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黑石”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hihxk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长期以来重油轻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程度和总体认识水平。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天然气”资源,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居全球第一位。能否突破技术和体制的瓶颈,并正确认识和应对这种新型能源的环境风险,是中国在开始撬动这块“黑色的石头”之初,就需要仔细掂量的
  
  6月1日,北京CBD,中国大饭店,一场中美技术研讨会正在进行。与会者,一方是来自全球页岩气最大产出国的技术专家,一方则是全球页岩气储量最大国的石油公司代表。实际上,自2009年以来,北京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两场与页岩气相关的研讨会。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国的页岩气储量居全球第一位;而且,这些“非常规的天然气”资源在中国尚未正式开发。
  EIA于4月8日发布的这份报告,首次评估了全球32个国家的页岩气储量。报告指出,全球技术上可开采页岩气储量在163万亿立方米以上,其中中国、美国、阿根廷分居前三,分别为36、24和22万亿立方米。该报告的结论将全球的天然气储量提高了40%以上。
  在日本福岛核事故致使全球核电进入低谷、利比亚冲突引起油价波动的背景下,页岩气,这个能源家族的新成员,显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陌生的“黑色石头”
  
  页岩气这个词你听起来也许还有些陌生。其实,就在5年前,中国地质大学能源实验中心主任张金川外出开会时,还得随身背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以便向同行解释什么是页岩气。
  “他们说,石头里能出天然气?这是开玩笑嘛!我就让学生把石头扔进水里,水咕嘟咕嘟地冒泡,表明有甲烷释出,他们这才相信了。”从事地质资源评价的张金川,从1999年就开始关注页岩气,堪称国内学术界研究页岩气的第一人。
  张金川解释说,所谓页岩气,就是保留在地质页岩层中的天然气。天然气或以游离状储存在页岩石颗粒之间的孔隙或裂缝中,或吸附在页岩中有机物的表面。它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一种,与“煤层气”“致密气”属同一类。
  在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看来,页岩气的开发不啻于油气领域的一次革命。“生、储、盖、运、圈、保”这6个字,是过去观念里石油天然气藏形成的基本条件。一直以来,油气勘探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找这六个条件都具备的地质圈闭层。而页岩是一种渗透率极低的沉积岩,以往被认为是油气运移的天然遮挡。在含气油页岩中,页岩既是气源岩,又是储层。页岩气的这一成藏概念,革命性地颠覆了传统观点。
  页岩气的发现由来已久。1821年,美国在纽约州的Chautauqua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天然气井,这口气井恰好就是在页岩层。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才开始将页岩气作为非常规气的一个类型加以研究。
  过去10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增长了11倍,如今可满足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天然气需求。光是在2009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就超过了中国同期所有类型天然气年产量的总和。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连年递增,2003年突破1亿吨,2009年,国内原油生产出现2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在2008年已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09年的天然气供应缺口超过40亿立方米。
  而在美国,页岩气的开发大大减缓了美国国内能源需求的压力,2008年该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出现了197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中国长期以来重油轻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程度和总体认识水平。到目前为止,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只有3%~4%,但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平均比例却为23%~24%。
  张金川指出,“对天然气,尤其是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能源领域中的科技进步水平。”
  
