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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谷歌”搜索，有关“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下简称“推广计划”）的信息至少有700多条。这是一项由国务院新闻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持，向全球推广中国图书的计划。2006年3月，该计划主持者和全球最大的中英文搜索网站Google联合开通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门户网站“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向国外推广中国图书为主要目的的中英文双语网站，设有CBI概况、作家档案、翻译名家、书目信息等15个栏目。由于有“谷歌”加盟，全球范围内的中英文网民们可以随时在网上了解到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
“推广计划”是一项已纳入“十一五”计划的图书出版工程。它的基本做法是，由国家赞助中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以此推动中国图书进入国际图书市场主流销售渠道销售。数据显示，自“推广计划”2005年正式实施以来迄今，该计划已资助了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余家出版机构，资助金额近3000万元人民币，资助项目已有500余种。
政府介入对外出版
由中国人把中文书译成外文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当时只是辜鸿铭、林语堂等极少数精通中外文的学者的个人行为。但从20世纪中叶起，由国家组织成立了专门对外出版图书的外文出版社（后又扩展成外文局，下属几家出版社和数种外文期刊）以及从事文献翻译的中央编译局等单位，中译外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过去五十多年中，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献、外交文件等均由中国自己的翻译工作者翻译成多种文本，向世界各地传播。翻译工作者们也翻译了一些包括《道德经》、《孔子》、《孙子》在内的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典著作和小说、诗词等各类文学作品。
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是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系统化规模化的对外推介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出版项目。该项目1995年由新闻出版署正式立项，并被列入国家“十五”文化发展规划。它也是中国首次由多家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的翻译出版工程。这个项目涵盖了上述图书以及更多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全部图书汉英对照。这套书第一期工程设计了105种，过去三年来，已陆续推出51种，剩下的将在2009年全部出齐。此外，这套书的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和其他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启动。该项目已出版的图书在国外引起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爱尔兰驻中国大使戴克润先生这样评价该出版项目：“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堪称真正的‘中国芯’，但我更认为它应是人类的文化芯片，因为这些经典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属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大中华文库”项目的顺利实施首次显现出政府在对外出版工作中的重要引导作用。
“文化赤字”受到关注
“文化赤字”概念的提出，源自于曾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他在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中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显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中国应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培养能输出文化的人才，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赵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赵启正以图书为例指出，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赵启正说，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他说：“一种语言形成霸权后，就意味着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将很容易拥有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会影响政治话语权。”
身为政府官员的赵启正先生的一席话，从某种角度反映出政府对图书的对外出版现状的认真关注。此前的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所有来自中国的信息都备受欢迎。为此，国家曾投入相当的资金出版了一大批介绍中国情况的非贸易图书读本，起到了很好的对外传播作用。但当时，极少有人注意到图书的对外贸易输出问题。
外国图书的成功进入，成为“文化赤字”问题凸现的导火索。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图书贸易市场有以下几点现象值得注意：
（一）中国市场对外国图书的需求在无限增长。由于国门打开，中国人从对外国最初的好奇心开始向渴望深度了解转变，图书成了他们选择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国际图书市场已然成熟，一经与国内接轨，进入就十分迅速；等到中国人意识到“文化赤字”时，外国图书已经成为国内市场的成功占有者。用图书市场规则分析，引进的外国图书之所以有读者，市场运作也是要素之一；
（三）图书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引进图书的影响力再一次得到证实。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一代人，那么，新世纪铺天盖地在中国流行的外国图书正在影响并会持续影响着新一代中国人。
分析“文化赤字”现象，一方面有我们自身的主观原因，我们在发展经济时一度忽略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我们在发展新的传媒手段时一度轻视了图书的长效作用；一方面由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与发达国家在综合实力上的悬殊。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是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引进外国图书的，引进之多呈历史之最。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学、教育、管理、励志、幼儿图书，无所不包。当《哈利·波特》这样的通俗畅销书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赵启正先生寓意深远的话：“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政府的引导作用
