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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真相不容歪曲。第一次鸦片战争不是林则徐用一系列“谎言”蒙骗了道光皇帝，并使道光皇帝谕令断绝一切中西贸易而引发的，而是英国侵略者为维护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拓展东方市场，并经过长期精心策划而发动的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翻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方面的一些直接参与者的日记、信函等史料发现，即便没有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举措，没有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的决策，这场战争也会迟早爆发。林则徐不仅不应承担引发这场战争的责任，而且因其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壮举而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关键词：林则徐；鸦片战争；“谎言”；辨析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2-0129-06
近些年来，学界不时冒出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学者认为，虽然林则徐“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好官”，但他“依然不能摆脱权威之下谎言的困扰，他在虎门销烟的同时，也本能地说些谎言。但就是这一系列的谎言，使得道光皇帝血脉高涨，龙威大震，并最终发布圣旨：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①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西方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为辨明是非，有必要将鸦片战争爆发的大致经过及其原因作些回顾和分析，然后引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方面的一些直接参与者的日记、信函等纪实性史料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驳斥，并对林则徐的抗英谋略及其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作些简要评价。
一、英国武力侵华蓄谋已久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鸦片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毒品，清政府一再申令禁止。然而，对于鸦片贩子、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来说，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特殊商品。正如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les Elliot）在1837年2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时所说：“去年我们的商人输出的鸦片总共将近一千八百万元，超过同一时期英国输入的茶、丝总值大约一百万元。”②查顿（William Jardine）、马地臣（James Matheson）等鸦片贩子在中国走私鸦片也获利颇丰。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装运大量白银去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品，而是用贩卖鸦片所得的收入进行抵补。正是因为鸦片贸易使得英国各方面大获其利，所以一旦中国严禁鸦片，他们就会不惜发动战争，迫使清朝政府放弃禁烟政策，以期把它“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早在1831年，怡和洋行老板查顿就曾致信给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威亭（John weddell），请求他派遣英国军舰前往中国沿海，“开始一场对中国的战争”③。183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秘密派遣其高级职员胡夏米（Hugh Hamition Lindsay）和传教士郭士
收稿日期：2015-10-26
作者简介：萧致治，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等70人乘坐“阿美士德”号（Amherst），探测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登州等港口，搜集相关情报，并扬言：“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④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迫终止，在广东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商查顿、马地臣等64人立即集体上书英国国王，请求派遣官员“乘坐陛下一艘战列舰，在一支充足的海军部队陪同下，迫使清政府开放北方口岸，将贸易关系置于安全的和有利的基础之上”⑤。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又将1832年探测中国沿海的情况写成对华作战方案，以私人书信的形式，呈报外相巴麦尊，并建议：“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赔偿，对将来取得保障。”并且认为“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信中还详列了这支小舰队的规模（“74尊炮主力舰”1艘，大小军舰11艘，加上“陆上部队”600人，共计2940人），并且断言：“这支武装之满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⑥以上事实表明，至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5至10年以前，英国鸦片贩子就已经在策划这场对华战争了。
1836年，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被否决后，英国鸦片利益集团眼看中国的禁烟措施将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于是加紧策动武装侵略活动。1837年1月23日，义律继任驻华商务监督不久，就上书外相巴麦尊：“靠和平的外交代表去进行交涉，肯定地说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的希望的。”“用和协的态度把我们所受到的一切损害都提出来，但以顽强的态度坚持下去，凡是经我们沉着坚定的努力幸而获得的一切，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权利。”⑦并建议立刻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建立海军基地。2月2日，义律再次致函巴麦尊，再次提出派遣舰队到中国的要求，同日还致信英印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等人，认为，只有派遣舰队开赴中国水域，才“可以使广东当局回到在此以前一贯的做法，或使清廷加速鸦片贸易合法化。”⑧1838年7月，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Sir Federick Maitland）乘坐“威里士厘”号（Wellesley）来华示威，就是英国政府依据义律的一再请求而采取的行动。1839年，道光皇帝鉴于鸦片危及国家生存，决定从断绝鸦片来源入手，内外并重实行最严厉的禁烟措施，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面对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决定封锁商馆，暂停贸易，迫使义律谕令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两万多箱。在4月3日，被围困在广州商馆的义律秘密致函巴麦尊，建议使用足够的武力，给予清政府“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并“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⑨与广州的义律遥相呼应，伦敦的印度中国协会也闻风而动。