  瓶颈:技术还是体制
  
  一直以来,业界有一种论调认为,“页岩气开发的瓶颈在技术。”对此,张金川并不完全同意。他表示,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和销售,这3个环节各有各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我比较乐观,认为没有瓶颈,页岩气的开发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分析说,在勘探环节,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大规模的页岩气,业内并无权威定论。EIA发布的数据是36万亿立方米,中石油的预测是100万亿立方米,张金川的估算则在21万亿立方米左右。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套成形好用的标准和方法,来精确预测某一地区的页岩气储量。“不过,在地质勘探方面,我们已经做了10多年的技术储备,因此这已经不是页岩气开发的最主要問题。”
  开发环节的技术问题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大的瓶颈,但张金川指出,“美国从1970年代就开始研究页岩气,前期的地质勘探研究花了很长时间,而实际的大规模开发则很快,也就是近10年甚至5年内的事。页岩气的主要技术,就是水平井和压裂技术,这些在国内都是成熟技术,只不过以前没有综合在一起运用过。一件事还没有实际做就说有难度,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因此,张金川认为,页岩气的开发技术问题,只要有人潜心研究,在10年之内是能解决的。更何况,目前中国的勘探机构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国外的成熟先进经验可借鉴,也许用不了10年就能突破。
  不过他强调,页岩气开发核心技术必须本土化,不能一味买别人的技术。美国的目的是想拿技术换资源。此外,美国的经验拿到中国来也许还会“水土不服”, “比如压裂液,要掺杂不同成分在里面,包括支撑剂、防腐剂、生物促进剂等一些化学物质和药品。”张金川补充说,“由于页岩的成分不一样,即使是在美国本土,东部的配方拿到西部去,也不好使。”
  至于很多行业专家提到的管网建设问题,张金川承认,美国的管网建设非常发达,其总公里数是中国的10倍,而在富含页岩气的中国南方地区,几乎没有管网,只有几条主干线。但他认为,这仍然也是个伪命题,在有产量的地区,现建管网也来得及。其次,美国地广人稀,为了将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卖出去,就必须建管网。但中国南方人口稠密,在合适的地区可以就地消化,根本不需要建管网。陈卫东则指出,管网建设有利可图,目前有很多民营企业都想进入,可以部分参照建高速公路的办法,“谁投资谁受益”,不需政府投入。
  陈卫东也认为,技术问题并不是页岩气开发的瓶颈,真正的藩篱是在体制与政策上面。煤层气开发所走过的路,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的煤层气开发进行了15年,直到去年,产量还不到20亿立方米,距‘十一五’规划设定的100亿立方米/年的目标差距甚远。” 陈卫东说。而中国煤层气总资源量高达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
  发展缓慢的原因,陈卫东指出,除了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许多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扼杀了行业活力,如严格的准入限制和采气权与采矿权分离等。
  在页岩气的开发上,陈卫东一直高唱他的“特区”论。他说,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有潜力的地区划出几个“页岩气开发特区”来,把权力和收益多交给地方,多交给投资者,少一些垄断,多一些竞争。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其主角即是上百家中小型石油公司。
  据了解,目前国土资源部已确定6家企业作为招标主体,参与8个页岩气区块的竞标,招标区块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贵州和重庆境内。国土部油气中心副主任张大伟也曾表示,将逐步放开页岩气矿业权,鼓励多种资本投入。
  
