠实的朋友,我们来自他家乡堪萨斯城的人都格外高兴。”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他首先讲述了斯诺1929年去内蒙古萨拉齐的所见所闻,当时内蒙古正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斯诺看到大量的饥饿、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坐在家门口,眼睛没有光彩,向过往行人求情,无望的神情等待着饥饿和死亡。这是斯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觉醒点、转折点。黄华回顾他和斯诺的认识的过程。他说:“1935年我们认识了。我们经常在他家里进行讨论,讨论他所了解到的中国情况。他曾以反法西斯的角度,看到中国法西斯所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有地下党的领导,给予了他和海伦很大的帮助。他们带着照相机、摄影机,根据我们事先告诉他的路线和时间,去进行采访。1936年他计划赴陕北采访。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告诉他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帮助他到陕北采访。我们先在西安会合,然后分两批进入陕北,他先走,我后走,在东北军的掩护下,经过延安,到了宝安,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红军的干部。这些采访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使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中国人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黄华同志还谈到1971年斯诺在瑞士病危时,他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开安理会,收到电报,受中央的委托,他马上去瑞士看望斯诺,转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苏醒过来后,一见到我们时,立即伸出手来,拉着我和马海德大夫的手说,‘三个老赤匪又在一起了!’他是一个多么幽默的人。”
在“圆桌会议”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熊澄宇教授说:“斯诺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他有责任心和爱心,热爱中国,也同样热爱美国,而且在热爱中国和美国的平台上,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世界上全人类相互沟通。”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斯诺有一个历史感,他作为一名记者,他的历史感,其厚重程度超过了一般记者。如他对所见到的我国一些历史事件: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民党、共产党的看法,有自己的评价。一个记者没有历史感,是写不出传世佳作的。”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何芳川说:“我1985年在呼和浩特参加过纪念斯诺80寿辰集会,今天又参加这个百周年诞辰集会,感慨甚多。当年参加会议的许多人是年长的朋友,现在还坚持在这样一个领域里播撒文化的种子,令人钦佩。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时,中国还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是个受侮辱的民族,正在为民族的命运抗争,为理想的明天奋斗。他深入地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看到一个未来充满着希望的中国,从而写了不朽之作《西行漫记》。我们永远怀念斯诺,斯诺的精神是永存的。”
美利坚大学教授哈米德·莫拉纳说:“斯诺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人士,并不仅仅因他是一个记者,更重要的是他跨越国界来报导所发生的事情。斯诺不愿意为哪家报纸工作,正是因为他摆脱了媒体带给他的一些限制,要说真话,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
圆桌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作结论说:“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他在新闻事业里面的光辉业绩,他在特殊的时间里面,让世界看到曙光正在中国升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作为一名新闻战士,要时刻想到你的职责,想到报道真实的消息。我们纪念斯诺,就是要向他学习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
大会结束后,大家前往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墓致敬、献花。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版了《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该院研究生专门为这次纪念活动摄制了录像片《埃德加·斯诺》,中央电视十台播出了5集专门摄制的《埃德加·斯诺》电视片。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和会长凌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副主任何芳川、北大副校长吴志攀、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王学珍及国内学者60多人出席了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会长约翰·迪德威勒尔、副会长南希·威尔逊、约翰·菲利普斯、美利坚大学教授哈米德·莫拉那、海伦·斯诺的侄女谢里尔·比绍夫、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埃丝特·索尔森、美国传媒协会执行会长德卡罗、斯诺研究学者罗伯特·法恩斯沃斯以及专程从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前来参加此次活动的朋友20多人。
学术讨论会分四个会场进行,分别就斯诺与中国、斯诺与新闻业务、斯诺与跨国文化传播、全球化与国际传播等四个专题进行讨论。日本的斯诺研究学者吉田旷二发言中展示了斯诺1936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未发表过的记录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谈了斯诺通过姚克(姚莘农)与鲁迅的交往和首次将鲁迅的作品和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情况。中国作家协会金坚范代表姚湘宣读了她专为此次会议写的纪念斯诺和她父亲姚克两人友谊和两人百年诞辰的文章。西安海伦·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安危在会上放映了斯诺夫妇在陕西的录像光盘并作了讲述。正在北大学习的比绍夫的外孙布莱克·安东尼(安磊科)也参加了会议,他表示:“斯诺已经成为我的家庭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变化很大,我想把这些变化以新的方式记录下来。”