同年8月5日，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G. G. de H. Larpent）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谒见巴麦尊。7日，他们又在伦敦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策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会后，拉本德和士密（Captain H. Smith）兄弟、颠地等9人就依约前往巴麦尊私邸，与巴麦尊进行了会谈，并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禁烟的详细情报，呈献对策，提出种种要求。此后，他们将陆续收到的中国情报不断递送外交部。9月9日，伦敦侵华集团又开会讨论如何加紧策划活动，并决定由拉本德和大鸦片贩子查顿等9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进行。22日，士密又谒见了巴麦尊，专门与其商议对华动用武力问题。巴麦尊通过士密嘱咐查顿暂时留居伦敦，以备查询。24日，该委员会开会讨论并决定由拉本德、士密和查顿等3人组成核心小组，并赋予其自由行动的权力。 和鸦片利益集团密切协作的英国纺织利益集团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的英国，纺织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其纺织品的出口值，1780年还只有35.5万英镑，而1835年至1840年间的纺织品年出口值平均达2400万英镑，相当于1780年的67倍多。1827至1830年，棉纺织业为英国提供了一半的出口收入。⑩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产品很快供过于求。为寻觅过剩产品的销路，摆脱经济危机，纺织利益集团迫切希望到中国开辟新的市场。1829年，英国著名政客柏金汉在一次演讲中鼓吹，“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的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售，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1831年，广州英商大卫荪（W.S.Davidson）在英国议会作证时认为，要开辟中国市场，“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1832年，东印度公司广州管货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前主席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rjoribanks）也认为，“英国的海军司令是最好的大使”，“因为海军司令在几小时内就可收到外交官几周、几个月才能得到的效果”。19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上书首相迈尔本（Melbourne）和外相巴麦尊，强调“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按：指鸦片）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300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借以能够消费我们的制造品”，因此“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加保护（英商的）威力。”1839年，中国严厉禁烟的消息一传到英国，曼彻斯特、伦敦、里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等城市的纺织资本家近300人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面对中国严禁鸦片的系列举措，英国政府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屈服；一是用适当的武力，要求中国方面让步。”但“自从1805年以来的对华贸易，使我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我方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将贸易置于一个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 Vicar）还亲自参加了8月7日伦敦鸦片集团的紧急会议，并且担任会议主席，商讨如何煽动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从此时起，纺织利益集团和鸦片利益集团合流，连续进行了3个月的紧张活动，终于促成了英国政府决定派兵到中国去，并继续为英国打好侵华战争这一仗出谋划策。
英国政府在上述两个集团的积极推动下，很快把发动对华战争提上日程。巴麦尊多次听取了这两个集团的意见与建议，并于1839年9月23日建议首相迈尔本认真考虑被中国没收的鸦片赔偿、动用武力、占领岛屿、缔结条约等问题。10月1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巴麦尊详细介绍了中国禁烟方面的大致情况。军政大臣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10月18日，巴麦尊根据內阁会议的精神和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写成致义律的第十五号秘密训令，并告诉他“女王陛下政府打算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前往中国海面”，而且很可能还派遣一小支陆军部队前去，并对舰队抵华后的行动作了初步安排。11月4日，巴麦尊对义律又发出第十六号秘密训令，告诉他对华作战方案，嘱咐他努力收集有关情况，做好作战准备。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又向海军总司令、全权代表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副代表义律发出1840年第一号训令，详细规定了对华作战的行动计划和条约要求。这一训令是巴麦尊依据鸦片和纺织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建议和要求拟定的。正如巴麦尊在1842年4月28日致密士的信中所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甸（顿）先生那么慷慨地提给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能够就中国那边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其满意的结果的（结果指江宁条约——译者），体现在1840年2月训令里的那些帮助和情报是那样的精确而又全面，以致我们的后继人对于那些训令找不出任何修改的理由来。”
上述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全是英国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为维护鸦片贸易和开辟中国市场，策动英国政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是1839年10月1日（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1839年第十五号训令通知义律的时间是10月18日（九月十二日）。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封港并断绝英国贸易的时间是10月30日（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这道谕令的时间是11月20日（十月十五日），随后正式发布“断其贸易”的封港告示是在11月27日（十月二十二日），实行封港的时间是12月6日（十一月初一）。由此可见，无论是道光皇帝发布谕令的时间，还是林则徐奉命封港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和巴麦尊发给义律秘密训令之后。因此，《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说，鸦片战争是林则徐“一系列的谎言”，使道光皇帝“最终发布圣旨：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从时间上来看，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该文所说的“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林则徐的封港告示中对“各国夷船遵式具结者仍准通商，以示劝惩而分良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