2005年启动的“推广计划”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项国家政府推出的图书对外推广工程。它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作为成员单位的工作小组几乎囊括中国所有大的出版集团和大出版社。
“推广计划”进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多来，该计划不仅资助了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余家出版机构的500余种项目，还大大促进了中国出版社的外文图书版权输出。仅2007年，“推广计划”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397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上一年又增加200多项。
最让人瞩目的是，此项“推广计划”所列推广书目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中华文库”项目所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而是大大增加了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图书以及民间通俗读物，如《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知识产权》、《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走进新世纪的中国妇女》、《中国茶文化》、《中国百姓故事》、《中国地理大发现》、《陕北信天游与剪纸》、《中国名家童话》，等等，从而用图书为外国人了解一个鲜活的、今天的中国提供了路径。
“推广计划”是一项比“大中华文库”更具有国家意志的文化工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国家，面对一种或几种西方语言已然形成霸权的国际图书市场，仅仅靠一个或一批出版社与出版集团的努力，仅仅靠一本或一批图书的输出，无异于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赤字”现象。“推广计划”能够得到国外出版界的较多关注和积极参与，它被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它的操作者是国家政府机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该计划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出版社、出版集团汇聚一堂，并建立起专门的图书国际推广网站、图书推介期刊，还有一流水准的外国专家顾问团和翻译人才库，这和国家政府至高无上的领导与号召力，以及在财力物力上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大中华文库”还只停留在出版界合力推出中国经典图书，等着外国读者来买，那么，“推广计划”则意味着国家政府开始全力搭建一个版权与实物销售的图书输出贸易平台。三年来，“推广计划”的领导机构先后组织出版单位出访了一些亚欧美国家，了解当地图书市场，与当地出版界进行交流，介绍“推广计划”。这种由国家政府组织有计划走出国门对外推介中国图书，在中国图书史上前所未有；而这样花大力气认真研究国际市场与外国读者，寻求进入国际图书主流市场的路径，也显现出国家政府要扭转“文化赤字”现象的魄力与决心。
数据显示，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引导，2008年，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额逆差比已从几年前的10∶1降至5∶1。这进一步证实，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社会中，图书仍将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际社会和中国交流与沟通的重要路径。而国家政府是打通这条路径，从根本上改变“文化赤字”现象的核心力量。
（作者单位：外文出版社）
“推广计划”是一项已纳入“十一五”计划的图书出版工程。它的基本做法是，由国家赞助中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以此推动中国图书进入国际图书市场主流销售渠道销售。数据显示，自“推广计划”2005年正式实施以来迄今，该计划已资助了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余家出版机构，资助金额近3000万元人民币，资助项目已有500余种。
政府介入对外出版
由中国人把中文书译成外文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当时只是辜鸿铭、林语堂等极少数精通中外文的学者的个人行为。但从20世纪中叶起，由国家组织成立了专门对外出版图书的外文出版社（后又扩展成外文局，下属几家出版社和数种外文期刊）以及从事文献翻译的中央编译局等单位，中译外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过去五十多年中，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献、外交文件等均由中国自己的翻译工作者翻译成多种文本，向世界各地传播。翻译工作者们也翻译了一些包括《道德经》、《孔子》、《孙子》在内的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典著作和小说、诗词等各类文学作品。
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是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系统化规模化的对外推介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出版项目。该项目1995年由新闻出版署正式立项，并被列入国家“十五”文化发展规划。它也是中国首次由多家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的翻译出版工程。这个项目涵盖了上述图书以及更多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全部图书汉英对照。这套书第一期工程设计了105种，过去三年来，已陆续推出51种，剩下的将在2009年全部出齐。此外，这套书的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和其他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启动。该项目已出版的图书在国外引起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爱尔兰驻中国大使戴克润先生这样评价该出版项目：“汉英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堪称真正的‘中国芯’，但我更认为它应是人类的文化芯片，因为这些经典蕴含着人类的智慧，属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大中华文库”项目的顺利实施首次显现出政府在对外出版工作中的重要引导作用。
“文化赤字”受到关注
