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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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查阅古籍资料,无意间见到一书,题为《广东医学实习馆课艺》[1],应该是由当时学生范文所组成的教学参考材料.随手翻阅,竟是很典型的中医策论文.兼附两家精练点评,有画龙点睛之神用.更有意思的是,其第1题"‘木郁达之,火郁发之’解",竟然偶合于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优秀临床人才培养计划"之2次结业应试的策论考核题目.笔者曾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过一文,题为《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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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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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查阅古籍资料,无意间见到一书,题为《广东医学实习馆课艺》[1],应该是由当时学生范文所组成的教学参考材料.随手翻阅,竟是很典型的中医策论文.兼附两家精练点评,有画龙点睛之神用.更有意思的是,其第1题"‘木郁达之,火郁发之’解",竟然偶合于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优秀临床人才培养计划"之2次结业应试的策论考核题目.笔者曾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过一文,题为《读中医策论文有感》[2],谈到现代中医青年人才策论文的读后感.现在细读这份民国时期的中医学生策论文,深感有诸多现今仍然可资参照思考之处.因就大家都熟悉的这一题"‘木郁达之,火郁发之’解"相关论文,略作评述,愿与更多同道分享。
其他文献
近20年来,医疗史渐渐成为两岸"新史学"的热点,不过,就医者所写的"内史"而言,比较专业的、牵涉科学技术发展内在理路的分析,常是史学家不敢碰触的禁地,所以当初台湾史语所领导的医疗史研究,被称为"另类"医疗史.所以,史家和医家的医史研究与教学,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和对话平台.所以台湾中国医药大学借着庆祝国医节的机会,在2013年3月9—11日,举办了"医家与史家的对话——中医学术知识的历史传承与
由余新忠、杜丽红主编的《博雅人文读本：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一书于201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社会史和文人史，足医学史研究的2个重要的切入点或视角。此书选择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论文18篇，通过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强调在医学史研究中应注意结合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沧释。
沈伟东先生《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一书于2012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时期，上海成为中医药期刊出版、发行的聚集地之一。在考察全国各地图书馆散存民国上海中医药期刊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中医药期刊对中医学术研讨、跨地域医疗经验总结，以及促进海派中医形成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作者还在书中对民国上海中医药期刊中《内经》、《伤寒》、时疫、中医各科的内容进行了探究。
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1874-1953)是现代著名的意大利医史学家.1874年4月生于意大利,1890年就读于维也纳医学院,1896年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期间,受到德国医史学家纽贝格(M.Neuberger)的影响,对医学史产生兴趣,并开始致力于医学史研究.卡氏曾在意大利的锡耶纳(Siena)、帕多瓦(Padua)和佩鲁贾(Perugia)等大学担任医学史
《中华医史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于2012年12月30日在北京市广西大厦隆重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完成《中华医史杂志》编辑委员会换届调整工作,认真总结第八届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成绩、经验教训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办刊思路和工作设想.会议由第九届编辑委员会总编辑王永炎院士主持.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副社长蔡丽枫女士、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王旌女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为佳先生、《中华医史杂
各版《医古文》教材对“扁鹊入虢之诊”一事所涉及的人、事、地的注释多有疏误.文中提及的“中庶子”是宫廷宿卫小吏,并非掌管贵族庶子教育的官员.扁鹊所问的“收”,当偏指“小敛”,核之事态,尚不及“棺敛”,更不兼指“下葬”.虢君出见扁鹊的“中阙”,即是扁鹊所至的“宫门”,非别有一地.“阙”为门旁楼观,可单、可双；“阙门”因处外门、内门之中,被称为“中阙”,非因两旁有楼观,中间阙然为路而得名。
郭树芹先生《唐代涉医文学与医药文化》一书于2012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课题“百年中医史研究”项目日前启动。项目负责人为该所副所长朱建平研究员。
中药“十八反”歌诀是专门描述配伍禁忌的一类本草药性歌赋.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医籍对“十八反”歌诀的记载,发现“十八反”歌诀所涉药物主要来源于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而歌诀体裁的表述形式则出现在宋金元时期,《儒门事亲》与其他医籍中记载的歌诀并非同源.明代在宋金元时期形成的“十八反”歌诀基础上,又对歌诀所涉药物进行了阐释和补充,相反药物增多,歌诀篇幅加长.《儒门事亲》中的“十八反”歌诀在清代
出于自疗或是疗他的目的,宋代士人热衷于医方的搜集和方书的编撰.与医者的交流、士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阅读文本是宋代士人获取医方的主要途径.由于与医者的交流,或是士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强调了医方的效验,因而文本阅读对于宋代士人获取医方而言,其作用并不大.即便是通过文本阅读来获取医方,宋代士人仍然愿意选择能够证明所载医方效验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