二、林则徐“谎言”引起鸦片战争不实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认为，林则徐说了“一系列的谎言”，而其举出的事例，却只有九龙炮战和穿鼻海战两桩军事冲突事件，而且错误百出，言过其实。实际上，这两次中英之间的军事冲突，都是义律蓄意挑起的。英方在这两次军事冲突中并未占到上风。
九龙炮战发生于19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将其说成7月9日；穿鼻海战发生于同年11月3日（九月二十九日），该作者说是9月17日。两次冲突的时间都搞错了。其用来说明是“谎言”的一段话：“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经查对，文中这段引文实际出自林则徐的两件奏稿。前段从“收军之后”到“尚不可以数计”，见于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839年11月21日）的《林则徐等奏英兵船阻挠英商船具结进口并在各处滋扰击退折》；后段从“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至“受伤者尤不可胜计”，则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的《林则徐等奏义律袭击师船及葡人转圜情形折》。这种把分别载于两道奏稿中的内容，硬拼到一起，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同一段引用道光皇帝的批语，同样是拼凑而成的。其中首句“可嘉之至”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林则徐的奏折中，该奏《筹办夷务始末》收录时未曾注明，中华书局出版的《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百八十四页第一个注释有载。其余是道光皇帝看了林则徐这份奏折后而专门发布的“廷寄”。这样把道光皇帝的朱批和上谕拼凑在一起，至少是欠严谨的。 查阅九龙炮战的中外有关记载，均是英方先行开炮进攻，中国水师被迫应战，关于战争经过方面的各种记载大体相同。林则徐依据赖恩爵的禀报：“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至于英军的伤亡情况，林则徐说明是事后根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的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剌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此中得忌剌士受伤，英方也有明确记载。至于捞起尸首就近掩埋之事，是否属实，已无从查核。因为这是依据当地地方官员的报告，英方未见记载。不过，消息来源不是当地驻军的禀报，似乎没有借此邀功的成分。不过，据英方记载，这次英人在炮战中也受到沉重打击。一位和义律、士密同在“路易莎”号（Louisa）上的年轻水手亚当·艾姆斯里（Adam Elmslie）在事后第二天（9月5日）对其经历有翔实叙述。他在给其在伦敦的兄弟的信中说，那天上午9时，他和义律及“窝拉疑”号（Volage）舰长士密等人登上军用小艇“路易莎”号，到九龙去向中国官员索取供应物资，随行的还有“珍珠”号（Pearl）和“窝拉疑”号上的附属小艇各一艘。正午12时到达该镇，那儿有三条大型中国水师兵船，有一座强固的炮台。经与当地官员的长时间交涉后，“路易莎”号、“珍珠”号和“窝拉疑”号附属快艇在距离水师兵船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下午2时，义律给当地官员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在半小时以内还不备好供应物资，他就要下令轰沉中国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送来供应品，于是士密舰长就命令附属快艇开火。第一炮打过去以后，中国水师兵船和炮台上所有的炮都对他们展开了骇人的轰击，并且打得相当准。就连前来支援的“剑桥”号（Cambridge）船长道格拉斯（Douglas）也被打穿了胳膊。六点半钟的时候，有信号命令他们撤出战斗。9时，他们到达香港，各自回船。将亚当·艾姆斯里的信函和林则徐的奏报相对照后不难发现，清军水师和炮台给予英国挑衅者以沉重打击，应该是事实。至于伤亡人数，亚当·艾姆斯里的信函中提到“剑桥”号上有几个人应声而倒，这至少可以说明英方在这次战斗中是有伤亡的。赵健伟把这次炮战硬说成中国大败，林则徐在奏报中说了谎言，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穿鼻海战，起因是“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主弯剌（Warner）遵照中国规定，履行了具结手续进口之后，又有刚来的英船“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on）船主当郎（Daniet）具结准备进口。义律于1839年10月25日得知此事后，认为违背了他对中国实行军事对抗的计划，立刻通知“窝拉疑”号舰长兼司令官士密，请他率领“窝拉疑”号和新到的“海阿新”号（Hyacinth）由澳门开往虎门进行阻止。船只本来于10月28日起航，因为遇上逆风，直到11月2日才抵达虎门口外的穿鼻洋面。两艘英国军舰未经中国允许，居然深入中国内河，显然是违法的。他们不敢公开说明前来的意图，只得找个借口。于是当即致书中国当局，声言要求停止火攻英船，允许英商及家眷上岸居住，并照常接济。第二天（11月3日），水师提督将他们的申请书退回，要求“速交凶手”，才能考虑他们提出的要求。当天中午，已经在10月29日办好具结手续的“皇家萨克逊”号，在中国引水的带领下到达穿鼻洋面。士密见“皇家萨克逊”号到达，即刻指令开炮，强令返回。关天培闻讯，即率领水师船五只前来查询，居然受到英舰突然攻击。关天培被迫组织反击。英国军舰炮火猛烈，提标左营二号米艇的火药舱被击中，6名兵丁当场牺牲，另外有三条水师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船舱渐渐透水。特别是关天培的指挥船，虽然受到英舰的重点攻击，关天培依然屹立船头，带伤指挥部下奋力反击。据一位参加此次作战的英国军官的回忆说：中国船普遍放一两炮就急行离去，只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艘船坚守阵地，并发动猛烈进攻。然而，由于中国的火炮不能自由地上下升降，攻击效果太差，只有少数炮弹落于英方的船桅或索具之上。“窝拉疑”号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的船桅和索具也中了炮弹。在九龙炮战中，“窝拉疑”号因为无风，未能驶入九龙海湾加入战斗。穿鼻海战中，英方除“窝拉疑”号外，新到的“海阿新”号也投入了战斗。“窝拉疑”号载炮28门，“海阿新”号载炮20门，火力都比较猛烈，中国水师船所受损伤确实较大，但《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说，中国水师29艘战舰几近全毁，显然是夸大其词。所谓中国水师29艘，据滨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说，其中13只是火攻民船，并非水师战船。其余有些水师船可能是闻讯赶来助威的，所以放一两炮就离开了。最初投入战斗的，可能就是关天培率领去巡查的那五艘船。另据当时的《澳门月报》（又译成《中国丛报》）记载：“提督师船出洋，将近英国兵船，士密先放大炮攻打，即有师船四只一同放炮回击，打了两点钟之久，因提督显其大勇扶持，船只致未大伤。我们华论船（即“海阿新”号）上被提督炮伤船头并绳索等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回到澳门洋面。”综观中英双方的原始记载，穿鼻海战，双方交战约一个多小时，英方“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均被炸伤，人员也有伤亡；中国水师船有1艘被炸毁，3艘中炮进水，15名兵丁死亡，数十名受伤。因为武器不如对方，中方损失较大，这是事实。然而，《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夸大其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实不足取。
三、林则徐的抗英谋略述评