  环境风险之争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某位居民竟点燃了家中厨房里的自来水。这是去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环保纪录片《天然气之地》中的一幕。该片在美国国内曾引起强烈反响,导演乔西·福克斯称,页岩气开发已使美国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
  如同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开采页岩气也有着无法忽视的环境风险,而风险主要源自页岩气的“压裂开采法”——在几千英尺的地下,一种由水、砂、化学制剂等物质混合成类似“鸡尾酒”的液体,会在高压作用下向岩石喷射。天然气会从被裂解的岩石中逃逸出来,被导回气井表面。
  此外,页岩气开发对用水量的需求也很大。以巴耐特页岩为例,钻井的平均用水量为182吨/口井,而使用压裂法平均每口井要消耗高达13650吨的水。
  根据美国环保署(EPA)发布的信息,尽管压裂液的99%都是水,但由于液体总量太大,使得每个矿井中那1%的成分其实相当于57000升化学物质。在回抽之后,仍有85%以上的浆液留在地下。
  2010年初,美国一家名叫环境工作组(EWG)的NGO发布报告称,油气公司往水平压裂矿井中注射了石油蒸馏物,包括煤油、矿物油及其他石油副产品,它们都含有高浓度的苯,这是已知的致癌物质。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石油专家康玉柱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压裂技术即使在常规油气开采中也有使用,对此,石油公司有严格的后续处理技术和程序。
  2011年3月,美国环保署出资600万美元深度研究页岩气压裂开采法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据称该研究将持续两年,这是美国首次开展此类研究。
  除了对环境的污染,页岩气的碳排放也遭到人们的质疑。美国康奈尔大学罗伯特·哈沃斯研究小组于今年4月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称,较之煤炭,页岩气将对气候变化产生更大影响。这是因为,在页岩气的开采过程中,有大量甲烷释放到环境中,而甲烷则是一种温室效应极强的气体。根据美国政府和行业数据,页岩气井所泄漏的甲烷至少比常规井多1/3,有些甚至会多出2倍。
  但在罗伯特·哈沃斯的研究结论发表1个月后,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GWPF)随即发布了一份为天然气正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页岩气是一种“储量丰富、廉价且对环境友善的能源”。这份报告驳斥了哈沃斯报告中的数个观点,认为哈沃斯得出的结论很多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缺乏事实依据,所以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争论也许还将继续,但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已经起步。正如美国洲际交易所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所说,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环保组织都应对潜在的环境风险心中有数,只有开采前的环境影响评估、开采后的监管都到位,才能有效预防风险。
其他文献
这不是铃木忠志第一次来中国,却是最特别的一次。这次他主动向东道主提出来,要带上自己的利贺剧团成员,在北京郊外排一场戏。  10月底的北京郊区,晚上已经至零度。这时候在露天演出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拗不住铃木的热情,位处北京密云县古北水镇最高处的露天长城剧场为此加紧了装修,为迎接它的首演嘉宾——日本铃木利贺剧团SCOT(Suzuki Company of Toga)。  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重要
去年4月5日,北京某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了一名刚出生71天的婴儿,这个出生时不到1公斤的早产儿被败血症、贫血、低血糖、高痉挛等多种疾病折磨。21天后,另一名刚出生的早产儿也被送到了同一重症监护室,后者出现了呼吸困难并逐渐加重等症状。  医生在两名婴儿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同一种“新型”病原真菌“耳念珠菌”。因其对一种或多种抗真菌药物具有耐药性和高达60%的死亡率,耳念珠菌又被称为“超级真菌”,它以
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恰好也是成都“五大兴市战略”实施关键年。  2月24日至25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成都市委举行十二届三次全会,在明确了深入实施“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之后,首先将此前提出的“五大兴市战略”进行了“提升”。  全会明确,为顺应中央和省委最新要求、发展形势最新变化以及群众最新期待,市委决定对“五大兴市战略”进行完善和提升,把“产业倍增”战略完善为“
朝鲜半岛危机是克里首访亚洲三国的一个核心议题。   4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离开日本回国,完成其上任后的亚洲“首秀”。  克里此次亚洲行为期三天,首站抵达韩国,次日访华,最后一站选择日本。与以往其前任访问亚洲行程相比较,克里此番出访顺序安排颇有意味。  “首访韩国凸显朝鲜半岛局势是其最紧迫要处理的议题;中国在其行程中相对最重要;日本则可供其作汇总式表达。”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对《中国新
“他们沿着北南公路,坐大巴到金刚山。”朝鲜金刚山观光旅行社的导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2019年2月13日的一次特殊带团经历,团员来自韩国,“头一天,我带着他们去了九龙渊,第二天早上,他们还早起看了日出。”  据朝中社报道,2019年2月12日至13日,朝韩及海外各阶层团体参加的履行北南宣言2019年迎新联欢会在金刚山举行。  作为朝韩两国旅游合作的最重要项目,在此前,随着两国关系的冷热交迭,金
到了这个年纪,终于也可以冒充老江湖。有一天,在群里,后进的实习生请教了小瑟不少问题,然后,小孩诚恳地问:“前辈,怎么才能克服寂寞?”  刹那间,涌上嘴边的是各种插科打诨的答案:洗冷水澡、看健康书籍、穿宽松内裤……但她终于老老实实答:“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克服过。”  下夜班后,搭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可能是一天都以饼干果腹上了火,也可能是吸了太多二手烟,抑或听够了那些亲爱的贱人在秀恩爱,另一些大妈在絮
历时234天,漂流里程5490公里。在2015年,一个叫闪米特的中国男人一个人漂完了黄河全程——这让他成为首位被《美国国家地理》纳入十大探险家之列的中国探险者  历时234天,漂流里程5490公里。在2015年,一个叫闪米特的中国男人一个人漂完了黄河全程,并一路在沿岸进行了包括宗教、水污染、土地沙漠化、教育、经济和疾病在内6个方面的调研,写下了3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这让他成为了2016年度《美国国
邓小平曾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  当我们为中纪委揪出一个又一个腐败国企官员而鼓掌时,或许更应该思考:应该如何完善国有企业的监管制度。  6月5日,中国电信漳州分公司原总经理、党委书记李浪成为《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以来不完全统计的被查国企高管名录中的第47个名字,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从2013年起,国企高管落马渐成趋势,步入2014年,更有集中发力
钮承泽。摄影/董洁旭  钮承泽的口音几乎没有台湾腔,但也不是北京胡同式浓重的儿化音,而是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带有些八旗子弟的余韵。这样的口音,我们经常会在由常枫或者赵雷演绎的那些、由外省移民第一代拍摄的台湾老电影中听到。  而据他自己讲述,“我小时候的口音更加京腔,后来读书为了融入大众,才刻意学了些台湾口音。”  近日,由央视制作播出的、探寻家族历史的纪录片《客从何处来》第二季播出,在节目中,钮承
2013年11月25日上午9时许,赵逸男所乘坐的飞机刚从北京起飞,就得到消息,李克强总理马上要召开出访准备会,专机上的媒体记者可以去旁听。  赵逸男是《中国日报》的经济部记者,这是她第一次作为随团记者跟随李克强总理出访。“我当时还有点纳闷,怎么刚上飞机就开会。”赵逸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时政报道记者翟磊则对此已经感到习惯。这是他在2013年第三次作为随团记者跟随李克强总