“文化赤字”概念的提出，源自于曾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他在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中提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显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中国应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培养能输出文化的人才，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赵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赵启正以图书为例指出，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赵启正说，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他说：“一种语言形成霸权后，就意味着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和民族将很容易拥有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会影响政治话语权。”
身为政府官员的赵启正先生的一席话，从某种角度反映出政府对图书的对外出版现状的认真关注。此前的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所有来自中国的信息都备受欢迎。为此，国家曾投入相当的资金出版了一大批介绍中国情况的非贸易图书读本，起到了很好的对外传播作用。但当时，极少有人注意到图书的对外贸易输出问题。
外国图书的成功进入，成为“文化赤字”问题凸现的导火索。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图书贸易市场有以下几点现象值得注意：
（一）中国市场对外国图书的需求在无限增长。由于国门打开，中国人从对外国最初的好奇心开始向渴望深度了解转变，图书成了他们选择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国际图书市场已然成熟，一经与国内接轨，进入就十分迅速；等到中国人意识到“文化赤字”时，外国图书已经成为国内市场的成功占有者。用图书市场规则分析，引进的外国图书之所以有读者，市场运作也是要素之一；
（三）图书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引进图书的影响力再一次得到证实。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一代人，那么，新世纪铺天盖地在中国流行的外国图书正在影响并会持续影响着新一代中国人。
分析“文化赤字”现象，一方面有我们自身的主观原因，我们在发展经济时一度忽略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我们在发展新的传媒手段时一度轻视了图书的长效作用；一方面由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与发达国家在综合实力上的悬殊。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是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引进外国图书的，引进之多呈历史之最。哲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学、教育、管理、励志、幼儿图书，无所不包。当《哈利·波特》这样的通俗畅销书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赵启正先生寓意深远的话：“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政府的引导作用
2005年启动的“推广计划”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项国家政府推出的图书对外推广工程。它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作为成员单位的工作小组几乎囊括中国所有大的出版集团和大出版社。
“推广计划”进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多来，该计划不仅资助了数十个国家的数十余家出版机构的500余种项目，还大大促进了中国出版社的外文图书版权输出。仅2007年，“推广计划”成员单位共向海外输出版权1397项（不含港澳台地区），比上一年又增加200多项。
最让人瞩目的是，此项“推广计划”所列推广书目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大中华文库”项目所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书籍，而是大大增加了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图书以及民间通俗读物，如《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知识产权》、《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走进新世纪的中国妇女》、《中国茶文化》、《中国百姓故事》、《中国地理大发现》、《陕北信天游与剪纸》、《中国名家童话》，等等，从而用图书为外国人了解一个鲜活的、今天的中国提供了路径。
“推广计划”是一项比“大中华文库”更具有国家意志的文化工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国家，面对一种或几种西方语言已然形成霸权的国际图书市场，仅仅靠一个或一批出版社与出版集团的努力，仅仅靠一本或一批图书的输出，无异于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赤字”现象。“推广计划”能够得到国外出版界的较多关注和积极参与，它被正式纳入国家规划，它的操作者是国家政府机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该计划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起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出版社、出版集团汇聚一堂，并建立起专门的图书国际推广网站、图书推介期刊，还有一流水准的外国专家顾问团和翻译人才库，这和国家政府至高无上的领导与号召力，以及在财力物力上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大中华文库”还只停留在出版界合力推出中国经典图书，等着外国读者来买，那么，“推广计划”则意味着国家政府开始全力搭建一个版权与实物销售的图书输出贸易平台。三年来，“推广计划”的领导机构先后组织出版单位出访了一些亚欧美国家，了解当地图书市场，与当地出版界进行交流，介绍“推广计划”。这种由国家政府组织有计划走出国门对外推介中国图书，在中国图书史上前所未有；而这样花大力气认真研究国际市场与外国读者，寻求进入国际图书主流市场的路径，也显现出国家政府要扭转“文化赤字”现象的魄力与决心。
数据显示，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引导，2008年，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额逆差比已从几年前的10∶1降至5∶1。这进一步证实，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社会中，图书仍将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际社会和中国交流与沟通的重要路径。而国家政府是打通这条路径，从根本上改变“文化赤字”现象的核心力量。
（作者单位：外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