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迈向近代工业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当时中国和西方的交往虽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明末清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很少关心世界的大变化、大进步。甚至连当时英国这样的世界霸主的具体方位、面积大小、人口多少等基本情况都是一无所知。即便是鸦片战争前的林则徐，对西方世界同样知之甚少。以致在奏折里也说了一些在今人看来是无知的话。比如道光帝曾问到鸦片是怎样制成的？制造过程中是否掺了人血？他在奏报中回答：“以臣所闻，则系宰割乌鸦与罂粟之液同渍一池，遂成鸦片。”虽然他声明：“此言未必有征，而其理尚属可信。”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鸦片贸易，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起来的，一直垄断着罂粟和鸦片的生产与制造，英国政府从中也大获其利。但是，当时林则徐对此种关系却茫然不知。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中说：“遍访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他对英军的了解也十分肤浅，以为英军所依靠的只在于炮利船坚，一到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这样的错误认识都是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林则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当他认识到错误和不足时，就立刻修正，并及时提出应对之策。其中影响深远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努力了解西方，倡导学习西方长处。林则徐自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到1840年10月3日被革去两广总督职务，共计不过19个月时间。他除了成功收缴和销毁两万多箱鸦片，加强防御力量、抗击英国挑衅之外，还努力从事调查研究，翻译西方书籍报刊，使自己对英国以及世界各国，由知之不多到知之不少。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不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而且惠及当时与后世。《四洲志》实际上是林则徐在组织译员把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编著的《地理大全》择要译出的基础上，由他精选编辑补充，并加润色而编成的，基本上包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重要情况。它使中国人的眼界扩展了一大步，不失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后来魏源接受他的委托，以《四洲志》的内容为主干，加以补充扩编，最后编成的100卷《海国图志》被广为流传，使中国近百年的几代人都从中受到教育。魏源在编辑中始终没有忘记林则徐的开创之功，凡是摘抄《四洲志》的內容，他都置于卷首，并注明“林则徐译”。
二是倡导师法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抵制西方侵略。林则徐在1840年年初海防吃紧的时候，就提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亲身体察到英国船炮的优势，立刻着手购买或仿制，“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最可贵的是，当他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向道光帝密奏，强调“船炮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于猝办，而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并建议从关税中抽取十分之一，用来专门“制炮造船”。1841年4月，奕山到达广州后，向林则徐询问防御英军的办法，他提出六条书面意见，苦劝奕山，“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这是“海疆长久之计”，应该“及早筹办”。后来被流放新疆伊犁，在赴戍途中，他致信姚椿、王柏心，仍然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的这些远见卓识，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三是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把敌人引入内地进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构想。在当时与船坚炮利的英军硬拼，期望速战速决，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敌人诱入内地，坚持持久作战，使敌人失去所长，后援不继，或许可以取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明证。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敏锐地看到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不与敌人在海上交锋，主张把敌人引入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争取最后胜利。应是可行的方策。后来他又提出把湖北、陕西、四川等内地作为抗英基地，并与敌人打持久战。这一设想确实是一种远见卓识。
四是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抗击英军入侵。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当时清朝统治腐败无能，军队一触即溃的形势下，林则徐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他认为：“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为此，他一方面兴办团练，一方面发布告示，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抗击来犯之敌，“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他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能有这种认识，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奕山污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士，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努力抗击英国侵略，力求振兴，并为此提出一系列爱国强国主张，是宝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努力继承与弘扬。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虽然难免存在缺点与不足，但不宜苛求，更不应无端夸大，哗众取宠，图一时之快，应该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注释
①赵健伟：《谎言下的鸦片战争》，《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该文发表后，《凤凰周刊》《鄂州晚报》等报刊及多家网站转载。②⑤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52、58页。③[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9页。④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11页。⑥⑦⑨《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163、165、218、152、155、163、521—522、298、273—277页。⑧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⑩[英]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9页。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编：《鸦片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634、649、653页。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93年，第521—52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6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8—289、289、322、314页。齐思和、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238、225、、224—225、224—225页。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编：《鸦片战争》第5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8—49页。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年，第1973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1、44、440、443、478、287、188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7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307页。