19日下午举行“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大会”和圆桌会议。赵启正、邵华泽、凌青、闵维方、约翰·迪德威勒尔、埃丝特·索尔森、谢里尔·比绍夫、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方汉奇等在大会上发言。凌青讲:“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至1941年离开,在中国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作为新闻记者,他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他十分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具有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及刚结束长征的人民革命军队,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风靡全球,成为外国人报道中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访问中国。斯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通。他在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斯诺不愧为中国人民的挚友至交。”
迪德威勒尔说:“我代表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对这次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把斯诺看作忠实的朋友,我们来自他家乡堪萨斯城的人都格外高兴。”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他首先讲述了斯诺1929年去内蒙古萨拉齐的所见所闻,当时内蒙古正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斯诺看到大量的饥饿、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坐在家门口,眼睛没有光彩,向过往行人求情,无望的神情等待着饥饿和死亡。这是斯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觉醒点、转折点。黄华回顾他和斯诺的认识的过程。他说:“1935年我们认识了。我们经常在他家里进行讨论,讨论他所了解到的中国情况。他曾以反法西斯的角度,看到中国法西斯所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有地下党的领导,给予了他和海伦很大的帮助。他们带着照相机、摄影机,根据我们事先告诉他的路线和时间,去进行采访。1936年他计划赴陕北采访。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告诉他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帮助他到陕北采访。我们先在西安会合,然后分两批进入陕北,他先走,我后走,在东北军的掩护下,经过延安,到了宝安,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的领导人和一些红军的干部。这些采访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使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中国人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黄华同志还谈到1971年斯诺在瑞士病危时,他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开安理会,收到电报,受中央的委托,他马上去瑞士看望斯诺,转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他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苏醒过来后,一见到我们时,立即伸出手来,拉着我和马海德大夫的手说,‘三个老赤匪又在一起了!’他是一个多么幽默的人。”
在“圆桌会议”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熊澄宇教授说:“斯诺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从事新闻传播教育。他有责任心和爱心,热爱中国,也同样热爱美国,而且在热爱中国和美国的平台上,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世界上全人类相互沟通。”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说:“斯诺有一个历史感,他作为一名记者,他的历史感,其厚重程度超过了一般记者。如他对所见到的我国一些历史事件: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民党、共产党的看法,有自己的评价。一个记者没有历史感,是写不出传世佳作的。”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何芳川说:“我1985年在呼和浩特参加过纪念斯诺80寿辰集会,今天又参加这个百周年诞辰集会,感慨甚多。当年参加会议的许多人是年长的朋友,现在还坚持在这样一个领域里播撒文化的种子,令人钦佩。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时,中国还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是个受侮辱的民族,正在为民族的命运抗争,为理想的明天奋斗。他深入地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看到一个未来充满着希望的中国,从而写了不朽之作《西行漫记》。我们永远怀念斯诺,斯诺的精神是永存的。”
美利坚大学教授哈米德·莫拉纳说:“斯诺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人士,并不仅仅因他是一个记者,更重要的是他跨越国界来报导所发生的事情。斯诺不愿意为哪家报纸工作,正是因为他摆脱了媒体带给他的一些限制,要说真话,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
圆桌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龚文庠作结论说:“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他在新闻事业里面的光辉业绩,他在特殊的时间里面,让世界看到曙光正在中国升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作为一名新闻战士,要时刻想到你的职责,想到报道真实的消息。我们纪念斯诺,就是要向他学习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
大会结束后,大家前往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墓致敬、献花。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版了《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该院研究生专门为这次纪念活动摄制了录像片《埃德加·斯诺》,中央电视十台播出了5集专门摄制的《埃德加·斯诺》电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