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先生为北村这本最新推出的小说——《愤怒》写序，其中提到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为我们“正确理解”这本书提供了可靠途径。
　　阅读这部余杰先生认为是“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一些问题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难道如今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就在于把外国大师上个世纪或者上上个世纪所表达过的思路重新演绎一番？一部作品在基本架构、基本情节上面如此重复前人，这还叫创作吗？更何况这部作品的主题，是为了唤醒当代人的良知，而作者本人在想象力和智力方面的诚实与否，就更成为一个触目刺眼的问题。
　　主人公李百义出身悲苦、历经磨难。但是终于有一天，他翻身发财了(这个过程要多省略有多省略)，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这个县的大慈善家，继而当上了副县长。而在某一天，他又因为曾经犯下的杀人罪而被人告发。不错，这个过程的确和雨果笔下的冉阿让的坎坷道路“英雄所见略同”，和冉阿让一样，李百义也得到过一个教会人士的深刻启发。
　　李百义对于自己“罪行败露”感到坦然。他并不想逃避自己的罪责。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有权力杀人吗？即使被杀死的是涉嫌令父亲失踪的看守所钱所长，但是自己的判断就没有失误吗？就像那位王牧师讲的，谁有权力说自己是无辜的呢？这样一个思想的转变也是情节进展的基本依据，不过——这来自陀氏笔下的拉斯柯尔尼可夫。
　　李百义终于觉悟了，在法庭判决之前，他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因而在判决之后，他如释重负，“恢复成了一个正常人”。于是，在从法庭送往监狱的途中，他拐弯去了两个地方：一是为重新找到的父亲的尸体火化的火葬场，向父亲的遗体鞠躬；二是找到自己当年执行死刑的地方，向那个钱所长的墓地鞠躬，此举充分体现了获得大仁大义的李百义的宽广胸襟。我们知道，这是聂赫留多夫加上拉斯柯尔尼可夫啦。
　　小说的叙事方法也是需要质疑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观叙事，而没有提供有力的细节作为根据。比如说一封信写得如何之好(养女李好写给养父李百义的)，如何深深地感动了对方，但却不细说这封信到底是如何写的，到底为什么它如此“动人”。这种写法只会让人怀疑作者本人根本就模仿不出这样一封令读者心服口服感人至深的信来，因为那的确需要一点才华和耐心。这样的小说家没有说服力，只有理念和东抄西抄而来的“思想”。包括李百义，也包括李百义的养女李好，书中的人物基本上是某一概念和功能的化身，空洞而抽象。
　　书的前三分之一，主要是对于李百义作为一个底层小人物所遭受的苦难的描写。但是很快李百义走上了红地毯，变成一个几乎是名扬四方、应者云集的重要人物。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和遭遇，当然是为了展示主人公思想上前后的巨大变化。但是，将苦难作如此高度戏剧化的处理，把它们迅速过滤吸收到思想转变的框架中去，令人不免想到：作者对于底层人们的实际苦难，到底是尊重还是不尊重？他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不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