责任编辑：南武
关键词：林则徐；鸦片战争；“谎言”；辨析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2-0129-06
近些年来，学界不时冒出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学者认为，虽然林则徐“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好官”，但他“依然不能摆脱权威之下谎言的困扰，他在虎门销烟的同时，也本能地说些谎言。但就是这一系列的谎言，使得道光皇帝血脉高涨，龙威大震，并最终发布圣旨：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①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西方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为辨明是非，有必要将鸦片战争爆发的大致经过及其原因作些回顾和分析，然后引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方面的一些直接参与者的日记、信函等纪实性史料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驳斥，并对林则徐的抗英谋略及其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作些简要评价。
一、英国武力侵华蓄谋已久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鸦片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毒品，清政府一再申令禁止。然而，对于鸦片贩子、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来说，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特殊商品。正如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les Elliot）在1837年2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时所说：“去年我们的商人输出的鸦片总共将近一千八百万元，超过同一时期英国输入的茶、丝总值大约一百万元。”②查顿（William Jardine）、马地臣（James Matheson）等鸦片贩子在中国走私鸦片也获利颇丰。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装运大量白银去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品，而是用贩卖鸦片所得的收入进行抵补。正是因为鸦片贸易使得英国各方面大获其利，所以一旦中国严禁鸦片，他们就会不惜发动战争，迫使清朝政府放弃禁烟政策，以期把它“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早在1831年，怡和洋行老板查顿就曾致信给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威亭（John weddell），请求他派遣英国军舰前往中国沿海，“开始一场对中国的战争”③。183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秘密派遣其高级职员胡夏米（Hugh Hamition Lindsay）和传教士郭士
收稿日期：2015-10-26
作者简介：萧致治，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等70人乘坐“阿美士德”号（Amherst），探测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登州等港口，搜集相关情报，并扬言：“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④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迫终止，在广东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商查顿、马地臣等64人立即集体上书英国国王，请求派遣官员“乘坐陛下一艘战列舰，在一支充足的海军部队陪同下，迫使清政府开放北方口岸，将贸易关系置于安全的和有利的基础之上”⑤。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又将1832年探测中国沿海的情况写成对华作战方案，以私人书信的形式，呈报外相巴麦尊，并建议：“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赔偿，对将来取得保障。”并且认为“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信中还详列了这支小舰队的规模（“74尊炮主力舰”1艘，大小军舰11艘，加上“陆上部队”600人，共计2940人），并且断言：“这支武装之满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⑥以上事实表明，至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5至10年以前，英国鸦片贩子就已经在策划这场对华战争了。
1836年，许乃济的弛禁主张被否决后，英国鸦片利益集团眼看中国的禁烟措施将危害到他们的利益，于是加紧策动武装侵略活动。1837年1月23日，义律继任驻华商务监督不久，就上书外相巴麦尊：“靠和平的外交代表去进行交涉，肯定地说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的希望的。”“用和协的态度把我们所受到的一切损害都提出来，但以顽强的态度坚持下去，凡是经我们沉着坚定的努力幸而获得的一切，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权利。”⑦并建议立刻在小笠原群岛附近建立海军基地。2月2日，义律再次致函巴麦尊，再次提出派遣舰队到中国的要求，同日还致信英印总督奥克兰（Lord Auckland）等人，认为，只有派遣舰队开赴中国水域，才“可以使广东当局回到在此以前一贯的做法，或使清廷加速鸦片贸易合法化。”⑧1838年7月，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Sir Federick Maitland）乘坐“威里士厘”号（Wellesley）来华示威，就是英国政府依据义律的一再请求而采取的行动。1839年，道光皇帝鉴于鸦片危及国家生存，决定从断绝鸦片来源入手，内外并重实行最严厉的禁烟措施，特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面对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决定封锁商馆，暂停贸易，迫使义律谕令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两万多箱。在4月3日，被围困在广州商馆的义律秘密致函巴麦尊，建议使用足够的武力，给予清政府“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并“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⑨与广州的义律遥相呼应，伦敦的印度中国协会也闻风而动。同年8月5日，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第二天，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G. G. de H. Larpent）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谒见巴麦尊。7日，他们又在伦敦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策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会后，拉本德和士密（Captain H. Smith）兄弟、颠地等9人就依约前往巴麦尊私邸，与巴麦尊进行了会谈，并向英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禁烟的详细情报，呈献对策，提出种种要求。