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

　　诗人，作家和批评家，文史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出版有《江南词典》《少年游》《桐乡影记》《名物小识》《嘉禾丛谭》《炉头三记》《短于一个眼神》《沿石臼漾走了一圈》等著作十一种。现居嘉兴。
　　很久以前，我就喜欢这样介绍嘉兴：“嘉兴嘛，在上海和杭州的中间！”
　　八百多年前的南宋，嘉兴西边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小渔村，也根本没有后来朗朗上口的“大上海”的称谓;嘉兴东边的杭州呢，那时候叫临安，是宋高宗赵构的行在所，从这个怪里怪气的称名，可以想见赵构南渡后试图重构大宋雄风的愿望。杭州与嘉兴，隋唐以后有一条大运河可以方便地通航，故有宋代的士大夫们，往北的出行，甚至像陆游走马上任去蜀地，多走此国道，也都绕不开嘉兴。

宋代大儒隐居放鹤洲

　　嘉兴是随运河而兴发的城市，它与杭州的距离，单程乘船大约也就一天一夜。那一年，年轻诗人陆游，自绍兴发舟，带着数位好友，兴冲冲地第一次来游嘉兴。沿着风光旖旎的江南运河，一行人逶迤西来，过了凶险的三塔湾，风帆稍稍一折，改为南行，就这样，他们放舟拐入西南湖，在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终于找到了此行的方位。
　　原来，他们计划去一个叫做“放鹤洲”的地方，拜访一位著名的隐士。他们来到鸳鸯湖边，正陶醉于悠悠湖景时，忽听得一阵悠扬的笛声，自浩淼的烟波中传出。抬头，见一只小船，刺浆而至。湖面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一行人看景吟诗，兴致大好，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渚边。在一棵临水斜长的绿杨上，船夫系好了缆绳。在童仆的引领下，陆游徐徐上岸，登堂入室叙谈。但见简陋的居室，倒也异乎寻常地洁净。壁上的古琴、笛子，微风过处，铮然有声;高敞的檐间还时有闻所未闻的珍禽异兽在走动;一些不知名的鸟儿更是开心地跳跃在茂密的枝头。鸟儿们啾啁的美妙远胜于诗人心中那一串熟稔的平仄。居室周围的树杪，一只只白鹤，一起一落，扇动翅膀，踏着绿枝自得其乐。显然，主人喜欢白璧无瑕的飞禽，于是将所居的小渚干脆命名为“放鹤洲”。这放鹤洲的主人朱敦儒，在宋代鼎鼎大名。此公字希真，號岩壑，又称伊水老人，是著名的诗人和隐士，辞官后南来此地经营庐舍，在离乱之世，远离尘嚣，弦歌声里颐养天年。见到来访的吟客，老人慷慨取出自制的果脯，以诗的名义，热情地款待了同行。绍兴人陆游，这回算见识了嘉兴人生活的精致、闲情和非凡气度的一面。
　　八百多年后的今天，西南湖西侧的这一个小渚仍在，仍称“放鹤洲”，仍是嘉兴人清幽、游赏的去处。小渚西边，早年开发了一大片滨湖房产，在市区显得特别醒目，也称“放鹤洲”。这个社区的对面，是整修一新、辐射着江南水乡情调的梅湾街。三三两两的茶室、咖啡馆、古玩店、食府，都坐落在古色古香的怀旧小调中。忙碌了一天之后，也总有年轻人，前来消闲玩耍，或品茗，或推杯把盏。至今，这地方仍不失为风雅的去处。

梅湾街与南湖

　　一个地方的吃食，毫无疑问，是一种有滋有味的文化。吃是头等大事，口腹之欲，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不知道当年朱敦儒是用哪一种美食招待声名鹊起的陆游的。总之，嘉兴的吃食现在以清淡的船菜为主。说到吃，就没法不说到我的忘年之交陆明了。陆先生精文史，善烹饪，自谓清馋，馋，照我的理解，就是吃。陆先生是今日嘉兴有口皆碑的酒徒，他曾多次撰文称颂南湖船菜，船菜中有一味菱烧豆腐，这十来年里他尤其推崇有加。菱是著名的南湖无角菱，老嫩俱佳，剥壳，蒸熟，再去里皮，与油煎的豆腐同烧，加一点点冰糖，葱结点缀，口味佳好。我也曾多次听陆先生谈这道菜的掌故，他说的是数学家、嘉兴人陈省身有一年荣归故里，点名要吃这道宾馆所无的菱烧豆腐，弄得接待方的大厨手足无措，只好央请陈先生在嘉兴的亲戚，老灶头上烧好满满一大碗，急匆匆提到宾馆，好使陈先生趁热解馋，重温孩提时代珍贵的舌头记忆。陈省身的故事，很有现代版莼鲈之思的味道。此后，大概经陈先生这一提醒，当令的季节，嘉兴的大小饭店，终于摆上了这一碟原先上不得台面的禾中名菜。
　　梅湾街是近年整修一新的步行街，北端有范蠡湖，湖中有西施妆台，传西施入吴，宿于此。次日侵晨，美人梳妆毕，随手将一盆胭脂水倾入河中，河底的螺蛳吃了，螺壳尽呈五色。这就是见载于地志的“五色螺”的由来。嘉兴城里，老地名如范蠡湖、倾脂河、望吴门等，都与西施入吴有关。而梅湾街东侧，是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故居;稍稍入北，有清代大儒沈曾植旧居。梅湾街南端临水，旧称东米棚下，已故水利专家汪胡桢营有别业，前几年，先生的家人仍居于此间。屋前是繁忙的沪航线，南来北往的火车声，几十年来都成了汪胡家作休的时间表了。火车来了，去了;可以做晚饭了;可以睡觉了;可以起床了……汪胡先生的女儿有一次语笑晏晏地告诉我。汪胡家别墅前面有小河，直通西南湖，与放鹤洲遥遥相对，早些年坐船过去，也只一歇歇的时间。
　　南湖（包括有放鹤洲的西南湖），很像嘉兴城的一双公共的眼睛。这双眼睛太明亮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当然还看到了它的瞳仁——座统称“烟雨楼”的湖中小岛，小岛的南边系着的一条精舫，俗称“红船”。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条小船里走出来的。一条船，盖过了有460年历史的烟雨楼（我从知府赵瀛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湖心岛筑烟雨楼算起）。这“分烟话雨”（褚辅成题匾）的楼台，乾隆皇帝八次登临，游目骋怀，作诗15首。乾隆喜欢烟雨楼，干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复制了一座。
　　烟雨楼在明代即传诵一时。“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然烟雨楼故自佳。”明人张岱善意的嘲讽，嘉兴人根本不在意。嘉兴人器局不大，却有容人的雅量。张岱一句“故自佳”，到底说得好，说到嘉兴人心里去了。换言之，随便你怎么说，嘉兴人都笑眯眯地接受。这是嘉兴人温和的一面，性格里天然地有包容的一面，他们对上海人的洋气、杭州人的优越感、绍兴人的尖刻，一律地加以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