此后，他们将陆续收到的中国情报不断递送外交部。9月9日，伦敦侵华集团又开会讨论如何加紧策划活动，并决定由拉本德和大鸦片贩子查顿等9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进行。22日，士密又谒见了巴麦尊，专门与其商议对华动用武力问题。巴麦尊通过士密嘱咐查顿暂时留居伦敦，以备查询。24日，该委员会开会讨论并决定由拉本德、士密和查顿等3人组成核心小组，并赋予其自由行动的权力。 和鸦片利益集团密切协作的英国纺织利益集团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的英国，纺织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其纺织品的出口值，1780年还只有35.5万英镑，而1835年至1840年间的纺织品年出口值平均达2400万英镑，相当于1780年的67倍多。1827至1830年，棉纺织业为英国提供了一半的出口收入。⑩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产品很快供过于求。为寻觅过剩产品的销路，摆脱经济危机，纺织利益集团迫切希望到中国开辟新的市场。1829年，英国著名政客柏金汉在一次演讲中鼓吹，“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其人富有积极的消费的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售，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1831年，广州英商大卫荪（W.S.Davidson）在英国议会作证时认为，要开辟中国市场，“中英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1832年，东印度公司广州管货人委员会（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前主席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rjoribanks）也认为，“英国的海军司令是最好的大使”，“因为海军司令在几小时内就可收到外交官几周、几个月才能得到的效果”。19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上书首相迈尔本（Melbourne）和外相巴麦尊，强调“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按：指鸦片）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300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借以能够消费我们的制造品”，因此“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加保护（英商的）威力。”1839年，中国严厉禁烟的消息一传到英国，曼彻斯特、伦敦、里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等城市的纺织资本家近300人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面对中国严禁鸦片的系列举措，英国政府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屈服；一是用适当的武力，要求中国方面让步。”但“自从1805年以来的对华贸易，使我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印象：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我方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将贸易置于一个安定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 Vicar）还亲自参加了8月7日伦敦鸦片集团的紧急会议，并且担任会议主席，商讨如何煽动英国政府动用武力。从此时起，纺织利益集团和鸦片利益集团合流，连续进行了3个月的紧张活动，终于促成了英国政府决定派兵到中国去，并继续为英国打好侵华战争这一仗出谋划策。
英国政府在上述两个集团的积极推动下，很快把发动对华战争提上日程。巴麦尊多次听取了这两个集团的意见与建议，并于1839年9月23日建议首相迈尔本认真考虑被中国没收的鸦片赔偿、动用武力、占领岛屿、缔结条约等问题。10月1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巴麦尊详细介绍了中国禁烟方面的大致情况。军政大臣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10月18日，巴麦尊根据內阁会议的精神和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写成致义律的第十五号秘密训令，并告诉他“女王陛下政府打算派遣一支海军部队前往中国海面”，而且很可能还派遣一小支陆军部队前去，并对舰队抵华后的行动作了初步安排。11月4日，巴麦尊对义律又发出第十六号秘密训令，告诉他对华作战方案，嘱咐他努力收集有关情况，做好作战准备。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又向海军总司令、全权代表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副代表义律发出1840年第一号训令，详细规定了对华作战的行动计划和条约要求。这一训令是巴麦尊依据鸦片和纺织两个利益集团提供的情报、建议和要求拟定的。正如巴麦尊在1842年4月28日致密士的信中所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甸（顿）先生那么慷慨地提给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能够就中国那边海陆军和外交各事发出那么详细的训令，从而获得如此其满意的结果的（结果指江宁条约——译者），体现在1840年2月训令里的那些帮助和情报是那样的精确而又全面，以致我们的后继人对于那些训令找不出任何修改的理由来。”
上述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全是英国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为维护鸦片贸易和开辟中国市场，策动英国政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的时间是1839年10月1日（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1839年第十五号训令通知义律的时间是10月18日（九月十二日）。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封港并断绝英国贸易的时间是10月30日（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接到这道谕令的时间是11月20日（十月十五日），随后正式发布“断其贸易”的封港告示是在11月27日（十月二十二日），实行封港的时间是12月6日（十一月初一）。由此可见，无论是道光皇帝发布谕令的时间，还是林则徐奉命封港的时间，都是在英国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和巴麦尊发给义律秘密训令之后。因此，《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说，鸦片战争是林则徐“一系列的谎言”，使道光皇帝“最终发布圣旨：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从时间上来看，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该文所说的“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林则徐的封港告示中对“各国夷船遵式具结者仍准通商，以示劝惩而分良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白。
二、林则徐“谎言”引起鸦片战争不实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认为，林则徐说了“一系列的谎言”，而其举出的事例，却只有九龙炮战和穿鼻海战两桩军事冲突事件，而且错误百出，言过其实。实际上，这两次中英之间的军事冲突，都是义律蓄意挑起的。英方在这两次军事冲突中并未占到上风。
九龙炮战发生于19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作者将其说成7月9日；穿鼻海战发生于同年11月3日（九月二十九日），该作者说是9月17日。两次冲突的时间都搞错了。其用来说明是“谎言”的一段话：“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经查对，文中这段引文实际出自林则徐的两件奏稿。前段从“收军之后”到“尚不可以数计”，见于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839年11月21日）的《林则徐等奏英兵船阻挠英商船具结进口并在各处滋扰击退折》；后段从“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至“受伤者尤不可胜计”，则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的《林则徐等奏义律袭击师船及葡人转圜情形折》。这种把分别载于两道奏稿中的内容，硬拼到一起，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同一段引用道光皇帝的批语，同样是拼凑而成的。其中首句“可嘉之至”见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林则徐的奏折中，该奏《筹办夷务始末》收录时未曾注明，中华书局出版的《林则徐集·奏稿》（中）第六百八十四页第一个注释有载。其余是道光皇帝看了林则徐这份奏折后而专门发布的“廷寄”。这样把道光皇帝的朱批和上谕拼凑在一起，至少是欠严谨的。 查阅九龙炮战的中外有关记载，均是英方先行开炮进攻，中国水师被迫应战，关于战争经过方面的各种记载大体相同。林则徐依据赖恩爵的禀报：“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至于英军的伤亡情况，林则徐说明是事后根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的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剌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此中得忌剌士受伤，英方也有明确记载。至于捞起尸首就近掩埋之事，是否属实，已无从查核。因为这是依据当地地方官员的报告，英方未见记载。不过，消息来源不是当地驻军的禀报，似乎没有借此邀功的成分。不过，据英方记载，这次英人在炮战中也受到沉重打击。一位和义律、士密同在“路易莎”号（Louisa）上的年轻水手亚当·艾姆斯里（Adam Elmslie）在事后第二天（9月5日）对其经历有翔实叙述。他在给其在伦敦的兄弟的信中说，那天上午9时，他和义律及“窝拉疑”号（Volage）舰长士密等人登上军用小艇“路易莎”号，到九龙去向中国官员索取供应物资，随行的还有“珍珠”号（Pearl）和“窝拉疑”号上的附属小艇各一艘。正午12时到达该镇，那儿有三条大型中国水师兵船，有一座强固的炮台。经与当地官员的长时间交涉后，“路易莎”号、“珍珠”号和“窝拉疑”号附属快艇在距离水师兵船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下午2时，义律给当地官员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在半小时以内还不备好供应物资，他就要下令轰沉中国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没有送来供应品，于是士密舰长就命令附属快艇开火。第一炮打过去以后，中国水师兵船和炮台上所有的炮都对他们展开了骇人的轰击，并且打得相当准。就连前来支援的“剑桥”号（Cambridge）船长道格拉斯（Douglas）也被打穿了胳膊。六点半钟的时候，有信号命令他们撤出战斗。9时，他们到达香港，各自回船。将亚当·艾姆斯里的信函和林则徐的奏报相对照后不难发现，清军水师和炮台给予英国挑衅者以沉重打击，应该是事实。至于伤亡人数，亚当·艾姆斯里的信函中提到“剑桥”号上有几个人应声而倒，这至少可以说明英方在这次战斗中是有伤亡的。赵健伟把这次炮战硬说成中国大败，林则徐在奏报中说了谎言，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穿鼻海战，起因是“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主弯剌（Warner）遵照中国规定，履行了具结手续进口之后，又有刚来的英船“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on）船主当郎（Daniet）具结准备进口。义律于1839年10月25日得知此事后，认为违背了他对中国实行军事对抗的计划，立刻通知“窝拉疑”号舰长兼司令官士密，请他率领“窝拉疑”号和新到的“海阿新”号（Hyacinth）由澳门开往虎门进行阻止。船只本来于10月28日起航，因为遇上逆风，直到11月2日才抵达虎门口外的穿鼻洋面。两艘英国军舰未经中国允许，居然深入中国内河，显然是违法的。他们不敢公开说明前来的意图，只得找个借口。于是当即致书中国当局，声言要求停止火攻英船，允许英商及家眷上岸居住，并照常接济。第二天（11月3日），水师提督将他们的申请书退回，要求“速交凶手”，才能考虑他们提出的要求。当天中午，已经在10月29日办好具结手续的“皇家萨克逊”号，在中国引水的带领下到达穿鼻洋面。士密见“皇家萨克逊”号到达，即刻指令开炮，强令返回。关天培闻讯，即率领水师船五只前来查询，居然受到英舰突然攻击。关天培被迫组织反击。英国军舰炮火猛烈，提标左营二号米艇的火药舱被击中，6名兵丁当场牺牲，另外有三条水师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船舱渐渐透水。特别是关天培的指挥船，虽然受到英舰的重点攻击，关天培依然屹立船头，带伤指挥部下奋力反击。据一位参加此次作战的英国军官的回忆说：中国船普遍放一两炮就急行离去，只有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艘船坚守阵地，并发动猛烈进攻。然而，由于中国的火炮不能自由地上下升降，攻击效果太差，只有少数炮弹落于英方的船桅或索具之上。“窝拉疑”号船帆上中了几弹，“海阿新”号的船桅和索具也中了炮弹。在九龙炮战中，“窝拉疑”号因为无风，未能驶入九龙海湾加入战斗。穿鼻海战中，英方除“窝拉疑”号外，新到的“海阿新”号也投入了战斗。“窝拉疑”号载炮28门，“海阿新”号载炮20门，火力都比较猛烈，中国水师船所受损伤确实较大，但《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说，中国水师29艘战舰几近全毁，显然是夸大其词。所谓中国水师29艘，据滨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说，其中13只是火攻民船，并非水师战船。其余有些水师船可能是闻讯赶来助威的，所以放一两炮就离开了。最初投入战斗的，可能就是关天培率领去巡查的那五艘船。另据当时的《澳门月报》（又译成《中国丛报》）记载：“提督师船出洋，将近英国兵船，士密先放大炮攻打，即有师船四只一同放炮回击，打了两点钟之久，因提督显其大勇扶持，船只致未大伤。我们华论船（即“海阿新”号）上被提督炮伤船头并绳索等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回到澳门洋面。”综观中英双方的原始记载，穿鼻海战，双方交战约一个多小时，英方“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均被炸伤，人员也有伤亡；中国水师船有1艘被炸毁，3艘中炮进水，15名兵丁死亡，数十名受伤。因为武器不如对方，中方损失较大，这是事实。然而，《谎言下的鸦片战争》一文夸大其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实不足取。
三、林则徐的抗英谋略述评
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迈向近代工业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当时中国和西方的交往虽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明末清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很少关心世界的大变化、大进步。甚至连当时英国这样的世界霸主的具体方位、面积大小、人口多少等基本情况都是一无所知。即便是鸦片战争前的林则徐，对西方世界同样知之甚少。以致在奏折里也说了一些在今人看来是无知的话。比如道光帝曾问到鸦片是怎样制成的？制造过程中是否掺了人血？他在奏报中回答：“以臣所闻，则系宰割乌鸦与罂粟之液同渍一池，遂成鸦片。”虽然他声明：“此言未必有征，而其理尚属可信。”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鸦片贸易，是英属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起来的，一直垄断着罂粟和鸦片的生产与制造，英国政府从中也大获其利。但是，当时林则徐对此种关系却茫然不知。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中说：“遍访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他对英军的了解也十分肤浅，以为英军所依靠的只在于炮利船坚，一到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这样的错误认识都是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林则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盲目自大，故步自封。当他认识到错误和不足时，就立刻修正，并及时提出应对之策。其中影响深远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努力了解西方，倡导学习西方长处。林则徐自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到1840年10月3日被革去两广总督职务，共计不过19个月时间。他除了成功收缴和销毁两万多箱鸦片，加强防御力量、抗击英国挑衅之外，还努力从事调查研究，翻译西方书籍报刊，使自己对英国以及世界各国，由知之不多到知之不少。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不但扩大了自己的眼界，而且惠及当时与后世。《四洲志》实际上是林则徐在组织译员把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编著的《地理大全》择要译出的基础上，由他精选编辑补充，并加润色而编成的，基本上包罗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重要情况。它使中国人的眼界扩展了一大步，不失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后来魏源接受他的委托，以《四洲志》的内容为主干，加以补充扩编，最后编成的100卷《海国图志》被广为流传，使中国近百年的几代人都从中受到教育。魏源在编辑中始终没有忘记林则徐的开创之功，凡是摘抄《四洲志》的內容，他都置于卷首，并注明“林则徐译”。
二是倡导师法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抵制西方侵略。林则徐在1840年年初海防吃紧的时候，就提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亲身体察到英国船炮的优势，立刻着手购买或仿制，“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最可贵的是，当他得知自己被革职之后，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向道光帝密奏，强调“船炮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于猝办，而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并建议从关税中抽取十分之一，用来专门“制炮造船”。1841年4月，奕山到达广州后，向林则徐询问防御英军的办法，他提出六条书面意见，苦劝奕山，“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这是“海疆长久之计”，应该“及早筹办”。后来被流放新疆伊犁，在赴戍途中，他致信姚椿、王柏心，仍然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林则徐的这些远见卓识，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三是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把敌人引入内地进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构想。在当时与船坚炮利的英军硬拼，期望速战速决，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敌人诱入内地，坚持持久作战，使敌人失去所长，后援不继，或许可以取得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明证。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敏锐地看到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不与敌人在海上交锋，主张把敌人引入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争取最后胜利。应是可行的方策。后来他又提出把湖北、陕西、四川等内地作为抗英基地，并与敌人打持久战。这一设想确实是一种远见卓识。
四是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抗击英军入侵。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当时清朝统治腐败无能，军队一触即溃的形势下，林则徐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他认为：“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为此，他一方面兴办团练，一方面发布告示，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抗击来犯之敌，“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他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能有这种认识，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奕山污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士，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努力抗击英国侵略，力求振兴，并为此提出一系列爱国强国主张，是宝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努力继承与弘扬。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虽然难免存在缺点与不足，但不宜苛求，更不应无端夸大，哗众取宠，图一时之快，应该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注释
①赵健伟：《谎言下的鸦片战争》，《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该文发表后，《凤凰周刊》《鄂州晚报》等报刊及多家网站转载。②⑤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52、58页。③[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9页。④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11页。⑥⑦⑨《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163、165、218、152、155、163、521—522、298、273—277页。⑧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⑩[英]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9页。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编：《鸦片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634、649、653页。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93年，第521—52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6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8—289、289、322、314页。齐思和、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238、225、、224—225、224—225页。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编：《鸦片战争》第5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48—49页。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年，第1973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1、44、440、443、478、287、188页。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7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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